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癡呆老人的出走散文
一
某縣的三個鄉鎮,鄧灣、馬集、新里呈“>”形狀分布,鄧灣在下,新里在上,馬集居中。誰也不會想到,癡呆老人孫其保會穿過繁華的馬集鎮,跑到偏遠的新里鎮。
孫其保說老也不算太老,他大我五六歲,尚未古稀。不過,一個甲子的智障折磨,使其蒼老得與實際年齡極不相符。他是在患上輕度老年癡呆癥后,親戚們怕他走失,才和村官一起,把他送到鄉政府養老院的。
早在四十多年前,我與孫其保是我們生產隊掙工分排名前二的社員。白天我們一起干活,夜晚,又一起到偏遠的地兒“護青”。冬天,生產隊的牲口集中喂養,我倆又一起當飼養員。可以說,我和他每天都有工分掙。在我們村莊,別人都躲著他,嫌他臟,但他們卻忽略了他的兩大優點:膽大和聽話。“護青”時,老墳地他都敢睡。那時農戶的豬都是散養的,半夜到地里偷吃莊稼,都是我下令孫其保將它們趕走的。簡言之,我和孫其保的關系就像笛福小說中的魯濱遜與星期五的關系。
孫其保小名叫“碾子”,事實上,沒有人知道他叫孫其保,只是在他失蹤后,要用他的身份證上的照片來印發“尋人啟事”,大家才想起他的大名。孫其保五歲那年,患了一種名叫“急驚風”的奪命癥,被一個姓劉的醫生扎了一針,就成現在這樣了。也就是說,孫其保并非先天性智障人士。
好了,現在回頭來說孫其保出走失蹤之事。我們鄉公立養老院的老年人現在基本上是不能隨便出入的,幾位身體較好,頭腦清晰的老人負責做飯和購買食物,比如,面條,饃,油鹽醬醋等。那天,有兩位老人去街道上買食用油,他們居然把孫其保也帶上了。買了油,兩位老人回到養老院才發現孫其保并未跟在后面。
兩位老人隨即去鄧灣十字街尋找,哪里有孫其保的影子?找了半天,終無所獲,只得向民政所報告。民政所領導迅速與村支書取得聯系,兩人分別駕車,順公路尋找,同時,孫其保的侄子侄女們也騎著各自的電驢在周邊鄉村搜索。然而,兩天兩夜過去了,仍無孫其保的蹤影。
兩天之后,孫其保在新里鎮被找到后,我事后諸葛亮地長嘆一聲:原來如此!
二
那是上世紀70年代初,一個冷清的冬天,我和孫其保正在飼養室清理牛糞,我母親和孫其保的母親一塊兒來到飼養室,我母親讓我背20斤大米去新里(那時叫新里公社)換紅薯。孫其保的母親讓孫其保跟我一起去,她還說,碾子(孫其保)不識數,一切都由我代勞,兩家都是20斤大米,換了紅薯回來平分。
那時男勞力去兔子湖修水庫,我和孫其保都是家庭的老大,這樣的話兒理應我們來干。飼養室有四個人,我們經常輪流干私事,當下,我讓孫其保拉著飼養室的破架子車,上面放著40斤大米,用稻草蓋嚴實,向新里公社進發。
那天是個陰天,北風呼呼地刮著,我們逆風而行,大半晌了才到新里街上。
在街上換紅薯沒有在農戶家里換來得實惠,而且在大街上交易是有風險的,因為大米是禁止流通的細糧,如果被“市管會”發現,就會被沒收。當然,他們會按商品糧的價格付款。這樣,我們每斤大米就損失了六到八分錢。所以,我帶著孫其保穿過街道,準備到鄉下去交換。
大米換紅薯,不是因為紅薯口感好,也不是因為紅薯乃健康食品,而是困難年代的一種生存需求。一斤大米,一個人吃個精光,還不怎么飽,而一斤大米換的紅薯,夠兩個人吃。所以,淮河北岸的人,到潢川境內買來大米,再到淮濱北部或者洪河以北的安徽境內換紅薯,這樣倒騰全是為了可惡的肚子。
