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主題的辦報資料：中國古代哲學的歷史發展
中國哲學與哲人的特質，也形成了中國哲學“國家不幸哲人幸”這樣一種歷史發展軌跡。
先秦時代，禮崩樂壞，諸候異政，百家異說。諸子并起，“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成一家之言”者，《漢志》所錄竟達189家，造就了中國哲學的第一個高峰。漢代學者以“九流十家”來概括總結先秦諸子學術。(九流十家具體指墨家、儒家 、道家、法家、名家、雜家、農家、陰陽家、縱橫家、小說家，九流則是將小說家除去，因為十家中，小說家最不重要)東漢末年，“蒼天已死”，名教衰落，社會動蕩，人心思治。其時哲人，以玄談的方式，來為名教
給出新的論證，探討儒、道的內在相關性以及本末地位，從而引發了名教與自然、本末有無、言意之辨等多個重要學術辯題，哲人們的理論創造空前活躍。
唐宋之際，民族雜糅，價值混亂，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官方文化與民間文化，矛盾尖銳。韓愈、李翱發其先聲，“宋初三先生”(孫復、石介、胡瑗)、北宋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響應繼起。宋代的理學家們立志重建宋人的精神世界，他們出佛入老，爾后返之六經，融會三教，開創了理學的新時代。
中國傳統文化主題的手抄報
明清之際，異族易代，一代學人在抗清失敗后，隱居深山古寺，整理典章制度，深刻批判反省傳統文化，出現了建樹卓越的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方以智等一批飽學深思之士，并使中國哲學達到新的理論高度和反思深度。
時至近世，“中央之國”與西方擴張瓜分世界的強盜民族相遇，一敗再敗，民族自信降至前所未有的低點。“強國保種”、“救亡圖存”成為第一時務。中國哲人論“古今中西”，求自強圖新之道，引入西學，會通中西，形成一種影響至今的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新文化。
就中國哲學與中國社會的關系來看，所謂“國家不幸”的時代，可以看做是時代給出重大哲學課題的時代;所謂“哲人幸”，可以看做是哲人們在回應時代重大課題的過程中富有活力的思想創造活動。
每當中國哲學處于這樣一個集中發展時期，學派之多，人才之盛，思想之自由，學術之開闊，都會達到一個高峰。中國哲學之興衰，系于中國社會之興衰，同時也造就了民族精神的個性與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