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手抄報的辦報素材：國民黨政府的外交
萬寶山事件發生后，蔣介石當即指派宋子文與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秘密商議。
隨后，他又抽調具有對日工作經驗的駐日內瓦國際聯盟代表蔣作賓出任駐日公使，想要以外交途徑來消弭東北的危機。
東北地方當局和國民政府依據蔣介石的對日消極態度錯誤地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蔣本人在事變當天并不知情，因此張學良對失土喪師應負一定的責任。據《顧維鈞回憶錄》425(也有438頁)頁記載：“委員長原已發現他的處境非常困難，早在沈陽事件之前的夏天，他就在廬山舉行擴大會議，討論當時提出的提別是少帥在東北的集團提出的對日采取強硬態度，和直接抵抗日本的侵略政策等要求，委員長是個現實主義的政治家，他覺得必須對日談判。”
九一八事變手抄報圖
日本關東軍不到兩萬人，中國東北軍駐在東北的有16.5萬人，在關內還有近十萬人。東北軍部隊多次接受張學良不準抵抗的訓令，在日軍突然襲擊面前，除小部分自發英勇抵抗外，其余均不戰而退。1931年9月19日上午8時，日軍幾乎未受到抵抗便將沈陽全城占領，東北軍撤向錦州。此后，東北各地的中國軍隊或宣布“獨立”，或繼續執行張學良的不抵抗主義，使日軍得以迅速占領遼寧、吉林、黑龍江3省大部分地區。雖有一部分東北軍加入了風起云涌的抗日義勇軍，但東北寒冷的氣候和稀少的村落，抵抗運動很難取得明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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