就在我們將要走出街道時,被一個穿藍制服的“市管會”工作人員盯上了。我們趕緊拐個彎,躲到一個草垛的后邊。那位工作人員站在草垛的另一邊咳嗽。我緊張得冷汗直冒。這時,我們背后站著一個懷抱嬰兒的年輕女人,她對我說:兄弟,快進屋來躲一下。我趕緊讓碾子將米扛進那位大姐屋里,我倆躲到她家的小院里,院里有一老婦在洗衣裳。她問:你倆是換紅薯的吧?我回答:是啊,你家換嗎?老婦說:你問問俺媳婦吧,她當家。
大姐抱著小孩進來,說:“市管會”還沒走,說話小聲點。
等“市管會”工作人員離開,天已正午。我提出換紅薯的事兒,大姐說:已經晌午了,吃了飯再換好吧?俺家也沒啥好的`,就是蒸紅薯。我提議用我們的大米做米飯吃,但大姐認為這是在她家里,應該吃他們的紅薯。我折中一下說:那就熬一鍋米湯,蒸紅薯吧?大姐同意了,她讓婆婆抱孩子,到廚房拿了一只鐵勺,我打開布袋,她挖了一勺子大米,然后,她又挎了一竹籃紅薯,到水塘里洗了,放在鍋里蒸。
午飯熟了,嬰兒睡了,我們三個人圍著小桌,桌上一盆蒸紅薯,一盆炒蘿卜條,四碗米湯。而碾子這時還端坐在門旮旯里。大姐讓他過來吃飯,他只是咧著嘴笑。她悄然問我:“他耳朵不好使嗎?”我說:“不是,他有點傻,他爹媽從不讓他上桌吃飯,賺他臟。”大姐說:“哦,哪有這么當爹媽的呀!”隨即又喊:“兄弟,過來一起吃吧!”我也說:“碾子,大姐讓你來吃飯,吃了好回家。”碾子這才扭扭捏捏地坐到小凳子上。
這位大姐也就二十多歲,濃眉大眼,面色稍黑,很爽快的樣子。雖算不上漂亮,但作為農家媳婦,并不是隨處可見的那種“普女”。
吃紅薯時,我們都剝了紅皮兒,吃里面的白瓤,而碾子連皮一起吃,大姐說:剝掉皮吃吧兄弟,皮給豬吃。說著,還剝了一個大個的紅薯遞給碾子。
大姐和老婆婆很快吃完了,我也不好意思再吃,而碾子一直把盆里紅薯吃光了才住嘴。
這次交易很有“君子之風”,大姐堅持農村價(一斤大米換十斤紅薯),我堅持市場價(一斤大米換八斤紅薯),執爭中,我再次折中一下:“大姐,咱就一斤大米換九斤紅薯好吧?”大姐說:“好呀,占你便宜了。”最后,我用40斤大米換了360斤紅薯。
三
我和孫其保雖然一個村莊住著,但同桌吃飯卻是第一次。他幫別人干活,都是一只大碗,裝飯又裝菜,獨自不聲不響地吃。甚至連他親戚辦紅白喜事,他去幫忙燒水,打掃衛生,主人家也是不允許他上桌與客人一起吃飯的。通常是客人酒足飯飽離開后,主人家才盛了一湯碗肉,拿了兩三只饃給他。如果主人家忘了盛飯,他也不要,默默地餓著肚子,等待下一頓了。
孫其保失蹤兩天兩夜,我也非常著急。但我人在鄭州,遠離家鄉,無法參加到搜尋隊伍之中去。我曾想過很多他有可能要去的地方,卻沒有想過他會沿著四十五年前走過的土路到了新里鎮。
當網友在家鄉網站發帖,說孫其保已經在新里鎮被找到,他在街道上一家小別墅門前枯坐著,身邊還放了一堆當地老百姓施舍的紅薯,我這才恍然記起四十五年前的那個冬天,我和孫其保,大姐和她婆婆,一起吃的那頓蒸紅薯,那可是孫其保變成智障人士后,唯一一次被請上餐桌吃的一頓飯。當然,我已無法確定,這棟小別墅的前身是否就是當年那個農家小院?小別墅里是否住著當年那個正奶著嬰兒的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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