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地名的散文隨筆
對于一個走出了出生地的人，曾經的家園就變成故鄉了。那個所謂的故鄉，除了人和物的生動形象時常會在腦子里或在夢里出現，當然還有一個地名，這個地名會被我們反復地提起或寫出。
我曾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填寫各類表格，或在寄出的信封的右下端，都會寫上太湖縣新倉區轉橋公社社嶺大隊，現在這個地名已經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太湖縣新倉鎮塔山村。對于這個地名，我會沉默良久，仿佛突然面對一位童年的朋友，需要在記憶中仔細搜尋，才能從他落滿滄桑的臉上找到二者的切合點。
我曾經在社嶺大隊做過五年赤腳醫生，每天走村串戶給病人打針送藥，我們大隊八個生產隊，沒有一個社員不認識我，他們把我當成自家親人。我離開村里許多年以后，偶爾回去，鄉人大都一驚一乍：“你過得這么好哇！”，我知道他們眼中所謂過的好就是發福了，而發福了就表示衣食無憂。在他們的驚羨聲中，我不禁也高興起來，為發福而愁苦的臉上暫時露出得意之色。
現在村里的書記和村長都是我少年的朋友，是我中學的同學。他們偶爾來縣城辦事，會把我叫出去小聚，我們找一個很便宜的小飯館，燒一個火鍋，然后幾個人一起喝酒，聊天，說說老校長，說說某位老師，說一些中學時代男同學女同學的事情。有時說到的那些事其實很平常，卻也能讓我們開懷大笑。
這是因為那種溶入血脈的親情仍然固執地在流淌吧。
今年正月初四，我一位同學七十多歲的老父親，拎著禮品來看我了，我當時感動得只知道搓著手傻笑。他說，“很多年沒看見過你，只是想看看你，看到你過的這么好我就放心了。”那同學是我的本家，按照輩份和鄉俗我都應該給同學的老父親拜年，但我很多年沒有到他們家去拜年了，也不是因為沒時間，大概是我的心已經粗糙不堪了，它除了應付必須應付的瑣碎，那些柔軟的部分沉睡得不愿醒來。
老人家的兒子和兒媳婦都是我同班同學，現在馬鞍山工作。當年他們談戀愛的時候還是我為他們牽線并提供場地。那時我住在新倉區公所的木樓上，有一次男同學來了，要我喊來女同學，女同學到了以后我借故走開了，騰地方讓他們談話，當我在外面轉了一圈回來的時候聽男同學對女同學說：“我覺得你有一種與眾不同的氣質！”我當時聽了忍不住哈哈大笑，現在想起仍然覺得十分有趣。
那句話成了他們回憶中的一處風景。
前幾天這對同學夫婦回來了，另外還有一位在美國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同學也回來了。這位“美國鬼子”一見面就拉住我的手，鄉音和外貌居然都不曾改變，不但能叫出我的名字，而且能說出我和我哥的許多軼事。我哥是我二伯父的兒子，是我的堂哥，也是我的同班同學。我那時像條尾巴，常跟在我哥后面到他們那些男同學家去蹭飯吃。
幾位同學在城里小聚，大家都提出第二天回村里去吃鍋巴粥，便打電話給在村里當書記和村長的兩位同學，讓他們安排一下。第二天下午十幾個同學聚在村長家，吃著三九菇和干芥菜燒的火鍋，喝著他老婆用土鍋臺燒出的香氣噴得很遠的鍋巴粥，當然少不了還有酒。
我們從夕陽西下喝到月上中天，濃濃的鄉情像啤酒從杯中溢出，大家少數清醒多數醉。那清醒的當然知道人到中年，鬢邊白發如秋草，能抽空相聚在一起多么不容易，所以當心身體頂頂重要。那醉的.呢？那醉的已經不知今夕何夕，以為還是當年同學少年，在寒假里圍著老校長耍賴。
我也醉了，腳下的土地仿佛在晃動，頭頂上的月亮已經不是那個掛在村頭樹梢上的月亮。村名的改變曾經使我心里感到別扭和陌生，好像不經意間誰把我的故鄉掠奪了，一時間失去了精神的皈依。
人的一生總是在有形和無形的兩座山之間行走，那有形的是故鄉，那無形的總在遠方，是在這山望見那山高的地方。
這天晚上，我站在兩座實體的高山之間。一座叫塔山，另一座叫做天羅山，我感覺自己聽見了山脈的呼吸。一個地方它叫什么名字已經不再重要，有鄉音鄉味，有濃濃的鄉情就是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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