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郵情的散文
過了那么多年,總也忘不了那墨綠色的郵車,那清脆的車鈴聲,那郵包,那印戳,那黑黑胖胖的于叔叔。
于叔叔的身份,是一個普通的鄉村郵遞員,是一個到過北京人民大禮堂開過表彰會的全國勞動模范,他還有一個身份,是我父親小時候的同班同學。一見到于叔叔,我就會湊過去,拉著于叔叔的郵包,看看郵包里有沒有我家的信和匯款單。
其實,多半的時候是沒有信和匯款單的,父親在南方工作,一個月只發一次工資,哪能經常寄錢呢。
每個月,父親的一封來信,一張匯款單,就是維系他和北方老家的直接“媒質”。母親會把父親的來信一張張粘在墻壁上,當字帖,讓我模仿著父親的字體練字。我也會一遍一遍地給奶奶讀著父親的來信。幼小的世界里,那個當年非常年輕的父親,就是一封封來自南方的書信,一張張單薄的匯款單。好多次,每每接到父親的書信,我都會重復著那句話:于叔叔,你見到我爸爸了吧?他身體還好嗎?他想我們了吧?我傻傻地認為,那一封封來信,是于叔叔直接從父親工作的地方接過來的,他當然有資格、有能力、有機會見到我的父親了。
于叔叔的郵車是一輛永久牌的加重自行車,車子后座是兩個大大的綠色郵包,那一串車鈴聲,在大街的.上空響起時,我和伙伴們就好像豎著耳朵的“小兔子”,紛紛從家中飛出,追著于叔叔,從大街的北頭一直追到大街的南頭,那一抹游動的綠色,綠色后面點綴著的一群孩子,成了街道上最喜慶的風景。
那時,為了方便群眾,郵遞員是把匯款單上的錢直接帶來的,不必親自跑郵局,要領錢時,就要蓋個印戳,我還記得母親的印章,包裹了好幾層布,生怕遺失了。每一次,父親的匯款單一來,母親就快步跑出來領錢,我和小伙伴圍著郵車,久久不肯散去。
那一年是春天,一樹一樹的杏花染紅了屋前屋后,于叔叔的郵車又來了。這一次,我斗膽向于叔叔提了個大大的要求,要他用紅色的印泥給我的額頭上點個紅點點,于叔叔把已經合上的印泥盒重新打開,小心地用手按一下印泥,輕輕地點在我的額頭正中間,其他的孩子也紛紛效仿,可額頭最紅最圓的,還是非我莫屬,那感覺,就像今天乘飛機坐了個頭等艙。以后的幾天里,每到洗臉的時候,我都舍不得把小紅點洗掉。
有一年秋天,太陽剛一露頭,于叔叔的郵車鈴聲又響了,母親催我去大街上,看看有沒有父親的來信或者是打了錢過來。在北方,“匯錢”就說是“打錢”,一個“打”字,突出了郵政的“快速”、“方便”和“直接”。這一次,父親的信和錢都沒有來,奶奶的胃病又犯了,正在衛生所掛吊針,家里正需要錢,我心里寂寂然。
我幼稚地拽著于叔叔的郵包說,請他給我爸捎個話,讓他快點寄錢過來,于叔叔讓我把母親喊過來,從自己貼身的衣兜里拿出了一張“大團結”,說讓我家先應急。手捏著這個十元大鈔,母親眼淚汪汪地連聲致謝。那一次,我沒敢讓于叔叔給我的額頭點印戳,而是懂事地拉著母親的衣襟,像個犯了錯的孩子,低著頭回家了。
其實呀,即便是一封信,一張匯款單,都是一路春雨秋風,跋山涉水而來,能平平安安到達收件人手中,多少郵遞人在忙碌著呢。有人把郵遞員比作是“綠色的鴻雁”,那一只只鴻雁,在漫漫的投遞路上風雨無阻,以心傳心,那流年經轉的時光中,把千萬家的幸福和希冀一并傳遞著。
幾年后,全家搬到了草長鶯飛的南方,和父親朝夕相處,再也沒有接收信箋和匯款單的經歷了。向老家的親人問起于叔叔的近況,才知道他還沒到退休年齡就因病去世了。
如今,紙質的信箋已經成了明日黃花,網絡時代的到來,慢慢地,取代了“郵”字神圣的綠色職能。這年頭,交流有電話,有QQ,有微信,誰還用書信呢。可每每讀到“一行書信千行淚,寒到君邊衣到無”、“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紅葉題詩寄與誰”、“云中誰寄錦書來”、“家書抵萬金”之類的詩句,多少有些悵然和懷念。
在這個電波和網絡給我們帶來異常便利的今天,那溫暖的紙上時光,那遠去的“郵”情,都將會成為心中一份雋永的念想。只希望綠色的郵政張開手臂,能和神奇的互聯網抱成團,且行且歌!
我的童年,那記憶中的郵包、車鈴聲、印戳、那個黑黑胖胖的于叔叔,那馱著愛和希望的郵車,都遠去了,再也尋不到了。她散發出的氣息,成了一首老歌。在一個個涼夏月明,荷風竹露的時刻,我心中藏著的那一絲惆悵,那一寸郵情,總想翻出來,說給懂我的人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