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我的二姐散文
在我童年的記憶里，好像大姐沒在家里生活過，大概在我4、5歲的時候，大姐就出嫁了，真正伴隨我童年的是我的二姐。我6歲開始讀書，在家鄉的大運可畔的一所公辦小學里，二姐那時候13歲，也在那所小學里讀二年級，我一年級，二姐天天陪著我一起上學、放學。二姐腦子笨，加上大姐出嫁以后，家里的一些家務她也要幫助母親做，所以學習成績一直不好，等我到了三年級的時候，二姐還是二年級，我升到四年級了，二姐才三年級，班級里的同學，屬二姐的個子高。后來二姐沒讀完三年級就輟學了。現在二姐的二年級的那么點兒文化，早已和她艱苦的生活歲月一起變成了風煙了。我出生的時候，父親已經37歲了，我剛不滿一歲，我的大妹就出生了，我半歲就失去了母乳的喂養，是我的祖母用稀粥把我喂大的，但是由于嚴重的營養不良，我三歲了還不能站立起來走路，幼年時期我長得很瘦小，6歲讀書，可能是父親不放心，讓二姐和我陪讀的，現在我才明白父親的一片苦心。等我自己能獨立上學了，二姐也輟學了，現在想起來，心里真不是個滋味。
二姐輟學以后，正是大姐和大姐夫在哈爾濱謀生的時候，父親就讓二姐去了哈爾濱。剛剛16歲的二姐也在阿城的一家國營飯店里當服務員，同時在阿城的還有我三姑家的一個表姐，她是在蘇北離婚后一人獨身很艱難，我父親讓她投奔我大姐的，這位表姐后來在哈爾濱的阿城重新組織了家庭，現在這位表姐還在哈爾濱的阿城，已經80多歲了，精神矍鑠。我多次去過她家，她見到我就像見到親弟弟一樣，有說不完的心里話要和我說。就是這位表姐當時在阿城剛剛上班一個月就染上了瘟疫，幸虧她找到了一個工作上了班，住院的費用都是她所在的單位負責的，不然她就會客死他鄉了。這種瘟疫的傳染性很厲害，我不知道和2003年我國發生的“非典”是否一樣的性質，往往是犯病的人有所好轉了，護理她的人又倒下了。表姐、大姐、二姐和大姐夫幾個人在阿城舉目無親，沒有人管他們，他們只有互相照顧。大姐和二姐輪流去醫院護理這位表姐，好在瘟疫沒有把大姐和二姐傳染上，這算是萬幸的。表姐出院以后，她所在的單位正好減員下放，表姐便失去了工作，無奈之下，這位表姐就在當地找了一位喪偶的趕馬車的男人成了家，這位車夫是一位東北人，憨厚老實，沒有文化，在阿城的運輸公司趕馬車。他比表姐的年齡大18歲，好在他對表姐很好，他的前妻留下的四五個兒女都欺負我的表姐，表姐受了不少委屈，無奈之下，這位表姐夫就和我的表姐搬出來單獨過日子了。在這里不再提她了。
在醫院里護理表姐的大多還是我二姐，等表姐出院以后，二姐的工作也失去了，失去了工作就失去了經濟的來源，大姐和大姐夫每月的幾十元工資要養活四口人，日子顯得艱難。表姐結婚以后，二姐仍沒有找到工作，于是，父親就寫信讓二姐回家了。二姐在阿城兩年，回家的時候18歲，第二年就結婚了。
二姐的婆家離我家很近，與我家之間只隔著一條古老而廢棄的河，河水不深，可以光著腳淌著水過去。所以，姐姐隨時都可以回來家看看。
二姐結婚那年，我12歲。記得那花轎把二姐抬走的時候，按照蘇北的風俗，女子出嫁，娘家的兄弟要送轎到半路上的，由于我還小，就有我和我二伯家的大哥倆去送轎。那鄉村里的吹鼓手吹著嗩吶，嘀嘀噠噠的一路上很是熱鬧。后來我一看到張藝謀導演的《紅高粱》那里娶親的場面，我就會想起二姐出嫁時候的情景。
當花轎到了半路的那條河的河邊的時候，嗩吶聲停了，花轎也停了下來。我和我二伯家的大哥走到花轎旁邊，大哥掀起花轎的門簾，我跟在大哥的身后。就在花轎的門簾掀起的那個時刻，我看到坐在花轎里的二姐滿臉都是淚水。
大哥對二姐說：“二姑（蘇北已婚有了孩子的人稱呼自己的弟弟妹妹，都要用自己孩子的口吻），你不要哭了，從現在起，你就是出門的姑娘了，好在離家近，想家了，隨時就可以回來看看。我們回去了，你一路平安。”
二姐用攥在手里的手帕擦了擦臉上的淚水，沒有說話，哽咽著點了點頭。大哥說完話，把花轎的門簾放了下來。吹鼓手和轎夫都挽起了褲子準備趟水過河了。我和大哥站在河邊，看著轎夫抬著花轎在河里淌水過了河，嗩吶聲在河對岸又響了起來，轎夫們重新穿上了鞋整頓好衣褲。花轎又上路了，望著二姐的花轎漸漸地遠去了，我才和大哥往回走。
結婚的時候，二姐才19歲，二姐夫剛剛中學畢業。二姐的婆婆不生育，二姐夫是收養的。收養的孩子更加疼愛，由于當時蘇北相當貧困，大多數人家的孩子都不念書，但是，二姐的公公婆婆對收養來的這個孩子格外的用心，傾其所有也讓他讀書，因此，二姐夫讀完了中學。
