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泉的記憶散文
城市是有記憶的，它把生活在城市里一代又一代的人當作過客，卻把自己的過去和現在留在記憶里，隨著城市的脈搏跳動，然后任由過客口碑相傳。
酒泉就是這樣的一座城市，它在祖國版圖的西部，千里河西走廊的西端，是鑲嵌在荒灘戈壁上的一片綠洲。所以，酒泉的記憶既古老又新鮮，像大漠上打著呼哨的風，來往回旋，只要祁連山的雪水永不枯竭，記憶就會長存。
我就是這座城市的過客。將近四十年前，我在玉門當兵，酒泉是經常流連的地方。那時的酒泉并不大，城中心有一座最早建于晉代的鼓樓，順著鼓樓往東走，不遠就看見右邊有一片用籬笆和鐵絲網圍起的破舊園林。從外向里望去，能看見一口枯井，井臺也并不高，周圍都是枯草，讓人看著凄惶，可就是這口井，將酒泉的歷史清晰地呈現出來，并讓人接近了一個天縱奇才、少年英雄。
枯草颯颯，于是你就聽吧，秋天戈壁的風開始向你吟唱——
那是一個動蕩的時代，河西地區還是匈奴的馴馬場，這個強悍的北方游牧民族常常從這里出發，南下侵劫中原，威脅著漢朝的安全。漢武帝劉徹繼位后，國力恢復，為此劉徹發誓要以軍事手段徹底解決來自北方的威脅，結束被迫向匈奴和親和輸送財物的屈辱歷史。就這樣，一代戰將聚集到了這位帝王的麾下，疆場殺敵，建功立業，其中霍去病成為一顆閃亮的將星。
霍去病當然是立了大功的。他17歲隨舅舅衛青出征，直搗匈奴龍廷；19歲兩次率兵出擊河西，長途奔襲，直抵祁連；22歲參加漠北決戰，飲馬瀚海，封狼居胥。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在古代軍事史上，如此少年英才似乎絕無僅見，而他也留下了“匈奴未滅，何以家為”的千古佳話。
在酒泉的記憶里，霍去病二次出擊河西后，徹底打開了中原通往西域的大門，漢武帝劉徹大喜，立即吩咐賞賜御酒。就在霍軍返回走到酒泉的時候，御酒送到，可是畢竟千里勞軍，人多酒少，霍去病不好獨飲，于是命軍士將酒傾入泉中，然后再汲泉中之水與眾將士共飲，慶祝勝利，歷史由此留下了酒泉的佳話。
對于一座城市的誕生，這是一個血光中的浪漫故事，充滿了勝利者的豪氣，但事實確實如此。自那以后，漢武帝在河西設立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而酒泉作為河西重鎮，絲綢之路經過這里，前行不遠就分為兩道，南道出陽關沿阿爾金山、昆侖山北麓經樓蘭、于闐、莎車到達疏勒；北道出玉門關沿天山南麓經車師、焉耆、龜茲到疏勒與南路匯合，之后翻越蔥嶺前往南亞、中亞、歐洲并最遠抵達地中海沿岸。
有人說這個故事難辨真假，但我卻情愿相信這是歷史的細節，并已經深深刻在了酒泉的記憶里。在陜西咸陽茂陵，霍去病墓前的“馬踏匈奴”石刻就生動地記錄了這位少年將軍的一生事跡。他似乎天生就是匈奴的克星，他率領騎兵遠途奔襲的軍事創舉特別是一生六擊匈奴，殺敵11萬，直至“封狼居胥”，這一巨大功績，成為后世歷代軍人的最高理想。可惜這位少年將軍，年僅24歲因病去世，一代將星就此隕落。
酒泉還記得，同樣是歷史的細節，距霍去病征戰河西整整兩千年之后，晚清重臣左宗棠以64歲高齡抬棺平定新疆之亂，指揮他的湖湘子弟兵克服難以想象的困難，擊敗阿古柏，收復新疆。也許他也有感于霍去病的功績，駐節酒泉期間，他把霍去病的傾酒之泉圍了起來，修建了中國第一座真正意義上的公園——酒泉公園，并動員軍民在河西沿途廣植樹木，被后人稱之為“左公槐”、“左公柳”。我在玉門的時候，大院里就曾有左氏種植的一棵槐樹和一棵柳樹，須兩人才能合抱，蔭庇了半個院子。多年之后，我再來玉門，這里只見高樓成片，古樹已無蹤影。
其實，千里河西不僅是冷兵器時代的戰場，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近代以來這里也是戰事頻繁，特別是上個世紀30年代中期，這里曾經上演了壯烈的一幕。秋風嗚咽，祁連低頭，這是酒泉最為傷感也是最為痛苦的記憶——
紅軍長征在甘肅會寧會師后，紅四方面軍主力和紅五軍團奉中革軍委命令，西渡黃河作戰，旋即，按照中央指示組成西路軍，執行“接通遠方”的任務。自此，這支沒有根據地的紅軍部隊，在河西走廊的狹長地帶，面對數倍于己的馬家軍圍堵，陷入了艱難的征戰之中，最后經鏖戰倪家營，浴血梨園口，終于導致失敗。在酒泉的安西，以李先生等人為首的西路軍左支隊以疲憊之師進行了最后一戰，鮮血染紅了疏勒河水......
