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書房(1)

葉君健
　　葉君健（1914～1999），湖北紅安人，作家、翻譯家。著有長篇小說《火花》、《自由》、《山村》，散文集《兩京散記》，譯作《安徒生童話全集》等。
　　右邊下半身劇痛不止，已經有兩個多月了。這是癌細胞擴散到了那個部位的癥狀，但我不知道——門診醫生的診斷認為疼痛是骨質增生壓迫神經所引起。我再也忍受不了。一天上午我的大兒媳叫來急救車，把我送進醫院。沒有想到，這一進醫院，就出不來。病情太危急了，非短時間可以解決。我在醫院一住就是半年，初夏時進去，冬天才出來。由于離家時倉促，書房的東西來不及收拾；夏天雨多，房子老舊，許多地方得修補，漏雨房間得空出來整修；不漏雨的房間就堆滿了東西。我那個書房也就亂套了。我從醫院回到院子里來，恍如隔世，對整個環境都感到陌生。再走進我的書房，許多我工作用的文具、稿件、參考書都換了位置，難得找到。這是我辛苦的老伴在我住院期間，怕東西遺失，為我收拾的結果。她根據她的理解，有的東西她分類，堆到一處；另有些東西她捆扎起來，藏到另一處。我慣常的工作規程和秩序就亂了。
　　在我出院前，老伴已經把書房收拾得相當整齊——這也是老伴的苦心，迎接我回家，為我創造一個“舒適”的環境。但我卻產生了一種凄涼、生疏之感。本來，根據醫學常規對病情所作的推斷，我生存的期限大致只有三個月。但我住院一住就超過了三個月以上，而且現在居然還能回到家里來！但看到這種景象，我仍覺得我已經屬于歷史，這些東西也是“遺物”，起紀念的作用。但我卻又活生生地站在它們中間，身體雖然虛弱，可是已經沒有疼痛了。事實上，我活了下來。既然如此，當然就得工作——這是幾十年養成的習慣，成了一種后天的本能，不工作就活不下去。但眼前卻是一片空虛，又好像我的生命已經結束了。現在這里站著的是不是我的幽靈？我環顧一下，又覺得不是，因為周圍的一切，仍是那么熟悉。我的記憶又回到我意識中來。的確，我是在活著。
　　雖然醫生囑咐我，今后得改弦易轍，靜靜養病，不要再走回頭路，埋頭工作。但我在書房——也是我的臥房——里生活了兩天以后，我又覺得精神漸漸好起來，于是故態復萌，又想和周圍環境溶化到一起，重操舊業——再爬格子。這樣感覺，我也就這樣作了。我坐到書桌面前來。書桌靠墻那邊立著的幾本常用的字典、筆記本、地址簿——它們雖然布滿了灰塵，但仍然沒有動。我把它們一一抽出來，撣去灰塵，它們立即露出了本來面目，在我面前攤開。它們已經不是似曾相識，而是老相識了。它們似乎在向我微笑。于是我把它們翻開。那里面我記下的東西，打的符號，又躍然紙上，似乎在對我點頭，在和我對話，提醒我它們和我舊時的交情。我的心情又忽然變得熱乎乎起來了。生存是多么可愛！
　　我再拉開書桌的抽屜。只有這里面的東西沒有動。老伴很細心，意識到這里面是我在工作進行時所留下的手稿——有的完成了，還沒有定稿；有的剛開頭，有的寫到一半停止了。后兩種情況是在我的病況發展到了危急的階段發生的。那時我雖然想忍痛把它們完成——有些已寄出去了的就是在忍痛的情況下完成的，但力不從心，我只好中途擱筆。我現在還依稀能記得當時難過的心情：我已經在預感我的生命將要結束了。這是我過去從沒有能想像到的一種無可奈何的、像世界到了末日的心情。現在我又見到這些長期和我形影不離的伙伴，還在它們這里重睹我留下的注解和筆跡。于是過去伏案爬格子的情景又歷歷展現在眼前。我不禁有點感傷起來，懷念那流逝了的時日。

