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在烽火的年月散文
馬家駿老師的一篇短文（見本博《回望遠村訪王保京》一文），使我想起在“烽火”的年月。那是1960年的一個秋天，我從陜西師大來到禮泉縣烽火公社烽火大隊，是參與修訂公社史《烽火春秋》稿件的。
1958年，我陜西師大畢業，作了中文系《寫作課》的助教，59年下放鳳縣勞動鍛煉一年，60年春回校。正當備課即將登上講臺之時，接到通知，就來到了“烽火”。
領導說：“這次抽調你們來，是為了加強寫作班子的力量，提高稿件質量！”原來，從1960年3月起，由與我同班畢業、也留校做了助教的胡仰光帶隊，已領過兩批數十名學生參與，寫了數十篇稿子。由于寫社史是件新事物，是開始摸索著寫的，大多都是半成品，需要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少走彎路，提高質量。就調來一批“筆桿子”加盟。記得有出版社的陳策賢、王尚均，團省委的李語詞、陜報的袁宗、師大的劉金瑜、張天恩、張運慈、魏志勤、馮延貞、姜繼業、段維沛、段學貴、王施林、李景毅、鄧振旅、高云光、尚高樂、賀貴德等。師大先后有40多位師生參加，是這支寫作隊伍的主力。其中不乏“寫作高手”，如段維沛就是。他常有佳文華章，刊于《西安日報》，令學校文學愛好者傾慕。他就與我住的同屋，于寫作道道，很談得來。
我所住的這個“烽火”，老村名叫白靈宮，是全國勞模王保京的家鄉，禮泉縣北一個不大的村子，有60多戶人家。此地位于涇河岸邊，一抹平地，土質肥沃，風景優美。也有少量溝壑地帶，但林木連片，花繁果茂。還有農技校，水泥廠，磚瓦棚，飼養房，是農林牧副、全面發展的新型農村。
當我看到她時，是滿心的歡喜！心想能在這兒深入生活，從事寫作，倒是最理想的地方。由于我家在韓城，出身農村，熟悉農事，又同說的關中話，是一片溫馨、親切的感覺。
但我去的時候，卻正直“三年困難時期”，偶覺白靈宮的秋天，有點蕭瑟之韻：樹木凋零，落葉嘩嘩，村落大地，有點冷意。還在吃食堂，飯菜一般。在這里改稿，確實有點艱苦。
不過，村民的勞動，生活，還是正常的，可喜的，乃至是熱氣騰騰的。我們住在農民家里，一天可以與他們拉家常，諞閑傳，協和相處，親如一家。
按編委會安排，半天勞動，半天改稿。改累了，或腦子轉不動了，就到野地里、涇河岸散步轉悠一趟，回來再改。因任務緊，時常熬夜。就這樣，我們一直呆到入冬，過年，再春、夏、秋、冬地堅持走訪，改稿、討論，復審，再改。三番五次地改，八遍十遍地改。于是，材料不過關、補充采訪的有；與史實不符，核對復查的有；語言不通俗、打回返工的有；基本不可用、推倒重寫的有……
我承擔的稿件有三篇。《黨的'兒子》和《張德生書記來了》兩篇，均由王保京口述，《鐵水紅心》由外村的李根印口述。雖文章的口述人，署名只有一兩個，但為了寫好一篇短文，寫好一則或幾則故事，是要采訪好多人的，不然，材料挖不到手，其定題，立意，選材、提煉，尤其是人物描寫，氣氛烘托，語言運用等，都是無法下手的。為寫《鐵水紅心》，我走山路，攀登九嵕山采訪當時參與過選礦、采礦、背礦、煉鐵的20余人，獲得了一大堆資料，然后推翻原稿，重新定題，專寫在煉鐵、煉人中成長起來的兩個年輕人。當這個想法得到肯定后，就騎自行車到趙鎮鐵廠住了幾天，還在參觀煉鋼的同時，親手動了長釬，在鋼爐車間感受了一番，才把文章寫起，得到大家的贊揚。真乃“雖苦猶樂”、“先苦后甜”的哦！
最歡樂、最開心的事，是稿子發表在《延河》文學刊物之時。有一位著名作家叫任時增，說的一口陜北話，滿腹經綸，為人隨和。他是《延河》編輯，其任務是專門為刊物選稿。日日夜夜在讀稿，選稿，審稿和改稿。像位主考官一樣，凡寫出的稿件，他說不行，就不行，他說可用，就準用。他來回奔波，往返于禮泉與西安之間，也是很辛苦的。
