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手抄報設計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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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精神手抄報內容：中華民族精神之法治精神
“以遵紀守法為榮”的法治精神
中國歷史上雖有過“人治”、“禮治”，但也不乏“法治”思想。在治理國家方面，儒家主張仁政、禮治和德治，而法家主張法治、嚴刑峻法。從表面上看涇渭分明，實質上二者有不少一致性與互補性，即禮與法相通，刑與德可以并用。儒家道德制度學派的代表荀子就贊成法治，主張禮法并舉，相互為用。他說：“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修百姓寧”(《荀子·成相》)。春秋戰國時期一些改革家主張以法治代替禮治。前期法家的代表人物管仲、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倡言“法治”，力圖變革，以富國強兵。商鞅把法視為治國之道的根本基礎，指出：“國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權”(《商鞅書·修權》)。法家后期代表人物韓非繼承了前期法家的思想，形成了一套法術之學，主張實行嚴刑峻法。他主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韓非子·有度》說：“法不阿貴，繩不繞曲……刑過不避大夫，賞善不遺匹夫”。雖然他的思想具有階級局限性，但這些話都是反對貴族制的，有其積極意義。后來秦王朝短命而亡，說明君主僅以嚴刑峻法實施統治是行不通的，必須做到德法兼治。賈誼認為，人主仁而境內和，人主義而境內理，人主公而境內服，人主法而境內輕，主張仁與法、德與刑并用。這一思想被漢朝統治者采納并定為基本國策。在中國歷史上主張建立“綱紀”、申明法紀，倡導遵章守紀、清正廉明的思想并不少見，類似“沒有規矩，不成方圓”的觀點也比比皆是。黃宗羲也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命題。這說明歷史上中國的法治精神雖然相對薄弱，但法家思想對民族精神的影響還是比較深遠的。今天我們黨領導人民大力建設民主與法制，提出既要以德治國，更要以法治國，增加了許多傳統法治精神中沒有的新內涵，為豐富、發展當代民族精神做出了新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