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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家李冶的故事
李冶在數學上的主要貢獻是天元術(設未知數并列方程的方法),用以研究直角三角形內切圓和旁切圓的性質。與楊輝、秦九韶、朱世杰并稱為“宋元數學四大家”。下面,小編為大家分享數學家李冶的故事,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數學家李冶的故事
1251年,史天澤駐守真定,他興教育,勸農桑,廣納賢士。在秋高氣爽的暮色中,一位59歲的儒士在學子們的簇擁下踏上了真定路欒城縣的故土,他就是金元之際最偉大的數學家李冶。
李冶家學深厚,博覽群書,兼修文學、史學、數學、經學。時人稱贊他“經為通儒,文為名家”。
李冶(1192~1279),字仁卿,號敬齋,元代真定路欒城縣(今石家莊市欒城區)人。他出生的年代,正是金朝由盛而衰的歷史時期。李冶父親李?是位博學多才的學者,在大興府尹胡沙虎手下任推官,母親姓王。
泰和八年(1208年),蒙古成吉思汗的軍隊開始向金朝進攻。李冶的上司胡沙虎是金朝臭名昭著的大權奸,“聲勢炎炎,人莫敢仰視”,動輒打罵同僚,甚至“虐殺不辜”。李?常據理力爭,置個人生死禍福于度外。但行走于虎狼之室,不得不小心。他為防不測,把妻兒送回故鄉欒城。少年李冶,就到欒城鄰縣元氏封龍書院求學。
至寧元年(1213年)胡沙虎篡權亂政,李?被迫辭職,隱居陽翟(今河南禹縣),從此不再過問政事。吟詩作畫,頗有名聲。父親的正直為人及好學精神對李冶深有影響。
李冶兒時本名李治,為什么改名李冶?后世有兩種解讀。一說李冶成年后熟讀史書,感慨唐高宗李治助長武則天專權,導致大唐淪為武周,恥與李治同名,故改名李冶。一說金朝曾推崇儒學,禁止平民和古代帝王同名,李冶就把李治減去一點,改名叫李冶。
李冶自幼聰敏,博覽群書,興趣廣泛,對文學、史學、數學、經學都很感興趣。《元朝名臣事略》中說:“公(指李冶)幼讀書,手不釋卷,性穎悟,有成人之風。”李冶常說:“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又說:“金璧雖重寶,費用難貯儲。學問藏之身,身在則有余。”他年輕時曾與好友元好問一起外出求學,拜文學家趙秉文、楊文獻為師。
正大七年(1230年),李冶赴洛陽應試,被錄取為詞賦科進士,一舉成名,時人稱贊他“經為通儒,文為名家”。
李冶生平
李冶,又名李治,字仁卿,號敬齋,真定欒城(今石家莊東藁(gao)城縣)人。金元時期數學家、文學家、詩人,與楊輝、秦九韶、朱世杰并稱為“宋元數學四大家”。著有《測圓海鏡》、《益古演段》,對中國古代代數方法天元術(中國古代建立數學高次方程的方法)有重要貢獻,是我國流傳至今的最早的天元術著作。此外,李冶還發明了負號,他的負號不同,是數字上畫一條斜線。而在國外,德國人是在15世紀才引入負號的。李冶還發明了一套相當簡明的小數記法,完全用數碼表示小數,這種記法在當時算是最先進的。直到17世紀,英國數學家J·納普爾(1550—1617)發明小數點后,小數才有了更好的記法。 李冶自幼聰敏,喜愛讀書,曾在元氏縣(今河北省元氏縣)求學,對數學和文學都很感興趣。《元朝名臣事略》中說:“公(指李冶)幼讀書,手不釋卷,性穎悟,有成人之風。” 1230年,李冶在洛陽考中詞賦科進士,后曾任鈞州(今河南禹縣)的知縣,為官清廉、正直。 公元1232年,鈞州為蒙古軍攻陷,李冶逃亡山西,在這里過了十九年的流浪生活。這時,他已經五十九歲了。人老思鄉,落葉歸根,他終于回到老家附近的封龍山定居。此時,他家境清貧,只有幾間草屋,辦了個學堂,靠講學維生。 李冶在封龍山一面努力講學,宣傳科學普及工作,一面刻苦鉆研,精心研究“天元術”。什么是“天元術”?大家知道,方程在實際中的用處很大。“天元術”就是專門研究如何設未知數,布列方程的學問。李冶所寫的《測圓海鏡》是他研究“天元之”的結晶,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本專著。原來,在此之前,雖然已有人會列方程,但都是用語言文字來敘述的,難懂且繁瑣,解起來很吃力。自從有了“天元術”,方程的表達及解的過程就大為簡化。國外,直到十六世紀下半葉,法國數學家韋達(Viéte)才開始使用符號代表方程中的未知數,比“天元術”至少要晚三百年。 