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臺散文文化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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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臺散文文化是什么
曾經有一個特別難忘的場合，作為臺北市首任文化局長的我被要求當場“簡單扼要”地說出來，“文化是什么？”
1999年9月，第一次以官員身份踏進臺北市議會，開始了長達四個月的質詢期，每天坐在議會里四五個小時接受議員輪番問政。議員發言多半用一種怒吼咆哮的聲音，透過麥克風擴大音量，耳朵嗡嗡作響。一天下來，我總是在半暈眩的狀態下回到辦公室，再批公文到半夜。交通局長原是臺大教授，他說他的癥狀是胃絞痛，嘔吐。
到了12月底，事情變得迫切了，因為預算必須完成“三讀”通過，1月份開始的政務才能執行。咆哮了四個月的議會為了要表現“戮力為公”，很戲劇化地總是拖到12月的最后一兩天再以“通宵不寐”的方式審查預算，從下午兩點開始連審24小時或48小時。在這個過程中，52個議員可以分批輪流上陣，回去小睡一場或者吃個酒席再回來，每個局處的首長官員卻得寸步不離地徹夜死守。
我坐在大廳一隅，看著窗外冬夜的雨濕濕地打在玻璃窗上，嘁嘁作響，覺得全身徹骨的寒意。
就在這樣的一個陰冷寒濕、焦灼不安，而且荒謬透頂的凌晨3點鐘，我突然發現“龍應臺局長”被喚上了質詢臺，為臺北市的文化預算辯護。一個議員，剛從外面進來，似乎喝了點酒，滿臉紅通通的，大聲說，“局長，你說吧，什么叫做文化？”
對著空蕩蕩的議事大廳，冬夜的凌晨3點，臺北市文化局長說：
文化？它是隨便一個人迎面走來，他的舉手投足，他的一顰一笑，他的整體氣質。他走過一棵樹，樹枝低垂，他是隨手把枝折斷丟棄，還是彎身而過？一只滿身是癬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憐憫地避開，還是一腳踢過去？電梯門打開，他是謙抑地讓人，還是霸道地把別人擠開？一個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綠燈亮了，他會攙那盲者一把嗎？他與別人如何擦身而過？他如何低頭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帶？他怎么從賣菜的小販手里接過找來的零錢？
如果他在會議、教室、電視屏幕的公領域里大談民主人權和勞工權益，在自己家的私領域里，他尊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嗎？他對家里的保姆和工人以禮相待嗎？
獨處時，他，如何與自己相處？所有的教養、原則、規范，在沒人看見的地方，他怎么樣？
文化其實體現在一個人如何對待他人、對待自己、如何對待自己所處的自然環境。在一個文化厚實深沉的社會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茍且，因為不茍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別人———他不霸道，因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奪，因為不掠奪所以有永續的智能。
品位、道德、智能，是文化積累的總和。
那微醺的'議員事后告訴我，他以為我會談音樂廳和美術館，以為我會拿出艱深的學術定義。
我當然沒有，因為我實在覺得，文化不過是代代累積沉淀的習慣和信念，滲透在生活的實踐中。
粉墻下一株薔薇
凌晨3時的議會其實不容許我把話說得透徹；否則，我想我會慢條斯理地繼續說：
胡蘭成描寫他所熟悉的鄉下人。儉樸的農家婦女也許坐在門檻上織毛線、撿豆子，穿著家居的粗布褲，但是一見鄰居來訪，即使是極為熟悉的街坊鄰居，她也必先進屋里去，將裙子換上，再出來和客人說話。穿裙或穿褲代表什么符號因時代而變，但是認為“禮”是重要的──也就是一種對自己和對他人的尊重，卻代代相傳。農婦身上顯現的其實是一種文化的底蘊。什么叫底蘊呢，不過就是一種共同的價值觀，因為祖輩父輩層層傳遞，因為家家戶戶耳濡目染，一個不識字的人也自然而然陶冶其中，價值觀在潛移默化中于焉形成，就是文化。