是的，我知道，這是一段慘痛的記憶。在河西地區，大部分西路軍戰士拋骨戈壁沙場，魂魄與西風相伴，最后只有少數被營救返回延安，這當中就包括安西突圍后進入新疆的400余人，此外還有一部分戰士流落在甘肅、青海等地。那時，我在河西的任何一個村落，只要看到滿臉皺紋、帶有川陜一帶口音的老漢或婆娘，心中就不由充滿敬意，因為那很可能就是當年紅西路軍的老戰士，在他們身上有著許多令人熱血沸騰的故事。
有一個人，酒泉永遠難以忘記，那是關于一個戰士的經歷，他叫熊國炳。每當想起，酒泉總是難以抑制心中的傷感，伴著西風發出不斷的嗚咽。
熊國炳是四川通江人，那是共和國不該忘記的地方，土地革命時期，通江有4萬多人參加了紅軍，是著名的“紅軍之鄉”。熊國炳曾當選為川陜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后隨紅四方面軍參加長征后，長征結束后奉命參加西征，與陳昌浩、徐向前等人同為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委員，1937年3月西征失敗，與李先生、王樹聲等人組成西路軍工作委員會。在敵軍的圍追堵截之下，熊國炳不幸被俘，他化作伙夫脫離險境，帶著嚴重傷病沿途乞討到達酒泉。從此，熊國炳化名張炳南，流落在河西古城，靠打零工、擺小攤謀生。
酒泉永遠記著1960年10月底的一天。那年的冬天河西走廊格外寒冷，風雪吞噬著酒泉城，熊國炳全家饑寒交迫，實在沒有辦法，他硬著頭皮前往政府申請救濟。遭到拒絕后，他回到寒風刺骨，滴水成冰的街頭，彳亍前行，可是沒走幾步，就蜷臥在酒泉公園的門外，眉須上凍滿霜雪，奄奄一息。當天，這位身經百戰已經62歲的原紅軍高級將領，隱姓埋名20多年之后，閉上了眼睛……
一代紅軍將領竟然在共和國成立后凍餓街頭，這事令人聽來不禁扼腕。多少年之后我翻閱當地的史料，那上面竟然只寫著“去世”或“病死”。我想，明代的商船沉入海底，隔了幾個世紀還會有人千方百計打撈，可是曾經擔任過中國土地革命時期川陜省最高蘇維埃主席、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委員等重要職務的熊國炳，從中國政治舞臺悄然消失卻少人問津，這難道不令人悲哀么？
事實上，西路軍在荒灘戈壁苦戰4個多月，以巨大的犧牲支援了河東紅軍的行動，功不可沒。然而因為政治上的原因，西路軍的歷史在很長時期內得不到應有的評價，致使很多老戰士與熊國炳一樣帶著遺恨離開人世。
老紅軍張庭富曾經擔任過川陜省委第一任婦女部長，長征途中，經徐向前等人介紹她與熊國炳在毛兒蓋結婚，參加西征后因部隊被打散被俘，經人營救逃出，一直流落在高臺，后與他人結婚。這個經歷與熊國炳相似，因傳言妻子在臨澤戰死，他在幾年后經人勸說與一個當地婦女結婚。酒泉與高臺近在咫尺，熊、張兩人至死未能相見。多年前，已經90多歲的張庭富偶然知道了熊國炳從被俘到去世的`經歷，猶如晴天霹靂，老人感慨萬千：“原來他沒有死，我沒有死，近在眼前，都不知道，還各自結婚了，這算什么，是誰造的孽呀？”
當我知道這個故事后，唏噓不已：人真像一葉浮萍，在風雨中顛簸，不知命運會把他帶到哪里。這也是歷史的細節，只是酒泉對此吞吞吐吐，任由城市的過客評說。它也很無奈，政治的風云變幻，有些人、有些事就是在這當中變換著色彩。好在今天酒泉變得更加大度了、氣派了，也更加漂亮了，更樂于在記憶的深處留下一些歷史的細節，就像過去的酒泉公園，如今已經改建成深藏著歷史底蘊的泉湖公園。
我把人稱為城市的過客，我覺得這是很恰如其分的。歷史是弘大深遠的，說人是歷史的過客我覺得有點過，除非少數幾個能夠操縱歷史進程的人，霍去病不算，熊國炳更不算，人畢竟是歷史風雨中的一葉浮萍。
關于漢武帝開疆拓土的歷史，似乎已成定論。而關于西路軍的一段歷史，上個世紀的80年代，在李先生、徐向前等親歷者的干預下，真相才逐步得以澄清。這兩位共和國的功臣，深深懷念著長眠在祁連山和荒灘戈壁上的戰友，他們把自己人生的最后一段思念留在了這里，骨灰撒在了這里，成為大山和戈壁永久的懷念......
我想：歷史其實就是由于這些細節的存在而變得鮮活無比，并進而構成一段一段的整體歷史；人們在對歷史做出評判時，如果有意無意抹殺這些細節，那只能是干巴巴的概念，沒有任何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