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員散文
我感激生命中的每一位老師，因為我們都終將是他們的孩子。——題記
我記得——直到前兩年，我的母親還總在我耳邊念叨：“你么——以后最好是當個醫生，娶個當老師的老婆；或者當個老師，娶個當醫生的老婆。”她的理由有兩點：一、這兩個職業體面，受人尊敬；二、這兩個職業的結合有利于優化下一代的成長環境。
最初聽到她對我以及我的家庭設計的宏偉藍圖時，我應該還處在厭學的年紀，脫口而出：“死都不當醫生和老師！”我給出的理由也是兩點：一點嚴肅——醫生和老師上班都得起早貪黑，時間又不活，工作太辛苦；一點滑稽——要是碰上像我一樣調皮的學生，我怕出“事”。
大了之后——實際上也沒有多大，也就十五六歲的樣子——我看待世界越來越有一種理性的敏感在里面，而缺乏自我認知。這隨之而來的后果就是自己變成了個實實在在的“泥巴人”，遇土即聚，遇水即散，命運捉不住，跟著洪流東奔西跑了。因而我那時的考量是極度現實的，僅僅是覺得教師的投入與產出幾乎不成正比，說白了就是做多做少跟賺多賺少沒什么大的聯系。倘若只是做個普普通通的人民教師，生活就難得過得痛快了，這是我當時所思所想的。雖然坊間流傳著大量“某某某中小學老師課外帶學生月收入多少多少”的紅頭新聞，現實中也常常入耳入眼，但我當時很有一些心高氣傲、自命不凡，覺得這類老師“心有旁騖”、“不務正業”，于是就對教師這個職業越發沒了好感。
推進這種“沒有好感”更進一步的是在高中，高中是我最叛逆的時期——尤其是高三那一年。我一直認為自己并不是和正處在叛逆期的孩子們那樣，為叛逆而叛逆，你說東我就往西，你說西我就偏偏往東。我有的是反叛，態度是不接受，當然，這是經過理性思考之后的，并非純粹的情感控制。所以我才說我當時處在叛逆的時期，而不是所謂的叛逆期。按我母親的話說，我這叫“古怪”。
在這一時期中，我發現教師群體中存在的“普遍麻木”，于是讓本該作為引導者的他們也漸漸迷失了。這樣一來，老師對學生傳達的價值觀就是有失偏頗的。對于這，我記憶中最深的有兩件事。第一件是我的老師在夸耀他教的上一屆學生時，說：“上一屆高考，我帶的兩個考得最好的學生都考上了××大學（國內知名高校）。”他本臉帶自豪的微笑，突然話鋒一轉，莫名其妙地哀嘆起來：“結果今年她們都去××學校當了老師，說來我很慚愧。”這是我不接受、不贊同的。一個作為老師的人，怎么可以撇開這個職業的意義所在，而只用如此世俗的眼光來“侮辱”這個職業呢？第二件事是我高中的班主任在高考前那段時間瘋狂地抓捕那些“輕松”的同學。荒誕的是，她判斷一個學生是否輕松的標準竟是他的“笑”。你“笑”多了，她得來的線索就是你“放松過度”，由此證出你“學習不下功夫”或者“對高考不重視”了。這讓我感到費解和可笑。由此，我對中學老師越發反感，更可悲的是，他們的“令人反感”卻又不是自發的，而是“不得不的”反感。因為在我們國家大的教育環境、社會環境下，學生變得麻木，教師也不得不變得麻木了。或者說，教師不得不變得麻木，所以學生也麻木了。這是一灘死水，沒有出口可尋。
幾個月前，我看到龍應臺在港大的《大學問》演講視頻，現場觀眾提問環節中，一位教育工作者向她提出自己的困惑：“作為老師，它的意義是什么？”龍說：“如果你不去看薪資、社會地位，如果你問的單單是‘意義’，你完全不需要動搖，那個就是人世間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同時，她還認為，這個世界上最有意義的工作之一是小學老師。一個人的成長、他的性格、她本身的氣質，在他小學的時候所耳濡目染的老師身上，這太重要了！當我們在講國會、在講政治、在講媒體那一方面的'末端的問題的時候，卻沒有人來談論最根本性的前期的耕耘，這是大的忽略，是極不應該的。
緊接著這次演講的，是我對教師這個職業態度上的轉變。過去當別人問到對我影響最大的一位良師的時候，我總回答“沒有”。至少在中學階段，我未曾碰見一位對我真正有啟蒙意義的老師；小學甚至學前階段，或許有，或許我大概已經遺忘了。直至大學，我才遇到了許多讓人欽佩和感激的老師，他們都是我的良師益友。也許你會說，那么在你看來真正有意義的就只是小學老師和大學老師了嗎？歸根結底，你對中學老師還是透露著一種反感的情緒。在我而言，比起小學老師和大學老師的引領工作，中學老師為學生做的往往是陪伴。陪伴學生的三年六年，陪伴學生的春夏秋冬、酸甜苦辣。他們也許不會遇到小學老師的“萬事開頭難”，也或許不會留下和大學教授一樣多的學術論文，但他們的陪伴是如父母一般的。仔細想想，天底下又有多少父母能夠幾年如一日地陪在孩子身邊呢？
今天是教師節，在我心中，它跟父親節母親節應該是一樣的。畢竟，我們都終將是老師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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