李冶研究數學,比較注意聯系實際。在他所著的這本書中,共搜集了一百七十個應用題,都是從實際中抽象出來的。他這種理論聯系實際的作風遭到一些文人的譏笑和攻擊。宋朝理學家朱熹公開宣傳數學是神創造的。另一個代表人物邵雍還叫嚷要建立一套所謂“先天象數學”。他們嘲笑李冶研究的是“九九賤技”,聳人聽聞地要人們“不要玩物喪志”。李冶痛斥了這些錯誤的觀點。在《測圓海鏡》的“序言”中,他詳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可說是對當時那些對立面文人的一篇戰斗檄文。 公元1259年,元世祖忽必烈登位后,用高官厚祿為餌,聘他為官,被婉言拒絕。1264年,元朝為編寫遼、金、元的歷史,設立了翰林院。1265年,李冶被召為翰林學士,但他僅任職一年,又以老病為由辭去了官職,回封龍山繼續隱居講學,直至辭世。 《測圓海鏡》是李冶的代表作,“天元術”是他最得意的研究成果。他十分珍惜自己的心血結晶。1279年,八十八歲高齡的李冶病重了,他把兒子李克修叫到床邊,說:“我一生寫了很多書,等我死后,都可以燒去,唯獨那本被人罵為‘九九賤技’的《測圓海鏡》,是我心血的結晶,你要好好保存,日后必有用處。”李冶死后,元朝著名數學家朱世杰等人在認真鉆研“天元術”的基礎上,把它發展為“四元術”,推廣到解多元高次方程和方程組方面去。
人們對李冶這種威武不屈、富貴不淫的科學精神極為贊賞。元朝耶律鑄在《雙溪醉隱集》這本書的卷三中,有一首《送李敬齋行》的詩,高度贊揚了李冶。這首詩寫道:
“一代文章老,李東歸故山。濃露山月凈,荷花野塘寒。茅屋已知是,布衣甘分閑。世人學不得,須信古今難。” 1992年,李冶誕辰八百周年之際,人們為了紀念他,辦了一個空前規模的展覽會,開展了紀念活動。李冶的數學成就,治學精神和高尚品格將永遠為后人所敬仰。
生平故事
早年生活
李冶進士出身,任鈞州(今河南禹縣)知事。晚年居元氏封龍山,從學者甚眾。著有《測圓海鏡》、《益古演段》,對中國古代代數方法天元術(中國古代建立數學高次方程的方法)有重要貢獻,是我國流傳至今的最早的天元術著作。父親李遹為大興府推官。李遹是位博學多才的學者,曾在大興府尹胡沙虎手下任推官,母親姓王。李冶有兩個同父異母的弟兄,兄名澈,劉氏所生;弟名滋,崔氏所生;還有兩個同胞姐妹。李冶原名叫李治,因為朝廷禁止平民和古代帝王同名,而他的名字又和唐高宗的名字相同,于是就減去了一個點,改名叫李冶。
李冶自幼聰敏,喜愛讀書,曾在元氏縣(今河北省元氏縣)求學,對數學和文學都很感興趣。《元朝名臣事略》中說:“公(指李冶)幼讀書,手不釋卷,性穎悟,有成人之風。”
李冶出生的時候,金朝正由盛而衰。章宗即位(1190年)后,官僚政治日趨腐敗。由于管理不善,釀成了連年水災。再加上對外戰爭及任意揮霍,金朝出現了財政危機,于是濫發紙幣,致使物價飛漲,國虛民窮。泰和八年(1208),金章宗病死,衛紹王允濟即皇帝位。這時蒙古軍隊加緊向金朝進攻,腐朽的金朝內已潛伏著亡國的危機。李遹的上司胡沙虎是一個深得朝廷寵信的奸臣,“聲勢炎炎,人莫敢仰視”,動輒打罵同僚,欺壓百姓,甚至“虐殺不辜”。李遹見他無惡不作,常常據理力爭,置個人生死禍福于度外。只因為官謹慎,才免遭毒手。李遹為了防備不測,便把老小送回故鄉欒城。這時李冶正是童年,他沒有隨家人回鄉而獨自到欒城的鄰縣元氏求學去了。至寧元年(1213),由于胡沙虎篡權亂政,李遹被迫辭職,隱居陽翟,從此不再過問政事。
父親的正直為人及好學精神對李冶深有影響。在李冶看來,學問比財富更可貴。他說:“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又說:“金璧雖重寶,費用難貯蓄。學問藏之身,身在即有余。”他在青少年時期,對文學、史學、數學、經學都感興趣,曾與好友元好問外出求學,拜文學家趙秉文、楊云翼為師,不久便名聲大振。
北渡避難
1232年,鈞州城被蒙古軍隊攻破。李冶不愿投降,只好換上平民服裝,北渡黃河避難。這是他一生的重要轉折點,將近50年的學術生涯便由此開始了。