小時候我住在臺灣農村，當鄰家孩子送來一籃自家樹種出的棗子時，母親會將棗子收下，然后一定在那竹籃里放回一點東西，幾顆芒果、一把蔬菜。家里什么都沒有時，她一定將籃子填滿白米，讓鄰家孩子帶回。問她為什么，她說，“不能讓送禮的人空手走開。”
農村的人或許不知道仲尼曾經說過“爾愛其羊，吾愛其禮”，但是他可以舉手投足之間，無處不是“禮”。
希臘的山從大海拔起，氣候干燥，土地貧瘠，簡陋的農舍錯落在荊棘山路中，老農牽著大耳驢子自橄欖樹下走過。他的簡單的家，粉墻漆得雪白，墻角一株薔薇老根盤旋，開出一簇簇緋紅的花朵，映在白墻上。老農不見得知道亞里斯多德如何談論詩學和美學，但是他在刷白了的粉墻邊種下一株紅薔薇，顯然認為 “美”是重要的，一種對待自己、對待他人、對待環境的做法。他很可能不曾踏入過任何美術館，但他起居進退之間，無處不是“美”。
在臺灣南部鄉下，我曾經在一個廟前的荷花池畔坐下。為了不把裙子弄臟，便將報紙墊在下面。一個戴著斗笠的老人家馬上遞過來自己肩上的毛巾，說，“小姐，那個紙有字，不要坐啦，我的毛巾給你坐。”字，代表知識的價值，斗笠老伯堅持自己對知識的敬重。
對于心中某種“價值”和“秩序”的堅持，在亂世中尤其黑白分明起來。今天我們看見的巴黎雍容美麗一如以往，是因為，占領巴黎的德國指揮官在接到希特勒“撤退前徹底毀掉巴黎”的命令時，決定抗命不從，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保住一個古城。梁漱溟在日本戰機的炮彈在身邊轟然炸開時，靜坐院落中，繼續讀書，思索東西文化和教育的問題。兩者后果或許不同，抵抗的姿態一致，對“價值”和“秩序”有所堅持。抵抗的力量所源，就是文化。
文化需要“政策”？
很多文化人聽到“文化政策”這個詞，會像貓一樣弓起背、豎起毛，眼睛發出懷疑的、警戒的藍光：文化，最需要的不就是自由，絕對的自由嗎？“政策”不正是自由的頭號殺手嗎？
因此，我們必須先界定一下，在現代的國家或城市里，究竟文化政策是什么。
政府，好比一個巨大的機器，數不清、看不明白的齒輪在各個角落里轟轟運轉，各司其職，交通的管交通，工程的管工程，教育的管教育。可是文化滲透在生活的所有層面，有如白糖融之于水，同時文化決定一個社會的整體發展方向，有如鐵軌之于火車，文化要激活勢必要動到機器中所有的齒輪。所以文化政策不過是一套政府機制，以文化發展為目標，將各個“齒輪”所司的大小政策進行整合。透過這一套機制，一個城市或國家的文化愿景清楚浮現，而實現這個愿景的長程規劃，推動策略，執行方法，得以有系統地分析整理出來。重點在于“整合”，因為，這些規劃、策略和執行方法可能一向都在，但是零星散置在政府機器的大大小小齒輪中，或隱藏遺忘，或毫無橫向聯系地各行其是，甚至于，可能彼此抵消而沒人知道。
就工具的層面來說，政府組織結構本身的健全與否就決定了一個城市的發展。工具不對時，猶如橫木入灶，爐火是冷的。譬如說，旅游觀光是文化產業里非常重要的一環，但是，以臺北為例，這個城市的觀光是誰在推動？難以置信的，曾是交通局下屬的一個觀光科。交通局的專業人才對運輸系統和工程管理或許精通，但是對觀光事業，以及觀光事業所必備的人文歷史的內涵、環境氣質的營造、國際行銷的技巧，可能完全外行。當觀光這一項文化事業被放在“交通”這個齒輪中運轉時，觀光的人文面和國際性可能消失而簡化為交通運輸的技術操作。（臺北市政府后來認識到這個缺陷，2002年成立了觀光委員會來統籌業務。）
再譬如說，剛到香港時，我發現這個城市對于古跡和歷史街區的保護意識很弱。地產商業利益像一架巨大推土機，歷史老屋、老街區等著給高樓大廈墊腳。怎么會這樣？檢查一下香港政府的組織架構，很容易就看出端倪：負責古跡保存的部門，是一個層級極低的機構，它矮縮在民政局下面的康樂文化署的再下面。這么低的層級，當然不可能擋得住開發利益的推土機。古跡保護這一個齒輪，只是香港政府大機器里最不重要的一個小零件，古跡保護的成效如何，用膝蓋也想得出來。