三年自然災害的襲擊，把蘇北人置于饑寒交迫的困境之中。許許多多的年輕人都離開蘇北跑到外地謀生。二姐和二姐夫結婚還不到一個月，二姐夫就跟著村里的年輕人一起跑到了福建省建陽縣去修公路去了。留下二姐自己在家里照顧兩位年邁的老人。二姐的婆婆是個小腳女人，走起路來蹣跚地吃力，做不了什么事；二姐的公公是個盲人，什么也看不見，更別說做事了。因此，家里的家務，生產隊里的勞動，里里外外都是二姐一個人操勞，還要照顧兩位老人。二姐夫在福建二年連一分錢也沒寄回家里過。二姐家三間正堂屋，兩間東廂房做廚房，一個土院子，生活極度貧困的情況下，實在是難以度過難關了。（我家的窮親戚多，家家都要兼顧，也只能是杯水車薪。）就在極度困苦的時候，連續的暴雨，二姐家的東廂房倒塌了，幸虧沒有把兩位老人砸死。那個年頭，人連肚子都吃不飽，哪有錢來蓋房子？二姐的公公說，把倒塌的房子上的檁木賣掉吧，也能買點糧食渡過難關。我和我的父親一起杠著那幾根（我才15歲，沒力氣，只扛著一根細的）楠木的屋檁木，到洋河鎮（全國名酒洋河大曲的產地）把那幾根楠木賣掉了，買回了幾十斤高粱，送到了二姐家。這一年，二姐帶著兩位老人總算都度了難關。就在這年的冬天，二姐的`公公在饑寒交迫中去世了。二姐夫遠在福建也不能回來，二姐挖了門前的兩棵大樹，給老公公打了一口棺材，在我父親和鄉親們的幫助下，草草地安葬了這位老人。安葬了公公以后，二姐只身去了一趟福建找二姐夫，不久就回來了，仍然沒有帶回一分錢來，依然和小腳的婆婆倆相依為命，艱難地度日。
文革的爆發以后，全國各行各業停產鬧革命，不久又發生了武斗。這時候二姐夫回到了家鄉，二姐這才算有了點依靠，生活輕松了一些。不久婆婆也去世了，又有了一個男孩一個女孩，家里的生活雖然沒有徹底轉變，但是比起前幾年已經好多了，溫飽的問題基本可以解決了。
二姐家離我家只有一河之隔，我們逃走的消息，她卻也是不知道。和大姐一樣，我們都走了，我們的故居已經易主了，她的娘家的這條路斷了，她怎能不傷心呢！
對于一個出嫁的女人，娘家是她的依托，如果斷了娘家的路，那種內心的痛苦是無法表達的。二姐和大姐一樣，每次接到我從黑龍江寄回去的信，都要讓孩子一句一句地念給她聽，然后像珍寶一樣收藏起來。雖然我在信中告訴她我們一家在黑龍江過著自由自在、溫飽無憂的生活，但是她在接到信以后，也仍然一兩天總是淚水不斷。尤其是我每次回鄉見到我的時候，她那種激動的熱淚就像噴薄而出的山泉，在她的臉上滾動著。
我多次跟姐姐們說：“你們到黑龍江來吧，這么多年也沒有回娘家了。娘家遠了，你們來了，過上個幾個月，再回去，比起我回去要好多了。我回去你們只能看到我一個人，你們來了，能看到黑龍江的全家人，還可以了解我們在黑龍江的情況。”她們也說想到黑龍江來，但是大姐由于孩子多，負擔重，脫不開身，年齡大了，身體也不太好，四十年始終沒有來過。2003年夏天，已經60多歲的二姐，終于踏上了回娘家的路。
當杭州開往齊齊哈爾的列車停靠在齊齊哈爾站臺的時候，已經等候在那里好幾個小時的我，一眼看到二姐挎著一個很大的旅行包走出了檢票口。雖然十幾年不曾見面，她的臉上已經爬滿了皺紋，但她走路的形狀，說話的表情一直是沒有變化的，幾十年前就銘刻在我的心中。她沒有發現我，我上前伸手抓住她肩上的挎包，喊了一聲“二姐”，她回過頭一怔，這才發現是我。
我接過提包：“二姐，我在電話里告訴你什么也不要帶的，路上帶東西不方便，你怎么還帶這么重的包呢？我這里什么也不缺的。”
“沒帶什么的，包里都是你小時候喜歡吃的東西，是家鄉特有的，你這里沒處買去。”二姐很隨便地回答。
聽了二姐這句話，我的心里一陣酸楚，離鄉40年了，我小時候喜歡吃什么，還牢牢地記在姐姐的心中！這就是我和姐姐之間永遠斬不斷的情思啊！
二姐到我家的第二天，就到農村爸爸媽媽的墓地去看望已經沉睡在黑土地的爸爸媽媽，她走到爸爸媽媽的墓地很遠就撲過去倒在墳前，哭得死去活來：“爸爸媽媽，你們的女兒來看你了，幾十年過去了，你們不想家嗎？你們不想你們的女兒嗎？……”幾十年沒回娘家，這次回娘家沒有見到父母，見到的是黑龍江土地上的一座墳墓，她的淚水浸透了父母墓前的土地。那哭聲，震蕩著整個山野，在田野里勞動的人們都放下了鋤頭，遠遠地向我父母的墓地眺望著……。我和幾個妹妹費了很大的勁才把她拉起來回家。
二姐在我這里過了一個夏天，秋天回去的時候，我給她買好了全程的車票，又把我給她的錢幫她收藏好，我也上了車送她300里，一直把她送到了大慶。
在大慶車站的站臺上，我望著緩緩遠去的列車，車窗里伸出一只手，對我不停的搖擺，一雙淚眼在車窗里閃動著……,我的眼睛模糊了，那開往我故鄉的列車消失在我晶瑩的淚花里……。
轉眼間，又有十一年沒有見到我的二姐了，常常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思念之情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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