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記樂論》文言文解讀
在日復一日的學習中,大家都背過文言文,肯定對文言文很熟悉吧?文言文作為一種定型化的書面語言,沿用了兩三千年,從先秦諸子到明清八股,都屬于文言文。還記得以前背過的文言文都有哪些嗎?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樂記樂論》文言文解讀,僅供參考,歡迎大家閱讀。
樂者,天地之和也
——以禮樂維護秩序與和諧
【原文】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
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2)。明于天地,然后能興禮樂也。
論倫無患(3),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4)。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5)。若夫禮樂之施于金石(6),越于聲音(7),用于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
【注釋]
(1)本節(jié)選自《樂記·樂論》。
(2)暴:越出正道。
(3)論倫無患:意思是和諧而不亂。
(4)官:功能。
(5)制:指職能。
(6)金石:鐘、磬一類的東西。
(7)越:傳播。
【譯文】
樂所表現的是田地間的和諧;禮所表現的是田地間的秩序。因為和諧,萬物能化育生長;因為秩序,萬物能顯現出差別。
樂依天道而鑿,禮按地理而制。制禮超過分寸會造成混亂,作樂超過分寸會越出正軌。明白田地的道理,然后才能制禮作樂。
和諧而不混亂,是樂內在的精神;讓人欣喜歡愛,是樂有的功能。中正無邪,是禮的本質;莊重恭順,是禮的職能。至于運用樂器來表現禮樂,聲音使禮樂得到傳播,用于宗廟社稷的祭祀活動,祭祀山川鬼神,統(tǒng)治者與民眾都要共同這樣做。
【讀解】
對于統(tǒng)治者來說,秩序與和諧是維護統(tǒng)治的重要前提。沒有秩序,就會陷入混亂;沒有和諧,人心就會渙散,這樣,統(tǒng)治將無法維持下去。因此,秩序與和諧的確十分的重要。
禮和樂成為儒家治國安幫的支柱,他們反復申說這個道理,總讓人迷惑不解。難道他們就沒有想到過別的辦法?看看歷史就知道,春秋戰(zhàn)國時代不僅“禮崩樂壞”,也是一個諸子百家爭鳴的時代,那時的法家,便主張用強制的手段(刑罰)來維護統(tǒng)治,與儒家的思想針鋒相對。如果儒家學者真的是現實主義者,他們大概應當知道以禮和樂來維護統(tǒng)治是軟弱無力的,遠遠達不到秩序與和諧的目標。
另一方面,施行禮樂還要適度,不偏不倚,恰到好處。這就更加難了。適度很難有客觀標準,現實情況也千變萬化,這就給施行者提出了高難度的課題。儒家思想在春秋戰(zhàn)國時代不大受歡迎,恐怕并不是偶然的。
作品簡介
《禮記》又名《小戴禮記》《小戴記》,成書于漢代,相傳為西漢禮學家戴圣所編。《禮記》是中國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選集,共二十卷四十九篇,書中內容主要寫先秦的禮制,體現了先秦儒家的哲學思想(如天道觀、宇宙觀、人生觀)、教育思想(如個人修身、教育制度、教學方法、學校管理)、政治思想(如以教化政、大同社會、禮制與刑律)、美學思想(如物動心感說、禮樂中和說),是研究先秦社會的重要資料,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資料匯編。
《禮記》章法謹嚴,映帶生姿,文辭婉轉,前后呼應,語言整飭而多變,是“三禮”之一、“五經”之一,“十三經”之一。自東漢鄭玄作“注”后,《禮記》地位日升,至唐代時尊為“經”,宋代以后,位居“三禮”之首。《禮記》中記載的古代文化史知識及思想學說,對儒家文化傳承、當代文化教育和德性教養(yǎng),及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有重要影響。
哲學思想
天道觀
《禮記》的天道觀,反映了先秦儒家天道觀發(fā)展的大背景,其主要內容集中反映在《中庸》、《禮運》、《樂記》、《郊特牲》等篇中。總的來講《禮記》中的天道有如下含義:
首先,從天的自然義角度看,天可泛化為天地中各種自然現象,和由幾種基本元素構成的宇宙,而人仍然參與其中。社會必然性有別于自然必然性的根據在于:人是天地的杰作和五行的精華。個我因可進行文化創(chuàng)造,而成為天地間最“貴”者。
