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一詞，古已有之。《周禮·春官宗伯·樂師》言：“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禮記·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孫詒讓在其所著《周禮·正義》中指出：“國學者，在國城中王宮左之小學也。”由此可見，“國學”在中國古代，指的是國家一級的學校，與漢代的“太學”相當。此后朝代更替，“國學”的性質和作用也有所變化。
唐代貞元中，李勃隱居讀書于廬山白鹿洞，至南唐時，在其遺址建學館，以授生徒，號為“廬山國學”(亦稱“白鹿洞國學”、“廬山國子監”、“廬山書堂”等)，首次使用了“國學”這一概念。到宋代，又改稱“白鹿洞書院”，為藏書與講學之所。宋代書院興盛，涌現出白鹿、石鼓(一說嵩陽)、睢陽和岳麓四大書院。由此來看，“廬山國學”實際上是一所既藏書又講學的“學館”，亦即后來的“書院”。在當時的境域下，所藏之書和所講之學，自然是中國的傳統學術文化。從宋代四大書院的實際情況來看，也是如此。可見此時“國學”這一概念的使用，與“國醫”是一樣的。
但是，真正把“國學”同諸多“外學”相提并論，即作為一門統攬中國學術的概念提出來，則是在西學東漸、我國社會和學術文化處于空前轉型的清末民初。
19世紀末，面對西學和“歐化主義”的刺激，日本學界從世界文化格局中反思和重識本國文化，發出了提倡“國粹”、“國學”的呼聲，從此“國學”一詞在近現代流行開來。這就自然感染并刺激了處境相似的中國學人。1902年秋，流亡海外的梁啟超曾與黃遵憲等人商議，在日本創辦《國學報》。但黃主張先作“國學史”，使梁放棄了創辦《國學報》的設想。而國粹派學者則趁機力倡“國學”。1904年，鄧實在上海的《政藝通報》發表《國學保存論》，論述了保存“國學”的重要性。次年，鄧實、黃節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國學保存會”，以“研究國學，保存國粹”為宗旨，發行《政藝通報》、《國粹學報》，標志著“國學”在國內的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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