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的腎,母親的腎散文
母親病了。尿毒癥。對付尿毒癥只有兩條路，一條是透析，一條是換腎。母親年事已高，換腎這條路走不通，惟一的辦法就是依靠透析維持生命。透析是個小手術，醫生笑著說，語氣顯得非常輕松。半個小時之后手術就結束了，據說是手術里時間最短的一種，簡直讓人難以置信。
醫生在母親的腹腔埋下兩根管子，通過第一根塑料管，輸入透析液（品名：百特；產地：廣州；容量：2000cc；價格：33.5元），爾后，再依靠腹膜這道“過濾網”，將體內的毒素過濾一遍。三個小時之后，從另一根管子里篩選出來的毒液，呈現出溫暖的橘黃色。我詢問過不同的醫生，究竟是哪些毒素構成了這種溫暖的橘黃色，醫生的回答讓我吃了一驚，人體內部的毒素數不勝數，每一種毒素都有一個臨界點，它們互相中和，人就萬事大吉；一旦出了錯，就和一種可能的疾病隱秘相連。然而，沒有一個醫生敢于篤定，究竟是哪一種過量的毒素，最后主導出透析液的顏色。正是這些知其然卻不知所以然的毒，讓母親一度無法進食，渾身發軟�，F在，依靠透析液，母親被抽空的氣力正在四肢上一點點攀趴，同樣是因為透析液的幫助，現在的母親終于可以下咽。
在母親身患尿毒癥之前，我從沒有接觸過透析液。而現如今，母親有限的生命，必須要和這種液體彼此勾連�，F在的母親，一天需要四袋透析液。四袋！8000cc！每天！
這個數字非常駭人。一個人的身體，居然需要8000cc的透析液，才可以把每天產生的毒素，全部過濾一遍。這些來歷不明的毒液溫暖而無味，呈現出幾近澄澈的橘黃色。假如不來自于母親的體內，它幾乎可以冒充新鮮的橙汁，看上去甚至比橙汁更可口一些。我的小外甥，剛剛學會喊我舅舅，就不止一次地試圖偷襲。有一次，我差點就準備讓他嘗一嘗，我是那么想知道，這些被過濾后的橘黃色，對人的身體是否還具備足夠的威脅。那一次，他瘋了一頭汗，大約是渴壞了，手里拿著把剪刀，歡天喜地地拎起透析液。我鼓勵地看著他，仿佛是希望他的動作再麻利一點。他終于一個人剪開了袋口，得意地看著我，仿佛是想得到我的鼓勵。我再次點了點頭，那一刻，我是笑著的。他果然就捧著開了口的透析液，張開小小的嘴巴，作勢要倒進嘴里。
理智終于回來的時候，母親也睜開了眼睛，她驚駭地呵斥住了孩子，接著，又深長地瞪了我一眼。我不知道那一刻的母親，是否對我的品質產生過懷疑，我只是愣愣地站在原地，看著委屈的小外甥，后背汗如雨下，汗水一樣奔涌的后怕讓我幾欲窒息。好在母親只看了我一眼，就轉過了身去，接著，又重重地嘆了口氣。
我終于小心翼翼地說到了死。母親被確診為尿毒癥之后，我不止一次地想到這個黑色的詞，甚至不止一次地做起與死亡有關的噩夢。在那些黑色的夢里，我見過早已作古的祖父、三娘、三坡堂兄、五叔、外公和三伯……時間仿佛在他們的身上停滯了下來，他們的容顏一點也沒有老去，還是以前的樣子，相反，他們的健康讓我相信，在時間的另一邊，他們正在無邊的幸福里優游與沉陷；我還見過尚在人世的至親（比如小妹、大姐和二哥），以及那些久無音訊的人（比如失蹤的啞巴和孬子）。在夢里，他們竟也已經奔赴于死亡，或是患上了與母親一樣的惡疾，羸弱的身體在病痛里沉淪。我夢見自己嚎啕慟哭，如喪考妣。
醒來的暗夜，我大汗淋漓，心境久久無法平復，輾轉，碾壓，仿佛已經不在這個人間。失眠于是轟然來襲，夜暗無邊，苦不堪言。失眠，這一無法言傳的隱疾，已糾纏我多年。只不過，在這些醒來的夜里，我感到自己的大腦不再空空如也，而是正慢慢發生著萎縮性的病變，呈現出另一種張皇的白。張皇的白比空空如也更令我恐懼，就如母親已然衰竭的腎，它同樣起始于一種彌漫性的萎縮，慢慢使母親無法進食，慢慢使母親渾身發軟，慢慢把母親拖近死亡的邊緣。