我并不是以爬格子為職業的人，從沒有當過專業作家。解放前我謀生的職業是教書、當編輯、作記者；我剩余的時間是參加抗日救亡活動——為此我還在日本坐過幾個月的監牢。那是國難當頭、人民受難的時代，只能這樣生活。解放后，由于我掌握了幾門外語，在抗戰期間還有些做對外宣傳的經驗，我被分配到一個對外宣傳的機構當外語干部，這一當就是幾十年，一直到現在。但爬格子是我的真實愛好和興趣。只是在客觀形勢要求下，我別無選擇，得把這些個人的癖好擱到一邊，完成我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應盡的社會責任。但個人的癖好像一種痼疾，它不時要發作，攪得你心緒不寧。沒有別的辦法，我只得隨時隨地抓住機會撫慰它一下，寫點什么，使它暫時平息下來。但這樣作就要求在生活的享受上作些犧性。比如在節假日——甚至過春節——當家人去逛公園或者走訪親朋的時候，我得把自己關在這個小書房里，扣上門，裝做不在家，伏在桌上爬起格子來，當然這也不一定是痛苦的事，因為當我在紙上寫下了我認為是“得意之筆”的時候，我也可以體驗到一種無法形容的快感。
　　現在我翻翻已經久違了的抽屜中的舊稿，又重新發現了一些“得意之筆”，于是我就不由地感到興奮起來，回到當時落下這些“得意之筆”的那種快感的境界中去。多大的愉悅啊！于是，我也就忘記了我剛剛生過一場大病，還須休養。我好像又恢復了過去那種見縫插針、緊抓時間的勁頭和急迫感。這種“習慣勢力”，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果然又鼓動我躍躍欲試，想馬上就握起筆來爬格子。但筆，由于長時不用，里面的膠管也干了，變形了，筆尖也塞滿了墨水干后的沉積物，不服從我的調動了。至于稿紙，我一時還找不著它存放的地點。其他如參考書、辭典等也要重新從書堆中理出來。一切都變了——真是“恍如隔世”。事實上，我自己也好像是剛擺脫死神的手，只是剛回到人間——我的這個小書房。多愉快的感覺啊！我覺得我得重新開始，生命也得重新開始。開始的第一步就是整理出那些被扔進遺忘中的、長時伴我度過那應該享受而卻放棄了的閑空時刻的、在一個斗室里伴我絞腦汁的寫作工具、參考書和辭典。它們也得慢慢地復活過來，重新建立與我的伙伴關系。
　　但人生究竟是短暫的。這種重生的伙伴關系能否恢復，即使恢復后又能維持多久，我不敢想。但我卻想馬上就動手工作，把這些伙伴們請出來，與我再共同重溫那像是屬于前一個世界——一個已經不復存在的世界——的舊夢。這個夢從此刻起我又開始來做，我并且事實上已經進入它的境界，在這境界中我又要開始忘掉了年歲和自己的體力實況。在一些具有豐富世故的人的眼中，這也許是一種荒唐的行徑，但就是在這種行徑中許多文學家、藝術家、哲學家——甚至革命家，度過他們的人生。我想，大概也虧了他們所度過的這種人生，人類世界才有今天這樣的文明。
　　選自《隨筆》，1993年5期

葉君健
　　葉君健（1914～1999），湖北紅安人，作家、翻譯家。著有長篇小說《火花》、《自由》、《山村》，散文集《兩京散記》，譯作《安徒生童話全集》等。
　　右邊下半身劇痛不止，已經有兩個多月了。這是癌細胞擴散到了那個部位的癥狀，但我不知道——門診醫生的診斷認為疼痛是骨質增生壓迫神經所引起。我再也忍受不了。一天上午我的大兒媳叫來急救車，把我送進醫院。沒有想到，這一進醫院，就出不來。病情太危急了，非短時間可以解決。我在醫院一住就是半年，初夏時進去，冬天才出來。由于離家時倉促，書房的東西來不及收拾；夏天雨多，房子老舊，許多地方得修補，漏雨房間得空出來整修；不漏雨的房間就堆滿了東西。我那個書房也就亂套了。我從醫院回到院子里來，恍如隔世，對整個環境都感到陌生。再走進我的書房，許多我工作用的文具、稿件、參考書都換了位置，難得找到。這是我辛苦的老伴在我住院期間，怕東西遺失，為我收拾的結果。她根據她的理解，有的東西她分類，堆到一處；另有些東西她捆扎起來，藏到另一處。我慣常的工作規程和秩序就亂了。
　　在我出院前，老伴已經把書房收拾得相當整齊——這也是老伴的苦心，迎接我回家，為我創造一個“舒適”的環境。但我卻產生了一種凄涼、生疏之感。本來，根據醫學常規對病情所作的推斷，我生存的期限大致只有三個月。但我住院一住就超過了三個月以上，而且現在居然還能回到家里來！但看到這種景象，我仍覺得我已經屬于歷史，這些東西也是“遺物”，起紀念的作用。但我卻又活生生地站在它們中間，身體雖然虛弱，可是已經沒有疼痛了。事實上，我活了下來。既然如此，當然就得工作——這是幾十年養成的習慣，成了一種后天的本能，不工作就活不下去。但眼前卻是一片空虛，又好像我的生命已經結束了。現在這里站著的是不是我的幽靈？我環顧一下，又覺得不是，因為周圍的一切，仍是那么熟悉。我的記憶又回到我意識中來。的確，我是在活著。
　　雖然醫生囑咐我，今后得改弦易轍，靜靜養病，不要再走回頭路，埋頭工作。但我在書房——也是我的臥房——里生活了兩天以后，我又覺得精神漸漸好起來，于是故態復萌，又想和周圍環境溶化到一起，重操舊業——再爬格子。這樣感覺，我也就這樣作了。我坐到書桌面前來。書桌靠墻那邊立著的幾本常用的字典、筆記本、地址簿——它們雖然布滿了灰塵，但仍然沒有動。我把它們一一抽出來，撣去灰塵，它們立即露出了本來面目，在我面前攤開。它們已經不是似曾相識，而是老相識了。它們似乎在向我微笑。于是我把它們翻開。那里面我記下的東西，打的符號，又躍然紙上，似乎在對我點頭，在和我對話，提醒我它們和我舊時的交情。我的心情又忽然變得熱乎乎起來了。生存是多么可愛！
　　我再拉開書桌的抽屜。只有這里面的東西沒有動。老伴很細心，意識到這里面是我在工作進行時所留下的手稿——有的完成了，還沒有定稿；有的剛開頭，有的寫到一半停止了。后兩種情況是在我的病況發展到了危急的階段發生的。那時我雖然想忍痛把它們完成——有些已寄出去了的就是在忍痛的情況下完成的，但力不從心，我只好中途擱筆。我現在還依稀能記得當時難過的心情：我已經在預感我的生命將要結束了。這是我過去從沒有能想像到的一種無可奈何的、像世界到了末日的心情。現在我又見到這些長期和我形影不離的伙伴，還在它們這里重睹我留下的注解和筆跡。于是過去伏案爬格子的情景又歷歷展現在眼前。我不禁有點感傷起來，懷念那流逝了的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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