輝煌一時的墨家緣何走向衰落歷史作文

輝煌一時的墨家緣何走向衰落歷史作文

　　墨子

　　春秋戰國時期，思想學術界百家爭鳴。當時學者以儒墨并稱，非儒即墨，二家并為顯學。然而盛極一時的墨家學派，在秦漢之后幾乎銷聲匿跡了。作為墨家學派創始人的墨子，其生平事跡已經開始變得模糊，或者說遭到漠視。司馬遷在《史記》中為孔子、孟子、荀子、老子、莊子、韓非子等人皆立傳記，僅在《孟子荀卿列傳》的最后對墨子附以24字的內容，簡略不備而又含糊不明。此外，孫詒讓又據諸書所載統計墨子弟子、再傳三傳弟子、不詳傳授系次者等共三十余人（《墨子后語上墨學傳授考》），其中絕大多數人之事跡已經湮滅。在秦漢之后，墨家幾乎再無傳人。

　　從墨家學派的著作來看，《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所列諸子十家中，墨家著作僅存6家，為最少。漢唐以來直到清朝之前，對其之研究幾乎為空白，這與儒、道、法諸家注疏眾多的情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除《墨子》外，《漢志》所載墨家著作尚有五家：《尹佚》二篇、《田俅子》三篇、《我子》一篇、《隨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隋唐時期存世的墨家著作有《墨子》十五卷、《胡非子》一卷、《隨巢子》一卷，《尹佚》《田俅子》《我子》皆已亡佚（據《隋志》，梁有《田俅子》一卷，則其應亡于梁后隋前）。《宋史藝文志》則僅著錄《墨子》十五卷，《胡非子》《隨巢子》亦已亡佚。

　　理想與實踐沖突中的停滯不前

　　盛極一時的學術流派突然衰落，這是一個頗有意味、值得深思的問題，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略窺其原因。

　　首先，就其根本而言，墨家的學說過于理想化，或者說就是一種空想。墨家思想有著十分嚴密的邏輯關系，其最根本的主張是兼愛，幾乎一切觀點與主張皆由此生發：因兼愛而非攻，反對戰爭；物質財富是有限的，少數貴族的奢侈生活必然會導致下層民眾的貧困，故主張節用、節葬、非樂；儒家禮制的繁瑣與用度之多又與此相沖突，故墨家非儒；尚同與尚賢是墨家的為政之本，是針對當時天下混亂的形勢而提出的政治綱領，其實質也是為了貫徹其兼愛的主張。如《墨子尚賢下》講為賢之道：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

　　那么，作為其出發點與立足點的兼愛，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主張呢？墨子認為，天下一切混亂君臣、父子、兄弟之矛盾，盜賊，大夫之間、諸侯之間的攻伐皆起自不相愛。解決的辦法是，使天下兼相愛、交相利，愛人無論父、兄、君、弟、子、臣若愛其身，視人之室、家、國若其室、家、國，則可消滅一切禍亂之源頭。（《墨子兼愛》）但正如《漢志諸子略》墨家類小序所云，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這種無差別、一視同仁地愛一切人的主張顯然不符合人性發展的實際，也忽略了宗法制度、血緣關系的社會現實，墨子所設想的理想社會圖景可望而不可即，不可能實現。

　　其次，一種學說往往包含兩個層面的內容，一是思想層面，二是實踐層面。在先秦諸子中，墨家比較有影響的多是實踐性的主張，但其思想的深度不足。因此，一旦在實踐層面上沒有出路，這種學說也就失去了發展的空間。秦漢之后，中央集權制度建立，社會環境發生變化，墨家的主張不符合新秩序的要求，幾乎完全失去了存在的基礎，因此走向衰落；而同為顯學的儒家學說則恰恰相反，獲得了空前發展，二者命運迥然不同。

　　同時，墨家的主張對人在實踐上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這往往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莊子對墨子的.人格非常欣賞，稱贊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但他仍客觀地指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后世之墨者，必以自苦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莊子還評價墨家非樂、節葬、節用諸說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于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對于人的要求實在太高了，他自己雖能做到，但無法為天下人普遍接受，所以實際上恰恰偏離了圣人之道。

　　最后，一種學說要想獲得長久的生命力，必須不斷地完善與發展。春秋戰國時期的各家學術流派，如儒家、道家、法家等，其學說都不是停滯不前的，而是不斷地注入新的內涵。除創始人外，還不斷涌現出重要的代表人物，使本學派的理論有大的推進，如儒家的孟子、荀子，道家的莊子，法家的韓非子，等等。反觀墨家，墨子之后并沒有出現特別有影響的人物，也沒有提出超越墨子的理論與學說。所以，不能與時俱進，也是墨家學派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

　　各引一端與崇其所善

　　并置下的當代繼承

　　墨家在中國古代社會的衰落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不能簡單、片面地分析。同時，對于墨家的思想與主張，無論是贊同還是批判，都不能脫離當時的社會現實。春秋戰國諸子學說的提出，都是建立在諸侯紛爭的混亂社會背景下的，其說紛紜，其指歸則一，即試圖為當時的社會與時代尋找出路。

　　評價墨家的主張，一味地指責是斷然不對的。比如，有人認為墨家過分強調人的生存需要，排斥甚至否定人的其他社會需要，這樣的分析脫離了時代與現實，是不可取的。墨家提出節葬、節用、非樂等主張，在春秋戰國時代都是有意義的，只是不能普遍應用于每一個時代而已。同時，節葬、節用、非樂，再加上兼愛、非攻等這些主張，其合理的成分對于現代社會的建設與發展仍然有借鑒意義。所以，在審視先秦諸子時，我們既要看到其由于各引一端而產生的弊端，又要看到其崇其所善的長處。當然這都應該立足于當時的社會歷史環境。

　　墨家學派雖然衰落了，但實際上墨子學說頗為后期其他學派學者如惠施、公孫龍、孟子等人所吸取。晉魯勝《注〈墨辯〉敘》曰：墨子著書，作《辯經》（即《經說》上下篇）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別名顯于世。此外，《墨子》中還有一部分內容涉及邏輯學、自然科學（如力學、光學、幾何學），以及軍事上的城守問題，具有邏輯學史、科學史與軍事學史的價值。

　　墨家學說在沉寂了兩千年后，至清代重新引起學者的重視，畢沅、王引之、王念孫、俞樾等學者對《墨子》進行了整理與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而清末學者孫詒讓，對《墨子》做了全面的考校、疏解，綜采諸家，撰《墨子間詁》十卷、《墨子目錄》《墨子附錄》各一卷、《墨子后語》二卷，為墨家之最大功臣。在清代學者工作的基礎上，現代的墨家研究更加走向深入和全面。我們研究、了解墨家學派的歷史，對當代文化的建設與發展具有啟示意義；而消化、吸收墨家學說中的豐富的思想、文化遺產，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創新發展，仍具有很強的現實與長遠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