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蟋蟀文化散文

時間:2021-08-03 14:39:58 散文雜文 我要投稿

關于蟋蟀文化散文

  散文是一種抒發作者真情實感、寫作方式靈活的記敘類文學體裁。“散文”一詞大概出現在北宋太平興國(976年12月-984年11月)時期,接下來就由小編帶來蟋蟀文化散文,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關于蟋蟀文化散文

  蟋蟀引起古人的注意和觀察那是很早的事情了,在兩千五百多年前的《詩經》中就有《蟋蟀》之篇。那個時候,人們就已經觀察到秋季轉涼,蟋蟀入堂的自然規律,留下了“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之類的詩句。

  漢朝初期成書的《爾雅》,把蟋蟀釋解為蛬,亦寫作蛩,蛩是指蝗蟲一類的昆蟲。漢魏時期,人們稱蟋蟀為吟蛩,即善于吟叫的蝗蟲。魏晉時代,則常稱蟋蟀為促織,亦稱之為趨織。其音皆與今俗稱之名蛐蛐相近。促織、趨織、蛐蛐的得名都是因為蟋蟀的鳴叫之聲而起的。從訓詁學角度考慮,促織、趨織、蛐蛐皆為同音轉化而來。人們從蟋蟀的得名可知,這小小昆蟲之所以能引起人們的興趣,起初并非因為它們好斗,而是由于它們那悅耳的音樂般的鳴叫聲。

  蟋蟀的鳴叫聲,在不同境遇的人們心目當中,往往能引起人們不同的感受。婦女們聽到蟋蟀的鳴叫聲,就會想到秋氣轉涼,仿佛蟋蟀的鳴叫聲是在催促她們趕緊織布,縫制寒衣了。深宮佳麗,異鄉游子們聽到蟋蟀的鳴叫聲,就會感覺著其聲如泣如訴,切切凄凄。杜甫就曾經觸景生情的感嘆吟詠:“促織甚細微,哀音何動人!”

  人們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畜養蟋蟀,靜靜地聽其鳴叫聲音的,這已經難以稽考了。現在可見的最早的是五代人王仁裕所書寫的《開元天寶遺事》,書中說:“每至秋時,宮中婦妾輩,皆以小金籠捉蟋蟀,閉于籠中,置之枕函畔,夜聽其聲。庶民之家皆效之也。”宋代人顧文薦《負曝雜錄》中說:“鏤象牙為籠而畜之,以萬金之資付之一喙”。斗蟋蟀之風是否是從此開始的呢?他又說:“其來遠矣。”遠到何時?他沒有詳細解說。

  現在有些昆蟲學家、文化史家,認為斗蟋蟀當始之于唐朝的開元、天寶年以前,雖然沒見什么書中說過,但也未必民間就沒有這種事情。因為從當時長安斗蟋蟀的盛況來看,不可能是在短期之內發展起來的一種民俗游戲。因此可以說,斗蟋蟀迄今至少也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了。

  南宋在斗蟋蟀史上是最著名的時代。那個時候斗蟋蟀已經不僅是限于京師,也不僅是限于貴族豪門,一些市民百姓,甚至就連一些僧尼閑來無事也喜歡斗蟋蟀取樂。相傳活佛濟公就曾經為了自己養的一只名叫鐵槍的大蟋蟀死了而倍感傷心,并為之安葬,還作悼詞、祭文以作紀念。甚至一些喜歡養蟋蟀的人,蟋蟀死了之后,把養蟋蟀的用具都一起埋葬。鎮江南宋古墓中就曾經出土過這類蟋蟀籠子。當時文壇、畫場,以促織為題之作,連篇迭踴,盛況空前,足觀一代之風尚。美國大地自然博物館里藏有一幅兒童斗蟋蟀情景的中國畫,就是南宋時期的產物。

  南宋出了一位有名的蟋蟀宰相,即南宋將亡之際的權相賈似道。賈似道不以軍國為重,政無大小,什么事情都在西湖葛嶺的私宅里裁決。襄陽被蒙軍圍攻了好長時間,他竟然隱匿不報,也不派兵全力援救,整天就在家里與群妾斗蟋蟀玩。作為一代權相,斗蟋蟀誤國,落得個千古罵名。然而作為一個斗蟋蟀的愛好者,他卻積累總結了一些實踐經驗,編寫了世界上第一部關于蟋蟀研究的專門著作《促織經》,這本書堪稱是中國昆蟲學研究的開創者之一。《促織經》原著早已經失傳,現在見到的是明朝人周履靖的續增本。全書洋洋萬言,詳細地介紹了捕捉、收買、喂養、斗勝、醫傷、治病、繁殖蟋蟀的方式方法,對于昆蟲學史的研究,亦不失為是一份難得的史料。

