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的夢經典散文
到市場買東西，也不容易。一要身強體壯，二要心胸寬闊。因為種種原因，我足不入市，已經有很多年了。這當然是因為有人幫忙，去購置那些生活用品。夜晚多夢，在夢里卻常常進入市場。在喧囂擁擠的人群中，我無視一切，直奔那賣書的地方。
遠遠望去，破舊的書床上好像放著幾種舊雜志或舊字帖。
顧客稀少，主人態度也很和藹。但到那里定睛一看，卻往往令人失望，毫無所得。
按照弗羅伊德的學說，這種夢境，實際上是幼年或青年時代，殘存在大腦皮質上的一種印象的再現。
是的，我夢到的常常是農村的集市景象：在小鎮的長街上，有很多賣農具的，賣吃食的，其中偶爾有賣舊書的攤販。
或者，在雜亂放在地下的舊貨中間，有幾本舊書，它們對我最富有誘惑的力量。
這是因為，在童年時代，常常在集市或廟會上，去光顧那些出售小書的攤販。他們出賣各種石印的小說、唱本。有時，在戲臺附近，還會遇到陳列在地下的，可以白白拿走的，宣傳耶穌教義的各種圣徒的小傳。
在保定上學的時候，天華市場有兩家小書鋪，出賣一些新書。在大街上，有一種當時叫做“一折八扣”的廉價書，那是新舊內容的書都有的，印刷當然很劣。
有一回，在紫河套的地攤上，買到一部姚鼐編的《古文辭類纂》，是商務印書館的鉛印大字本，花了一圓大洋。這在我是破天荒的慷慨之舉，又買了二尺花布，拿到一家裱畫鋪去做了一個書套。但保定大街上，就有商務印書館的分館，到里面買一部這種新書，所費也不過如此，才知道上了當。
后來又在紫河套買了一本大字的夏曾佑撰寫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就是后來的《中國古代史》），也是商務排印的大字本，共兩冊。
最后一次逛紫河套，是一九五二年。我路過保定，遠千里同志陪我到“馬號”吃了一頓童年時愛吃的小館，又看了“列國”古跡，然后到紫河套。在一家收舊紙的店鋪里，遠買了一部石印的《李太白集》。這部書，在遠去世后，我在他的夫人于雁軍同志那里還看見過中學畢業以后，我在北平流浪著。后來，在北平市政府當了一名書記。這個書記，是當時公務人員中最低的職位，專事抄寫，是一種雇員，隨時可以解職的，每月有二十元薪金。
在那里，我第一次見到了舊官場、舊衙門的景象。那地方倒很好，后門正好對著北平圖書館。我正在青年，富于幻想，很不習慣這種職業。我常常到圖書館去看書。到北新橋、西單商場、西四牌樓、宣武門外去逛舊書攤。那時買書，是節衣縮食，所購完全是革命的書。我記得買過六期《文學月報》，五期《北斗》雜志，還有其他一些革命文藝期刊，如《奔流》、《萌芽》、《拓荒者》、《世界文化》等。有時就帶上這些刊物去“上衙門”。我住在石駙馬大街附近，東太平街天仙庵公寓。那里的一位老工友，見我出門，就如此恭維。好在科里都是一些混飯吃、不讀書的人，也沒人過問。
我們辦公的地方，是在一個小偏院的西房。這個屋子里最高的職位，是一名辦事員，姓賀。他的辦公桌擺在靠窗的地方，而且也只有他的桌子上有塊玻璃板。他的對面也是一位辦事員。姓李，好像和市長有些瓜葛，人比較文雅。家就住在府右街，他結婚的時候，我隨禮去過。
我的辦公桌放在西墻的角落里，其實那只是一張破舊的板桌，根本不是辦公用的，桌子上也沒有任何文具，只堆放著一些雜物。桌子兩旁，放了兩條破板凳，我對面坐著一位姓方的青年，是破落戶子弟。他寫得一手好字，只是染上了嚴重的嗜好。整天坐在那里打盹，睡醒了就和我開句玩笑。
那位賀辦事員，好像是南方人，一上班嘴里的話是不斷的，他裝出領袖群倫的模樣，對誰也不冷淡。他見我好看小說，就說他認識張恨水的內弟。
很久我沒有事干，也沒人分配給我工作。同屋有位姓石的山東人，為人誠實，他告訴我，這種情況并不好，等科長來考勤，對我很不利。他比較老于官場，他說，這是因為朝中無人的緣故。我那時不知此中的利害，還是把書本擺在那里看。
我們這個科是管市民建筑的。市民要修房建房，必須請這里的技術員，去丈量地基，繪制藍圖，看有沒有侵占房基線。然后在窗口那里領照。
我們科的一位股長，是一個胖子，穿著藍綢長衫，和下僚談話的時候，老是把一只手托在長衫的前襟下面，做撩袍端帶的姿態。他當然不會和我說話的。
有一次，我寫了一個請假條寄給他。我雖然看過《酬世大觀》，在中學也讀過陳子展的《應用文》，高中時的國文老師，還常常把他替要人們擬的公文，發給我們當作教材。但我終于在應用時把“等因奉此”的.程式用錯了。聽姓石的說，股長曾拿到我們屋里，朗誦取笑。股長有一個干兒，并不在我們屋里上班，卻常常到我們屋里瞎串。這是一個典型的京華惡少，政界小人。他也好把一只手托在長衫下面，不過他的長衫，不是綢的，而是藍布，并且舊了。有一天，他又拿那件事開我的玩笑，激怒了我，我當場把他痛罵一頓，他就滿臉陪笑地走了。
當時我血氣方剛，正是一語不合拔劍而起的時候，更何況初入社會，就到了這樣一處地方，滿腹怨氣，無處發作，就對他來了。
我是由志成中學的體育教師介紹到那里工作的。他是當時北方的體育明星，娶了一位宦門小姐。他的外兄是工務局的局長。所以說，我官職雖小，來頭還算可以。不到一年，這位局長下臺，再加上其他原因，我也就“另候任用”了。
我被開除以后，同事們照例是在東來順吃一次火鍋，然后到娛樂場所玩玩。和我一同免職的，還有一位家在北平附近的人，臉上有些麻子，忘記了他的姓。他是做外勤的，他的為人和他的破舊自行車上的裝備，給人一種商人小販的印象，失業對他是沉重的打擊。走在街上，他悄悄地對我說：
“孫兄，你是公子哥兒吧，怎么你一點也不在乎呀！”
我沒有回答。我想說：我的精神支柱是書本，他當然是不能領會的。其實，精神支柱也不可靠，我所以不在意，是因為這個職位，實在不值得留戀。另外，我只身一人，這里沒有家口，實在不行，我還可以回老家喝粥去。
和同事們告別以后，我又一個人去逛西單商場的書攤。渴望已久的，魯迅先生翻譯的《死魂靈》一書，已經陳列在那里了。用同事們帶來的最后一次薪金，購置了這本名著，高高興興回到公寓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