現在，母親的腎臟已經不具備排毒的功能，因此，在透析之后的一段時間里，母親的身體確實要舒服一些。然而三個小時之后，我們需要立即為母親輸入第二袋透析液。那些我叫不出名字的毒素，被2000cc的“百特”透析液在母親的體內過濾與篩選，因此完全可以想象，母親的舒服感其實已經極其短暫，也極其有限。事實上越到后來，我越是不忍去看那些橘黃色的透析液，也不忍去看疼痛的母親。母親原是個結實的女人，雖然身高只有1.55米，體重卻有127斤。然而，母親現在的體重已經輕到不能再輕，全身的骨頭都支棱了起來，一根連著一根。皮膚也已經不像是皮膚了，而是一層風干的魚鱗。坐在哪里都久久地，默然地，如果不是眼珠間或一輪，幾乎形同一尊雕塑，讓人驚異莫名。
我知道，正是透析液里那些橘黃色的毒素，在日日夜夜地折磨著我的母親。母親只能依賴透析液，才可以維系住疼痛的生命。溫暖的毒液，成為母親須臾不可離分的“腎”；溫暖的毒液，是我們全家最大的恩人。從來沒有一個時候，我們全家會像現在這樣愛錢如命，會像現在這樣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擰成一股繩。
母親是個地道的農民，患病的時候，小村還沒有開始合作醫療，一年十萬余元的醫療費用全來自于我們六個兄弟姐妹以及由此組成的六個小家庭。這無疑是個沉甸甸的負擔，事實上一開始，醫生就給我們打過“預防針”。醫生說，透析是個無底洞，人財兩空最后還反目成仇的事情時有發生。可面對呻吟的母親疼痛的母親，我們已經無路可走，我們只有拿出砸鍋賣鐵的決心，在手術單上簽了字，讓母親成為有史以來第一個自費透析的鄉下人。這讓我們稍感安慰，比起鄉下那些莫名的亡者，母親至少還可以延續自己的生命。
比如五叔。一九九七年，六十一歲的五叔死于尿毒癥。在此之前長達七八年的時間里，五叔一直患有糖尿病，尿液里的血色紅得怕人。然而即便如此，五叔也一直不肯去醫院，在五叔的意識里，生死有命富貴在天，醫院終究看不好要死的病，該死的時候還是得死。終于發展到尿毒癥的時候，五叔這才徹底的木了，他整天躺在床上，在虛弱的呻吟聲里，等待死神的枷鎖結束他的病痛。五叔沒有為自己的病痛花過一分錢，五叔既舍不得，也對醫院不相信。在鄉下，鄉親們對醫院都心存排斥，在他們的觀念里，有這個錢還不如買一點吃買一點穿。勸說沒有任何效果，成見由來已久，一如泥土的腥氣，已經滲到他們的骨頭里。母親也因此延誤了最佳的治療時機。母親高血壓，我們為她買了藥，放在床頭柜上一個很顯眼的位置，但母親總是在頭暈的時候，才想起家里還有藥，才想起家里還有測量血壓的儀器。母親正因為長期高血壓才導致于尿毒癥，而五叔，是因為長期糖尿病�！迨宀恢溃赣H也不能夠懂得。
那個夏天的夜晚豪雨如潑，五叔終于一個人靜悄悄地走了，甚至沒有叫一聲五嬸。奢華的喪事欲蓋彌彰，讓一幫老伙計羨慕得不行。在眾人形形色色的目光里，五嬸放聲慟哭“你怎么會得這樣的惡病”；五嬸還放聲慟哭“來生你就是投胎也別投成鄉下人”……
這種無謂的勸慰讓我黯然動容。雪白的經幡迎風招展，遮天蔽日，鄉親形容哀戚，我在其中，心里堵著難言的疼。坐在門檻上，我耷拉著腦袋，心緒久久難平，忽然就想起鎮上惟一的衛生院。衛生院在掃帚溝街附近，中學旁邊，荒涼而破敗，簡陋而不潔。記憶里的衛生院只有六張病床，像是間大通鋪，上面懸著一只積塵包裹的吊扇，同被褥一樣看不清原來的顏色。衛生院離我家五至六華里，我只進過一次，刺鼻的氣味像一柄巨勺，在我的胃里一個勁地翻攪。十五歲那年的夏天，三坡堂兄喝了農藥，四五個人輪流背著他送到衛生院的時候，人已經不行了。當時的衛生院里只有一個醫生，靠在椅子上心事重重地抽煙，目光盯著頭頂上的吊扇。他為什么要盯著吊扇？我不知道。他大約是想打開，但厚重的灰塵讓他猶豫，于是就盯著，仿佛是在期待灰塵自己飄落，然而奇跡遲遲沒有出現。
他只是看了看堂兄，就捂著鼻子說，抬回去！他生硬的短語像一把鋒利的手術刀，將生的希望瞬間斬滅。一地的人嚎啕了起來，他皺著眉頭，再次點上了一支煙。