每當他帶來新的《延河》月刊時，大伙都爭著看。不管是誰整理的，都在一字字地細心看。看著登出的稿子，想著曾多次琢磨過、討論過、甚至動手修訂過的原稿，就像重溫、“欣賞”著自己的文稿一樣。由我整理的那篇《鐵水紅心》，就是在《延河》發表了的，那是許多包括參與口述人在內的共同成果。
這是真正的集體創作！作者是烽火公社的社員，我們只是幫助他們整理文字而已。是一個個真實的故事，是許多烽火人唱出的耕耘之歌，收獲之歌。
寫社史，是新事，是苦事，也是件樂事。
說是有個編委會，點子大家出，文章大家寫，但其主事人，卻是作家李若冰。就像他在西安作協熱心扶植業余作者一樣，他為這本書，付出了艱辛的勞動，每一篇稿件，都是經他親自過目，審訂，甚至改定了的。那時，他掛職在此地蹲點，兼任縣委和公社黨委副書記。這位12歲從涇陽到延安，又在中年從延安回到西安的作家大腕，領其寫作大軍，摸著石頭過河，探索編寫農村史記，并非一件易事，其中難點，可想而知。
記得他從西安常來主持改稿會。每每來時，先把我們寫好的稿子，逐一細讀，然后“備課”，再事“講授”，就跟講課一般。所異者，不是知識“傳授”和技巧“灌輸”，而是提出看法，讓大家討論，然后吸納各種意見，用不斷“總結”經驗的方式，指導此項工作。他一再強調，所寫的事件，必須真實，不能編造，但還要有點藝術性。這個“真實”與“藝術”要相對統一的矛盾，一直困擾著我們，但都在他和大家的摸索、鉆研中，得以比較完滿的解決。這使我們這些初入寫作之門的文學愛好者，受益匪淺。這些寫作之道，是在學校課堂上學不到的，因此大家都很敬慕他，感謝他。
后來，我寫過一篇題為《人格的力量》的文章，有一段《傾心大學生的導師》的內容，就是寫李若冰先生引導青年寫作功績的：
“他與大家一起在田間干活，一起在地頭采訪，一起在黃昏時散步，一起在涇河上渡船，更多的是一起討論、修訂稿件……。為一篇兩三千字的稿子，他一遍一遍地談，一遍一遍地改，使大家學到了許多寫作方面的知識和技巧。看到一篇一篇的稿件在《延河》上發表，一個個都樂滋滋的，那都是傾心并期盼大學生茁壯成長的導師——若冰同志親手教出來的!”據我所感，“最大的收獲是從若冰的創作實踐和言傳身教中，懂得了生活和文藝的源流關系--一個文藝理論上的根本問題。”
而我作為一名大學中文系的青年教師，在工作后期，與東風文藝出版社陳策賢、孔洛、王尚志幾位一起，還拿上印出的初稿，騎車子到柳青、杜鵬程等老作家家里征詢意見，然后又通讀，總修，交編委會最后定稿。
就這樣，在若冰先生的主持下，先后五十余人整整苦干了近兩年的時間，終于在1962年12月出版了。當我1963年見到此書時，異常興奮。見陜西作協副主席、資深評論家胡采為此書寫了長達萬把字的序文，像是“序曲”，而無疑由李若冰參與所寫的《后記》，成了“尾聲”，激動得我逐字默讀，心潮翻滾，因為這畢竟是我們與烽火人經幾百個日日夜夜，一起譜寫的一曲壯麗的田園交響樂啊！
當我翻閱散發著墨香的頁碼時，已是1963年的春季了。那時，我已調至陜西音協。在福音里，我聽到了這曲蕩漾在涇河兩岸的那些熟悉的音樂。
耳旁無聲勝有聲。
有涇河、甘河靜靜的流水聲，有白楊樹嘩嘩作響的沙沙聲，有在田野與村民交談的說話聲，有在家里聽到老大娘的紡線聲，以及雞鳴，狗吠，羊咩，牛叫，馬嘶，還有伴著水車轉動、車輪滾滾的烽火男女的歡笑聲……
我一頁頁地翻閱著，默唱著書中所傳出的每一首歌，是上下跳躍而游弋著的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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