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中國人的臉
魯 迅
大約人們一遇到不大看慣的東西，總不免以為他古怪。我還記得初看見西洋人的時候，就覺得他臉太白，頭發太黃，眼珠太淡，鼻梁太高。雖然不能明明白白地說出理由來，但總而言之：相貌不應該如此。至于對于中國人的臉，是毫無異議;即使有好丑之別，然而都不錯的。
我們的古人，倒似乎并不放松自己中國人的相貌。周的孟軻就用眸子來判胸中的正不正，漢朝還有《相人》二十四卷。后來鬧這玩藝兒的尤其多;分起來，可以說有兩派罷：一是從臉上看出他的智愚賢不肖;一是從臉上看出他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榮枯。于是天下紛紛，從此多事，許多人就都戰戰兢兢地研究自己的臉。我想，鏡子的發明，恐怕這些人和小姐們是大有功勞的。不過近來前一派已經不大有人講究，在北京上海這些地方搗鬼的都只是后一派了。
我一向只留心西洋人。留心的結果，又覺得他們的皮膚未免太粗;毫毛有白色的，也不好。皮上常有紅點，即因為顏色太白之故，倒不如我們之黃。尤其不好的是紅鼻子，有時簡直像是將要熔化的蠟燭油，仿佛就要滴下來，使人看得栗栗危懼，也不及黃色人種的較為隱晦，也見得較為安全。總而言之：相貌還是不應該如此的。
后來，我看見西洋人所畫的中國人，才知道他們對于我們的相貌也很不敬。那似乎是《天方夜談》或者《安徒生童話》中的插畫，現在不很記得清楚了。頭上戴著拖花翎的紅纓帽，一條辮子在空中飛揚，朝靴的粉底非常之厚。但這些都是滿洲人連累我們的。獨有兩眼歪斜，張嘴露齒，卻是我們自己本來的相貌。不過我那時想，其實并不盡然，外國人特地要奚落我們，所以格外形容得過度了。
但此后對于中國一部分人們的相貌，我也逐漸感到一種不滿，就是他們每看見不常見的事件或華麗的女人，聽到有些醉心的說話的時候，下巴總要慢慢掛下，將嘴張了開來。這實在不大雅觀;仿佛精神上缺少著一樣什么機件。據研究人體的學者們說，一頭附著在上顎骨上，那一頭附著在下顎骨上的“咬筋”，力量是非常之大的。我們幼小時候想吃核桃，必須放在門縫里將它的殼夾碎。但在成人，只要牙齒好，那咬筋一收縮，便能咬碎一個核桃。有著這么大的力量的筋，有時竟不能收住一個并不沉重的自己的下巴，雖然正在看得出神的時候，倒也情有可原，但我總以為究竟不是十分體面的事。
日本的長谷川如是閑是善于做諷刺文字的。去年我見過他的一本隨筆集，叫作《貓·狗·人》;其中有一篇就說到中國人的臉。大意是初見中國人，即令人感到較之日本人或西洋人，臉上總欠缺著一點什么。久而久之，看慣了，便覺得這樣已經盡夠，并不缺少東西;倒是看得西洋人之流的臉上，多余著一點什么。這多余著的東西，他就給它一個不大高妙的名目：獸性。中國人的臉上沒有這個，是人，則加上多余的東西，即成了下列的算式：人+獸性=西洋人
他借了稱贊中國人，貶斥西洋人，來譏刺日本人的目的，這樣就達到了，自然不必再說這獸性的不見于中國人的臉上，是本來沒有的呢，還是現在已經消除。如果是后來消除的，那么，是漸漸凈盡而只剩了人性的呢，還是不過漸漸成了馴順。野牛成為家牛，野豬成為豬，狼成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足使牧人喜歡，于本身并無好處。人不過是人，不再夾雜著別的東西，當然再好沒有了。倘不得已，我以為還不如帶些獸性，如果合于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人+家畜性=某一種人。中國人的臉上真可有獸性的記號的疑案，暫且中止討論罷。我只要說近來卻在中國人所理想的古今人的臉上，看見了兩種多余。一到廣州，我覺得比我所從來的廈門豐富得多的，是電影，而且大半是“國片”，有古裝的，有時裝的。因為電影是“藝術”，所以電影藝術家便將這兩種多余加上去了。
