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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維北伐失敗之謎作文
蜀國丞相諸葛亮在世時，曾厲行北伐，先后五次進攻魏國。然而受制于種種因素，北伐并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更談不上諸葛亮在《隆中對》中所云：“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的目的。甚至，由于自己操勞過甚，諸葛亮在第五次北伐中病死于五丈原。
這諸葛丞相向來是蜀國的頂梁柱、主心骨，前后擔任丞相十余年，處理國政兢兢業業，使蜀國得以從劉備伐吳失敗的陰影中恢復元氣，重新支起三國鼎立之勢。
可現在丞相駕鶴西去，蜀國無疑又到了“存亡危急之秋也”——語出《出師表》，幸賴費祎、蔣琬等一批賢臣輔佐，才使蜀國之后的十幾年保持穩定的政局，一時無亡國之憂。
不想這國泰民安的形勢反倒激起了一位武將出師北伐的決心，也正是他的一系列無功北伐終止了蜀國安定的國內環境，客觀上加速了蜀國的滅亡。
此人即是諸葛亮深深器重之人：姜維。在《三國演義》中，姜維更是被推崇為諸葛亮的唯一弟子。
那么，姜維的北伐何以遭受比諸葛亮北伐更為嚴重的失敗？是什么原因導致了他所進行的北伐的失敗？
要弄清這個問題，必須首先對姜維的才能來一個充分的鑒定。《三國志姜維傳》援引諸葛亮的話說他“忠勤時事，思慮精密，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諸葛亮素有鑒人之明，除了誤用馬謖之外，其余人等如蔣琬、董允都是一代賢臣，所以姜維自然非庸才。況且話語中所提二人，永南即李邵，曾擔任諸葛亮的治中從事一職，相當于丞相的機要秘書；季常即馬良，荊州名士，深得劉備器重。而今在諸葛亮眼中，姜維的才能卻凌駕于二人之上，足見姜維的謀略與籌劃能力非同一般。
同時，姜維的軍事才能也被諸葛亮稱贊為“敏于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諸葛亮很少對人有如此高的評價，雖只有十二字，卻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姜維對于兵法有著特殊的天賦，說“暢曉軍事”——語出《出師表》——也在情理之中。
姜維在實戰中的一系列表現也頗符諸葛亮對他的評價。蜀漢延熙元年，即公元238年，姜維與蔣琬一同鎮守軍事要地漢中，時間達五年之久，力保漢中無虞；延熙十年，汶山地區少數民族叛亂，姜維前往討伐，很快平定叛亂。之后的歲月，便是姜維北伐的開始，權且擱過一邊不表。
再來看姜維這個人，似乎無論是他的才能還是實戰水平都毋庸置疑，足可以稱得上一名天生的將才。然而，在這位將才背后的，卻是性格上明顯的缺漏。
姜維早年喪父，由母親撫養長大。古時風俗重男輕女，失去父親的庇護，姜維孤兒寡母想必生活艱辛，飽受旁人奚落。在這樣的生長環境下，姜維的性格滲入了大量的爭強好勝的因素。爭強好勝積極的一面是使人發憤圖強，不畏挫折，但其負面影響便是過于強調勝利，不甘為人下。當這一因素施加于為將者的身上，又可變成好大喜功，執念于功名利益。一旦如此，則為將者只重眼前利益，不顧長遠之計；不納良言，一意孤行；不計后果，一味爭勝，直至最后兵敗身死。因而姜維的性格其實早已為他北伐的失敗埋下禍筆，又未能及時糾正，惡果蔓延，既直接害了姜維，又間接亡了蜀國。
關于這一點，《三國志》引裴松之注一針見血地描繪出姜維“為人好立功名”，“負其才武”。又記載姜維本是魏將，后被諸葛亮收降，歸順蜀國，卻也與身在魏國的老母就此分離。母子倆并不是沒有機會在亂世中重逢，特別當姜維老母親自寄給姜維一封書信時，勸其歸家之意昭然于字里行間。然而，此時身在蜀國的姜維卻作書回復道：“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
古代社會儒學傳播深遠，儒家之“忠孝”二字為世人所推崇，其中尤以“孝”字為最。但姜維卻明確表示不愿回到老母身邊，甘愿違背“孝道”而獲取功名，此是何等念念不忘于功名啊！
沉浸在北伐中原、完成丞相未竟事業熱潮中的姜維，自然想不到這些，他所盼望的親率蜀軍北定中原的王侯霸業已經深深迷惑他的心智，干擾了正常思維的發揮，逐步淪為性格上的惡果。
延熙十六年，蜀國大將軍費祎被魏國降將所害，這不僅意味著姜維的上級大臣位置出現真空，更間接消除了阻撓姜維“北伐大業”的障礙。歷史的車輪將蜀國推向姜維北伐的時期，等待姜維的或許是躊躇滿志大干一場，但也是個人失敗的開始，畢竟單就姜維的實際才能而言，還遠不足以擔當北伐重任。
事實上，仔細推敲當時蜀國的天時、地利、人和這三方面北伐的重要因素，不難發現姜維之北伐無法滿足其中任何一項的要求。那么，失敗也就在所難免。
