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嘆編書如打牌的散文
二零零五年的下半年，我在開始撰寫《道德經五解》（《道德經策注釋譯》、《說道·說德》）之時，曾冒出個編撰《老子集語》的計劃，意在匯集散見于先秦諸子書中的老子之言。《道德經》一書，又名《老子》，因為這書的著者是老子李聃。老子李聃在百家爭鳴時期，其影響力是超過孔子的。因為，在漢武帝之前的古代，社會上一直是以道家學說為主流；道家乃是黃老之學，始于黃帝，大成于老子；先秦的諸子之書，引用老子李聃之言的頗多，引用孔子之言的卻不多。
先秦諸子之書，我所見識過的，除了《老子》、《孔子家語》，有《墨子》、《管子》、《晏子春秋》、《孫子》、《韓非子》、《荀子》、《孟子》、《莊子》、《關尹子》、《列子》、《尸子》、《文子》、《文中子》、《亢倉子》、《鹖冠子》、《鬻子》、《鬼谷子》；當然，我未見識的還會有的。我只要盡可能地搜集諸子之書，從那些書中找出并抄錄所引用的老子之言，加以注釋，《老子集語》就可以編成。我曾將這個計劃征求北大教授許抗生、華中師大教授熊鐵基、哈佛大學博士吳飛的意見，他們都是大加贊賞。但對我已開始撰寫的《道德經五解》，許、熊二位老先生卻不贊賞，只有吳飛表示贊成。
在我心目中，《道德經五解》是對《道德經》以略策、簡注、科釋、直譯、詳說這五種方式來理解，比《老子集語》的份量要重許多。卻份量輕的反而被人叫好，令我不解。因跟吳飛乃是無話不談的多年老友，便問吳飛：這是為何。吳飛說：你的《道德經五解》已可屬于著述，《老子集語》屬于類編，現在學術界喜歡編書，將著書與編書這二個計劃同時攤出來，人家肯定是贊成編書。這讓我猶如醍醐灌頂，恍然大悟。
編書，靠資料；著書，憑才力。編書的先決條件是擁有眾多的書籍資料，這對學術界人士來說，較為容易，乃是優勢之所在。尤其是類書、叢書的編集，需要很多書籍資料，普通人是很難辦到的。著書是個人創造力的發揮，無須在汗牛充棟的藏書室里搜尋資料，只要擁有紙筆，就可以由思想說話、讓靈感飛翔。當然，由思想說話、讓靈感飛翔，這是要講究思想深度和靈感創意的；思想深度和靈感創意能夠如真如實地表達于文字，這就是才力。
人之有才力，是從勤學苦習中得來的'，并非以所處的階層、身份為標志。當學術界人士紛紛趨走于行政職位，勤學苦習者越來越少，便只好憑藉既有的優勢，熱衷于編書，投機取巧地給文化市場添波助瀾。
現在這個社會，物欲橫流、人競浮泛，文化市場繁花呈艷的背后，真正具有獨到之才力的學者卻是越來越少。而文化市場的雜彩紛紜，究其主要原因，在于文化的價值已由能否賺錢來衡量了。為了牟利，媚俗、嘩眾取寵、吸引眼球，使滿紙皆是狂言、妄言、謬論、故作奇言的圖書充斥市面。狂言、妄言、謬論、故作奇言之書，屬于著述之類，這使年長一輩的學者在潛意識里對著書失去好感。而編書，資料取自古籍，這是不會離譜得太遠的。
本來，編書是因為知識的豐富之后需要分類以利于吸收而產生的。但在現在的文化市場中，絕大多數的類書、叢書，也是為了媚俗、嘩眾取寵、吸引眼球。于是，同類、大致相同、幾乎全部相同的書以不同的書名大量出現，完全是制造賣錢的廢紙。在此同時，文化的責任，正被文化市場當作不值錢的廢紙給丟棄掉！
僅以媚俗的角度而言，古人之書猶如撲克牌、麻將牌，現在的編書之人猶如打牌。這個要編這套叢書或這本書，那個要編那套叢書或那本書，無非是從一副牌中抽取若干張牌變著法子的進行作弄！
前年，《道德經策注釋譯》、《說道·說德》相繼脫稿之后，我放棄了《老子集語》的編撰。這主要是因為我無能搜集更多的先秦古書，其次是有心研習老子李聃之思想的人自己會去尋閱先秦古書。
兩個月前，我接到了編寫《天臺山佛道史》的邀請。當時，認為這是尚無同類的，并且可以深入史料，就答應了。卻這兩個月來，主編提供給我的史料，竟是完全已經成型了的天臺山佛教史、道教史。這也就是說，我要參與編寫的是一本書名不同、內容幾乎完全相同于既有之書的書！
這幾天，我思之再三，我還是算了吧，別去參與的好。我可不想打牌車麻將啊！
二零一一年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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