古裝的電影也可以說是好看，那好看不下于看戲;至少，決不至于有大鑼大鼓將人的耳朵震聾。在“銀幕”上，則有身穿不知何時何代的衣服的人物，緩慢地動作;臉正如古人一般死，因為要顯得活，便只好加上些舊式戲子的昏庸。
時裝人物的臉，只要見過清朝光緒年間上海的吳友如的《畫報》的，便會覺得神態非常相像。《畫報》所畫的大抵不是流氓拆梢〔上海一帶方言，指流氓制造事端詐取財物的行為。〕，便是妓女吃醋，所以臉相都狡猾。這精神似乎至今不變，國產影片中的人物，雖是作者以為善人杰士者，眉宇間也總帶些上海洋場式的狡猾。可見不如此，是連善人杰士也做不成的。
聽說，國產影片之所以多，是因為華僑歡迎，能夠獲利，每一新片到，老的便帶了孩子
去指點給他們看道：“看哪，我們的祖國的人們是這樣的。”在廣州似乎也受歡迎，日夜四
場，我常見看客坐得滿滿。
廣州現在也如上海一樣，正在這樣地修養他們的趣味。可惜電影一開演，電燈一定熄
滅，我不能看見人們的下巴。
發表于1927年11月25日北京《莽原》半月刊第二卷
附《略論中國人的臉》讀后感一篇
先生在論完中國人的臉時，一定不會想到，時至今日，那“慢慢掛下”的下巴不但不是偶然見到，反而成了一種新潮之象征，很有流行趨勢。據說，這現象不僅發生在晚上，也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看到，如“圍觀強奸”就是一例。
通常以為，強奸應該發生在見不得人的地方，因為案犯做這事的時候總該害怕人看到，進而害怕人起了“見義勇為”的念頭。誰知現在發生的事情卻在表明這觀念的“老套”和“落后”，所表現的內涵也越來越和從前不同。經過“改革”又開放了之后，某些東西挺直了，某些東西抬頭了，某些東西超越了精神，等等變的坦然了，當然這是一種進步，但坦然之后似乎開始某種變異，以至人們坦然了，卻不想同時案犯也更加“坦然”，人們進步了案犯也不甘落后，猶如下巴普遍“慢慢掛下”的時候，那案犯“掛下”的速度還會快些。既然都“掛下”了，在案犯看來，與人們之間多了某種共性，強奸之事也就沒什么大不了的，不必再“遮遮掩掩”，也不再害怕圍觀者發生“見義勇為”，因為案犯知道：
1、圍觀者比以前更注重“健康”，乃至“生命”。
2、“義”的存在與“掛下”有矛盾。
3、強奸之事的欣賞是難得的，有助于人們的下巴“慢慢掛下”。
這么一來，圍觀者和強奸犯各取所需，皆大而歡喜。結果，只是留下那哭泣的女人。甚至于那“哭泣”，“慢慢掛下”的下巴也恐怕將認為是“多余”。
因此，如果先生尚在，就將知道：下巴的掛下，于目前不僅僅在“他們每看見不常見的事情或華麗的女人，聽到有些醉心的說話的時候，”了，也不僅僅是因為“仿佛精神上缺少著一種什么機件”。而看的出神的時候，是否“情有可原”也是讓人懷疑。
先生說，“日本的長谷川善于做諷刺文字”，他在《貓、狗、人》中說到中國人的臉，有個結論是：
人+獸性=西洋人
“他借此稱贊中國人，貶斥西洋人，來譏刺日本人的目的，這樣就達到了，自然不必再說這獸性的不見于中國人的臉上，是本來沒有呢，還是現在已經消除”;而如果《貓、狗、人》作于今日，或者先生于今再略論中國人的臉，就將知道答案，這獸性于部分中國人如圍觀者，原本是有的，只是在更兇的“兇獸”前立即變成了“羊相”，而這“羊相”的下巴也是“慢慢掛下”。那么先生的推想似乎能夠改為：
人+獸性+家畜性=某一種人。
而獸性與家畜性的表現取決于環境和對象屬性，正如這句話所說：“可惜中國人但對于羊顯兇獸相，而對于兇獸則顯羊相，所以即使顯著兇獸相，也還是卑怯的國民”(魯迅《華蓋集—突然想到》)。然今天的獸性與過去又有很大不同，家畜性的形成也遠不是野性漸漸馴順那么簡單。但無論如何，這樣的描述，就象是今天現實真真切切的寫照。我猜想，那“橫眉冷對千夫指”之怒目背后，應隱著多少無奈的痛和淚?或許，先生對于中國人的臉，最大的希望是：
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