就工具的運用而言，齒輪與齒輪之間是絲絲相扣，緊密配合，中間的潤滑作用良好？還是一關死卡一關，彼此互廢武功？
請一只老鼠吃飯，找誰？
政府這個機器的特色是官僚本位主義。什么叫做官僚本位主義？對外，它的思考邏輯是從管理者的角度出發，以管理者的方便為目標。一個例子就足以說明：在很多歐美的城市里，我們到處都看見街頭藝人在大街、廣場、公園里拉小提琴、唱歌、演木偶戲、畫畫，腳下放著一頂破帽子或罐頭盒，行人高興了就把錢往里頭丟，城市洋溢著活潑生動的文化藝術氣息。另外一些城市里卻完全看不見這樣的景象，譬如臺北，為什么呢？
因為大街、廣場、公園，所有的公共空間都有“管理條例”，而所有的管理條例都禁止這樣的演出行為。為什么禁止？因為對于管理者而言，“方便管理”是惟一的邏輯，在這個單一邏輯下，街頭藝人對市場管理處而言，就是違法攤販；對交通警察而言，就是交通阻礙者；對公園處而言，就是破壞公園環境者；對稅捐處而言，用罐頭收錢而不繳稅，就是逃稅者。
官員害怕彈性，因為彈性會帶來額外工作。官員逃避創意，因為創意會帶來額外風險。去掉彈性和創意，躲開額外的工作和風險，只要管理方便，那還有什么比“禁止”更簡單的管理方法呢？至于“禁止”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對人民使用公共空間權利的剝奪，對城市氣氛的壓抑，藝術家的損失等等，不是任何一個部門需要考慮的。這，就是官僚本位主義的ABC。
官僚本位主義在政府機器的內部，以另一種方式呈現：部門與部門之間，壁壘分明，互不相通。一只濕答答的老鼠誰管？答案是，如果它跑到了大馬路上，是交通局的事；若是在人行道上，是養工處的事；竄到學校里去了，教育局管；鉆到垃圾堆里了，環保局管；溜到市場去了，市場處的事。老鼠帶菌？衛生局的事……真要問，你要請一只老鼠來家里吃飯，找誰聯系？沒人管。
所以，你就明白了為什么一個城市沒有街頭藝人。養工處管人行道，交通局管大馬路，公園處管公園，教育局管校園，市場處管市場，這些公共空間的管理者，彼此之間并不溝通。如果你要“解放”這一個城市的公共空間，讓藝人、畫家、詩人可以在天空下表演，放一個小罐頭盒收錢，讓過路的人小小駐足，為實現這么卑微的一點愿望，你知道你得做什么嗎？
你必須把幾十種“禁止”的管理條例拿來，一條一條去“破解”，就是說，促使這一二十個部門進行修法，把每一個管理條例中卡住表演以及收費行為的每一個環節拿掉，而每一個條例的更動，都非同小可：從咨詢協商、提出草案，到草案通過，公布實施，中間有無休無止的辯論和協商過程。讓幾十個條例更動就得跟幾十個部門去磨。官僚本位主義是所有政府的通性，在不同國家里只有程度的差異而沒有本質的不同：每一個部門，只以自己的范圍為終極思考范圍，部門與部門之間協調、對話、合作，在政府的機器里，近乎是“不可能的任務”。（經過三年的磨合，臺北市在2003年通過新的條例，鼓勵街頭藝人的出現。）
而如果政府的機器里根本就沒有“文化”這個齒輪，或者有了以“文化”為名的齒輪，卻又只是個不轉動的裝飾零件，那么對抗或化解這個官僚本位主義就連起點都沒有。要解放空間嗎？要讓藝術進入城市文化嗎？要修改管理條例嗎？由誰發起？由誰推動？
僅僅是想要讓城市的空間容許藝術出現，就要費盡力氣，經年功夫，想像一下更為重大的目標吧：怎么樣讓藝術滲透進入各級學校教育系統？怎么樣讓美感在公共工程的設計里占一個地位？怎么樣讓貧民和弱勢族群也得到文化的權利？怎么樣保護創作者的著作權、維護藝術工作者的工作權和退休保障？怎么樣使文化變成外交項目？怎么樣修改稅制，使文化產業得以與一般商品有不同待遇？甚至于，怎么樣使警察不踐踏文化，使司法尊重文化，使獄吏理解文化？
每一項，都牽涉到部門與部門之間的磨合，每一項，都需要一個巨大的整合力量去進行不同目標的折沖。政府的龐大機器里，如果沒有一個“文化”的齒輪，而且是一個獨立、強悍的非裝飾作用的“文化”齒輪，文化就注定不可能影響到生活里各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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