天時代表出兵北伐的時機。計姜維北伐從延熙十六年至景耀五年（公元253年——公元262年），在此時間段內，蜀國的盟國吳國處于統治階級爭權奪利的階段，內政不穩；而蜀國的帝國魏國已經于公元249年結束了豪族司馬氏與皇族曹氏的紛爭，開始確立司馬氏執掌大權的政治局面。顯而易見，吳國亂、魏國穩是這時期另兩國的政治特征，完全不符合諸葛亮在《隆中對》中所言北伐時機：天下有變。變者，指的是魏國之變，而聯吳早已成為蜀國的對外方針。縱使其間的幾次北伐能夠抓住魏國淮南地區發生叛亂的機會，也因為吳國的內亂而告失敗。故姜維北伐的時機不逢天時，是其一忌。
至于地利，姜維就更不占優勢。蜀國地處益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省，再加上云南、貴州、陜西等省的一部分地區。四川僻處西南，自古就是閉塞之地。秦朝修五尺道，西漢通使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中原政權與西南地區的聯系，但即使到了唐朝，仍有“蜀道難，難于上青天”之說，由此可見益州之閉塞。身處閉塞的環境中，人的心理狀態也極易走向保守，區別于沿海地區人民特有的開放心理。所謂保守，恐怕也就指的是老子所云“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的境界，通常懷有此種心理的人群更喜歡安居樂業地生活，不受打擾，極其厭惡長時間的戰爭和廝殺。
不僅如此，人民相對保守的心理也會影響到統治者的施政策略，即會采取緩和寬松的統治政策，不崇尚戰爭擴張，不采取嚴刑峻法，單靠人倫道德和寬容法律來維持國家穩定，四境平安。一方面此種統治政策有利于形成穩定的農業生產環境，但另一方面就意味著不思進取，容易導致“偏霸一方”的政治局面——在中國古代歷史上的分裂時期，西南地區都會出現割據政權，很大程度上便是受到地利因素的影響。
現在，姜維北伐妄圖打破這種傳統的偏霸格局，使西南政權反客為主、入主中原，必然得不到本地人民，特別是益州士族的支持。換言之，在一個不適合北伐之地發動北伐，是其另一大忌。
饒是天時、地利都差強人意，憑借最重要的因素人和方面的優勢，或許尚能取得一番成果。譬如諸葛亮的北伐，依靠以諸葛亮為核心團結起來的大批優秀人才，推動北伐向前積極開展。可是到了姜維北伐時，蜀國人才的缺損情況已相當嚴重了。
早年追隨劉備征戰四方的將領盡皆物故，甚至這些昔日威震一方的大將身旁的別將也只剩下廖化、張翼等寥寥數人。其他謀略出眾的文臣基本上也都過世久矣，他們的后代倒是能追隨姜維，卻都是些有勇無謀者，遠不及其父輩那樣才華出眾。因此，姜維北伐的骨干力量只是一群缺少實戰經驗、才能平庸的將領，往往各種行軍事務都由姜維一人決斷，這固然能杜絕優柔寡斷的弊病，但也是軍事專制的導火線，令主將獨斷專行，無法聽取部下意見。
再看看其他兩國人才的情況。魏國適時地誕生了兩位將才：鐘會與鄧艾，也正是此二人領兵滅了蜀國。吳國的第四任水軍大都督陸遜之子陸抗也是文武雙全，更兼老將丁奉英勇無比，老當益壯。可惜這二人后來前者被吳主猜忌，患病而亡；后者恃寵不尊，導致流放，吳國最后的一絲希望就此破滅。吳蜀衰敗跡象已呈，如此則姜維北伐又在人和上犯了一忌。
總而言之，姜維的北伐在天時、地利、人和方面屢屢失手，主帥的才能又無法承擔北伐的重任，終于造成了無可挽回的敗局。
數度征戰北伐，只是象征性地擊敗魏軍，給予魏國的打擊只能用不痛不癢來形容，更談不上任何攻城略地之功！但對于蜀國而言，卻使“百姓凋瘁”——語出《三國志譙周傳》；精銳士卒多陣亡，首都附近兵力空虛；朝廷長期為奸臣黃皓所控制，忠言不聞于朝。種種跡象危害甚劇，僅在北伐后一年，即公元263年，蜀國便遭亡國之禍，煙消云散。姜維北伐失敗之謎
——品三國武將列傳之六
蜀國丞相諸葛亮在世時，曾厲行北伐，先后五次進攻魏國。然而受制于種種因素，北伐并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更談不上諸葛亮在《隆中對》中所云：“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的目的。甚至，由于自己操勞過甚，諸葛亮在第五次北伐中病死于五丈原。
這諸葛丞相向來是蜀國的頂梁柱、主心骨，前后擔任丞相十余年，處理國政兢兢業業，使蜀國得以從劉備伐吳失敗的陰影中恢復元氣，重新支起三國鼎立之勢。
可現在丞相駕鶴西去，蜀國無疑又到了“存亡危急之秋也”——語出《出師表》，幸賴費祎、蔣琬等一批賢臣輔佐，才使蜀國之后的十幾年保持穩定的政局，一時無亡國之憂。
不想這國泰民安的形勢反倒激起了一位武將出師北伐的決心，也正是他的一系列無功北伐終止了蜀國安定的國內環境，客觀上加速了蜀國的滅亡。
此人即是諸葛亮深深器重之人：姜維。在《三國演義》中，姜維更是被推崇為諸葛亮的唯一弟子。
那么，姜維的北伐何以遭受比諸葛亮北伐更為嚴重的失敗？是什么原因導致了他所進行的北伐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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