李冶北渡后流落于山西的忻縣、崞縣之間,過著“饑寒不能自存”的生活。一年以后(1233),汴京(今河南開封)陷落,元好問也棄官出京,到山西避難。1234年初,金朝終于為蒙古所滅,李冶與元好問都感到政事已無可為,于是潛心學問。李冶經過一段時間的顛沛流離之后,定居于崞山(今山西崞縣)的桐川。金朝的滅亡給李冶生活帶來不幸,但由于他不再為官,這在客觀上使他的科學研究有了充分的時間。他在桐川的研究工作是多方面的,包括數學、文學、歷史、天文、哲學、醫學。其中最有價值的工作是對天元術進行了全面總結,寫成數學史上的不朽名著——《測圓海鏡》。他的工作條件是十分艱苦的,不僅居室狹小,而且常常不得溫飽,要為衣食而奔波。但他卻以著書為樂,從不間斷自己的寫作。據《真定府志》記載,李冶“聚書環堵,人所不堪”,但卻“處之裕如也”。他的學生焦養直說他:“雖饑寒不能自存,亦不恤也”,在“流離頓挫”中“亦未嘗一日廢其業”。經過多年的艱苦奮斗,李冶的《測圓海鏡》終于在1248年完稿。它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系統講述天元術的著作。
定居講學
1251年,李冶的經濟情況有所好轉,他結束了在山西的避難生活,回元氏縣封龍山定居,并收徒講學。李冶的學生越來越多,家里逐漸容納不下了,于是師生共同努力,在北宋李遹讀書堂故基上建起封龍書院。李冶在書院不僅講數學,也講文學和其他知識。他嘔心瀝血,培養出大批人才,并常在工作之余與元好問、張德輝一起游封龍山,被稱為“龍山三老”。1257年在開平(今內蒙古正藍旗)與金朝遺老竇默、姚樞、李俊民等多人接受忽必烈召見,又派董文用專程去請李冶,說:“素聞仁卿學優才贍,潛德不耀,久欲一見,其勿他辭。”同年五月,李冶在開平(今內蒙古正藍旗)見忽必烈,陳述了自己的政治見解:“為治之道,不過立法度、正紀綱而已。紀綱者,上下相維持;法度者,賞罰示懲勸。”在談到人才問題時,他說:“天下未嘗乏材,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理勢然耳。”最后,他向忽必烈提出“辨奸邪、去女謁、屏饞慝、減刑罰、止征伐”五條政治建議,得到忽必烈的贊賞。
李冶會見忽必烈之后,回封龍山繼續講學著書,于1259年寫成另一部數學著作——《益古演段》。1260年,忽必烈即皇帝位,是為元世祖。第二年七月建翰林國史院于開平,聘請李冶擔任清高而顯要的工作——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但李冶卻以老病為辭,婉言謝絕了。從時代背景及李冶思想分析,他拒絕應聘的原因有二。第一,蒙古統治者沒有接受李冶“止征伐”的建議,而是大舉攻宋,從而引起李冶不滿;第二,忽必烈初登帝位,其弟阿里不哥不服,起兵反抗,蒙古統治區陷入連年內戰。李冶是不愿在這種動蕩的局勢下作官的。他說:“世道相違,則君子隱而不仕。”
忽必烈降服阿里不哥、平定蒙古內亂后,再召李冶為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李冶于至元二年(1265)來到燕京(今北京),勉強就職,參加修史工作。但他不久便感到翰林院里思想不自由,處處都要秉承統治者的旨意而不能暢所欲言。因此,他在這里工作一年之后便以老病辭職了。李冶是個追求思想自由的人,尤其不愿在學術上唯命是從。他說:“翰林視草,唯天子命之;史館秉筆,以宰相監之。特書佐之流,有司之事,非作者所敢自專而非非是是也。今者猶以翰林、史館為高選,是工諛譽而善緣飾者為高選也。吾恐識者羞之。”
李冶辭職后一直在封龍山下講學著書。他在晚年完成的《敬齋古今黈(音tǒu)》與《泛說》是兩部內容豐富的著作。《泛說》一書今已不存,據《元朝名臣事略》中引文及書名判斷,《泛說》是記錄李冶對各種事物見解的隨感錄。《敬齋古今黈》則是李冶的讀書筆記,“上下千古,博極群書”,在文史方面頗有獨到見解。另外,李冶作過不少詩,其中有五首保存在《元詩選癸集》中。從這些詩來看,李冶的文學造詣相當深。李冶還著有《文集》40卷與《璧書叢削》12卷,均已失傳。1279年,李冶病逝于元氏。李冶在數學上的主要成就是總結并完善了天元術,使之成為中國獨特的半符號代數。這種半符號代數的產生,要比歐洲早三百年左右。他的《測圓海鏡》是天元術的代表作,而《益古演段》則是普及天元術的著作。
隨著高次方程數值求解技術的發展,列方程的方法也相應產生,這就是所謂“開元術”。在傳世的宋元數學著作中,首先系統闡述開元術的是李冶的《測圓海鏡》。李冶一生著作雖多,但他最得意的還是《測圓海鏡》。他在彌留之際對兒子克修說:“吾平生著述,死后可盡燔去。獨《測圓海鏡》一書,雖九九小數,吾常精思致力焉,后世必有知者。庶可布廣垂永乎?”