  明清兩代歷時五百四十多年,斗蟋蟀之風經久不衰,尤其以明朝宣德年間最為盛,因為其間出了一位酷好斗蟋蟀的皇帝,歲歲有征,民不堪擾。為進貢一頭蟋蟀而傾家蕩產,家破人亡的事情出現不少,可謂是中國民俗蟋蟀文化史上的血淚篇。清代文學家蒲松齡,精心地將這種畸形的社會現象寫成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說,《促織》。這篇小說入木三分地揭示出了封建社會的黑暗和統治者的昏庸荒誕,堪稱是一篇蟋蟀佳作。

  賈似道的《促織經》問世以后,明清兩代有關蟋蟀的專著又相繼出過多部。例如明代劉侗著的《促織志》,清代石蓮寫的《蟋蟀秘要》,朱翠庭編輯的《蟋蟀譜》等等,等等。這些著作,大都是以賈似道的《促織經》為基礎而編寫成的。近代李石孫、徐元禮等人又編輯出版了一部集大成之作《蟋蟀譜》,全書十二卷,為盆圖一卷,卷首一卷,譜十卷。這本書的內容,仍然是沒有突破前人的窠臼。

  縱觀歷史,北京斗蟋蟀之風可謂是源遠流長,在明清時期的一些文獻當中都有記載。例如,明朝袁氏的《畜促織》中說:“京師人至七、八月,家家皆養促織。”清朝潘榮陛的《帝京歲時紀勝》中講:“都人好畜蟋蟀,秋日貯以精瓷盆盂,賭斗角勝,有價值數十金者,為市易之。”

  清朝的王公貴族,是在入關后才開始嗜好斗蟋蟀的。每年秋季,京師就架設起寬大的棚場,開局斗蟋蟀。牽頭的是織造府,因蟋蟀有促織之名,也就隸屬于他們的管轄范圍之內了。織造府發表告示規條,興師動眾,北京城則成了一座以斗蟋蟀為樂的大賭城。

  解放前,北平廟會上的蟋蟀市場,攤販少則幾十,多則數百,人來人往,熙熙攘攘。一入秋天,京郊周圍田地、草叢、亂石堆和廢墟當中,撲捉蟋蟀的人,老少皆有,成群結伙,興致之濃,不亞于打獵和釣魚。北京平民百姓斗蟋蟀大多數都是屬于游樂性質的。據一些北京老人們回憶說,早年規定以二十四罐為一桌,即一組。斗前先比較雙方蟋蟀的體型大小,如同現在的.拳擊比賽,不是同一等級的不相斗,蟋蟀的個頭大小相當才能放入盆中一決雌雄。斗蟋蟀多數以月餅、花糕、水果等食品為賭注,勝利一方的主人及圍觀者均可以大飽口福,以求一樂。

  斗蟋蟀的游戲大約從唐朝開始,一直延續到近代。由于種種社會原因,前幾十年,社會上斗蟋蟀的游戲幾乎漸近絕跡。自從改革開放之后,尤其是近幾年來,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娛樂活動的多樣化,民間斗蟋蟀的古老風俗又復發起來。據說上海已經出現了幾萬人參與的蟋蟀市場,天津、濟南等地的一些城市也都先后建立起了蟋蟀協會,組織斗蟋蟀大賽,斗蟋蟀已經不是少數人的手段了,已經和釣魚、養鳥、種花一樣成為廣大人民群眾彼此交往、陶冶性情的民俗文化生活,或可稱之為具有中國特色的蟋蟀民俗文化吧。

  蟋蟀文化,說到底不是蟋蟀的文化,而是人類歷史的社會文化,如何看待這種社會文化,反映的是我們如何看待歷史。中國是一個多元化的國家,是一個富有深厚底蘊的國家,蟋蟀文化作為華夏古老的文化之一,有它的起源和發展史,自然也就有它存在的理由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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