這個冷酷的醫生，今年春天我再見了一面。哦，就在今年春節，農村合作醫療的'春風終于吹到了小村，費用每人每年十元。在經過一段馬拉松似的長途跋涉之后，我們終于看到了一線曙光，終于開始相信：希望在前方，明天會更好。那個返鄉的上午，下了車，我一路興奮著奔向衛生院。許多年之后的衛生院還在那里，蹲在一排排樓房中間，低矮而逼仄，看上去比母親還老，仿佛一個被惡疾糾纏多年的老者，風燭殘年，茍延殘喘，橫流的水漬在外墻上刷出一張張土黃色的臉。一扇銹跡斑駁的鐵門半掩著，透過鐵門看過去，整個衛生院像一座在時光深處沒落的廢墟。那個冷酷的醫生似乎已經熬成了所長，一個年輕的醫生指引我，說，合作醫療的事，歸他管。
他還是靠在椅子上抽煙，仿佛他一直就不曾離開過，一直在盯著那只塵封的吊扇。他顯然已經認不出我來了，在說明了原委之后，我得到的回答是：省城的醫院只能報銷20%，縣醫院可以報銷30%，衛生院可以報銷50%，而且，必須是住院。三下五除二之后，他叼著香煙氣定神閑地對我說，你媽這種情況，大概可以報兩千元。
兩千元？兩千元！兩千元，只夠幫母親買一個星期的透析液。然而報總比不報好，報了，母親多少會覺得安慰，甚至有可能理直氣壯、心安理得。母親甚至想回到鄉下，看病或者買藥，都上鎮里的衛生院，在母親看來，這樣應該更便宜一些。母親不知道，衛生院里根本就沒有做透析的設備，衛生院也沒有透析液。短暫的興奮之后，我們再次陷入無底的深淵。
在聽從我們的勸說之后，母親無奈地嘆了一口氣。其實母親自己，對衛生院也是將信將疑、心懷警惕，母親還破天荒地長篇累牘地說起一件事。前年，鄰村鰥居的天保得了重感冒，拖得也是久了些，到實在不能再拖的時候，才被鄉親們支使進了衛生院，吊青霉素，一瓶水還沒吊完呢，天保就斷了氣。天保的兒子在常州做包工頭，他帶了一幫人回來，把衛生院砸了個稀巴爛，圍了一天一夜。最后，衛生院賠了兩萬五千元。再多估計也沒有了，包工頭在拿到錢之后，只好把天保的尸體就地收了棺、入了殮。“農村誤了多少人哦！”母親佝僂著腰身，拍著粗氣呼嘯的胸口，接著又歷數起一個個亡者。
母親說的我信，我在鄉下呆了將近二十年。在我的鄉下，許多人都莫名其妙的死了，有的連死因也說不具體。鄉親們都信了這句口頭禪：黃泉路上無老少，哪里的黃土都埋人。
全家只有二嫂一個人興高采烈。二嫂類風濕，有些年頭了，病根是在月子里落下的。二哥帶二嫂上過破罡街的小診所，上過掃帚溝街的衛生院，再往上二哥的步子就邁不動了。二哥這一邁不動就停下了好幾年，好幾年之后，二嫂就瘸了一條腿，走路一瘸一拐的。二哥本來在外打工，二嫂成了瘸子之后，飯都不能燒，二哥只好卷鋪蓋回家，老老實實地在家里做田。這一回終于可以報銷了，二嫂于是決定到衛生院里住院。興高采烈的二嫂在衛生院里碰了一鼻子的灰，“就你金貴，操！都瘸了，還住啥院？”想想也是，村子里的女人很少能做一個完整的月子，男人都在外打工，女人前腳生完孩子后腳就得下田。村子里的女人三分之一都有類風濕，或輕或重而已，最重的數衛東家的，已經在床上躺了三四年。羞愧不已、黯然落淚的二嫂于是連藥也沒有開，就一瘸一拐地爬上了回家的蹦蹦車。這一來一回，二嫂花去了十元錢。
就為這十元錢，二哥和二嫂吵了大半夜。
……疾病像一塊生冷的鋼鐵，尖銳地楔在鄉村的胸膛上面，許多年。無數家庭的航船在疾病中沉沒，在疾病中擱淺，無聲無息，不被人發現。每每在堅硬的城市里自在地浮游，在泛黃的書頁里矯情地輾轉，在清晨的電腦前回望鄉村，或是進行烏托邦似的唯美書寫，我時常感到自己身上的罪孽。母親病重之后，有空的時候，我時常借故下鄉采訪，親近農舍親近土地，和農人聊天，讓自己的耳、鼻、心以及整個身軀都能最大程度地貼近遍布瘡痍的蒼茫大地。我深切地知道，鄉村的每一寸土地其實都是有病的，一直都有病，而且，病在骨頭里！我甚至一廂情愿地相信：鄉村并不肥美的土地也有一顆博大的腎，它同母親的腎一樣在慢慢衰竭，較之于母親，它的病痛其實更為持久，也更為酷烈。而無限擴張的城市，堅硬的城市，正為這顆曾經供養過它們的腎，做曠日持久的透析——這，將是一場漫長的苦役。
鄉村的腎，就是母親的腎。母親在疼，就是鄉村在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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