李冶的數學研究是以天元術為主攻方向的。這時天元術雖已產生,但還不成熟,就像一棵小樹一樣,需要人精心培植。李冶用自己的辛勤勞動,使它成長為一棵枝葉繁茂的大樹。
人物影響
天元術并非李冶的獨創,而是從金代起便在中國北方開始萌芽。據祖頤在《四元玉鑒后序》中的記載,李冶以前研究天元術的學者至少有蔣周、李文一、石信道、劉汝諧、李德載等等,但并未提到李冶。而除李冶之外,其它早期天元術的著作也已經失傳。1303年朱世杰的《四元玉鑒》問世,其中將天元術擴展為含有天元、地元、人元和物元的“四元術”,即四元高次方程組的解法,將天元術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明代算學比起宋元時期并沒有什么進展,尤其是天元術因為艱深難懂而少人研究,幾近失傳。明代顧應祥曾經撰寫《測圓海鏡分類釋術》,在序中稱“細考《測圓海鏡》,如求城徑即以二百四十為天元,半徑則以一百二十為天元,既知其數,何用算為?似不必立可也。……每條下細草,雖徑立天元一,反復合之,而無下手之處,使后學之士茫然無門路之可入。……每章去其細草,立一算術,……各以類分之,語義稍繁者,略加芟損,名曰《測圓海鏡分類釋術》。(仔細考查《測圓海鏡》,求直徑時就令二百四十為天元,求半徑的話則令一百二十為天元,既然已經知道了天元的大小,為什么還要設天元呢?似乎沒有必要”,完全沒有明白天元術中天元為未知數的含義。他認為書中“每道題的演算中,雖然設立天元,但反復查看,覺得無從下手,后來的學習者茫然摸不到門道)”,因而將《測圓海鏡》中關于立天元列方程的演算全部刪去,只留下用開方術解方程的過程,以方便后人學習。李儼認為宋金元發展起來的天元術至此已被遺忘。
十八世紀時,隨著西洋算學傳入中國,李冶等人的天元術著作才被后來的數學家重新發現。清朝梅瑴成(梅文鼎之孫)曾經研讀顧應祥的《測圓海鏡分類釋術》,對其中的天元之術感到不解,后來在研習西方的“借根方”法時發現所謂的“借根”就是“立天元”(都是設未知數),方才重新開始認識天元術。之后,《四元玉鑒》等其它天元術著作也被重新認識。后來的《四庫全書》中收錄了李潢家藏本的《測圓海鏡》。1798年,清代大藏書家鮑廷博刊印的《知不足齋叢書》中收錄了李銳校勘的《測圓海鏡細草》十二卷。之后又有焦循和李銳在研究了《測圓海鏡》、《益古演段》和《術數九章》后寫的《天元一釋》和《開方通釋》兩書,用較為明白的語言詳細解釋了李冶的天元術和秦九韶的正負開方術。至此,天元術和現代的方程論逐漸融合,而十八世紀末期以后方程論的研究也開始蓬勃發展。之后的相關作品包括1861年朝鮮數學家南秉哲著的《海鏡細草解》、1873年張楚鐘的《測圓海鏡識別詳解》、1896年劉岳云出版的《測圓海鏡通釋》、1898年葉耀元《測圓海鏡解》,還有李善蘭的《測圓海鏡解》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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