第二,天對人而言,是神性的超越性的存在。天的超越性有二義:一方面,天雖包含客觀必然性,但卻不能僅同于客觀必然,這是天作為價值源頭的性質所決定的,如《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另一方面,盡管人道效法天道,天與人之間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線,但對于人而言,天仍然具有其形而上的、同時也是“超驗”的一面。雖然,一方面《禮記》貫徹了“天人合一”的思路,如《表記》引《小雅》:“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孔子閑居》:“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這是把“天”視為與人事具有相關性的價值存在,或解釋為個我可以效法的榜樣。從這個角度說,圣人修德配天,可助天地化育萬物,與“天地參”,這正是《中庸》繼承自周公以來“以德配天”思想。但是,另一方面,《中庸》又云:“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這里的“天”就有超越義。這是在講“修身”與“知天”的聯(lián)系,把“知天”作為“修身”的前提,與孟子“知天”不同。
第三,天道是人道之所從出,故天道是人所仿效的榜樣。在《禮記》中,天或天道雖是由超越性的主宰演變而來的客觀性原則,但卻又是與人生世界相通的。《中庸》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人世間的“教”是效法天道。
天道既為客觀必然性,則預示效法天道的人道就是主客觀的統(tǒng)一。因而,人道并非客觀的自然必然性,而是與自然必然不同的社會必然性。人道是需通過人事修為達到的、彰顯德性而避免惡的自然必然性的活動。因此,天道在人事上不同于自然必然性,而是需通過主體努力才能實現的社會必然性。所以,《學記》認為:“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中庸》云:“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大學》:“惟善以為寶。”
總的來說,《禮記》中“天”作為超越的存在是價值之源,它既有形上本體之義,又可為人所“默識”、體認。就超越性上說,任何個我不是天;從內在性上說,人與天相通不隔。人與天的關系因而不是單純的“線性”邏輯關系,而是本體上天人相通,而實踐上人雖需體認但又要承認天的超越性的關系。
宇宙觀
由于《禮記》成書時古代超越性的天道,已逐步內化為內在的心性,外在的宇宙結構與生成,已經不是關注的重點,即使有某些遺跡也并非采取對象性的認知的路數,而是體恤、體認,或杜維明所云的“體知”的路數,將之作為人解讀和領悟的對象。如《中庸》云:“體群臣也……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由于心性本體論在思孟時已開始醞釀,《禮記》的宇宙觀明顯反映了內在性特點,已經有心性本體論的萌芽。同時,《禮記》中對“心身”、“本末”的關系的思想已相當復雜,其宇宙觀便也呈現出內外兼顧相互印證的特點。就主體性而論,心為主,身為從,仁德為本,而禮為末。如《大學》:“心正而后身修。”《中庸》所謂“聲色之于化民,末也”。這是先秦儒家已有的“心導耳目”之義的演繹。但另一方面,身作為結構性的存在,并非是一般意義上的工具,而是心寄居和依賴的“體”。如《緇衣》:“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君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說明心身關系好比君民關系。心為身之主,身為心之體。心安則體安,心好則體好。反過來,心也會因身傷而傷。它們不僅有主從關系,還有依賴關系。
《禮記》中無明確的天生地之說。即使《禮運》有所謂“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也沒有進一步的說明。《郊特牲》有:“天先乎地,君先于臣,其義一也”之說,但未明確說地由天所生。其中雖云“天先乎地”,但似更重天地的相對性、彼此協(xié)同的關系:“天生時而地生財”。所以,《禮記》在說明天時生化的同時,又贊揚地利之美。地在《禮記》中,是與天相對而又相配而言的。如《郊特牲》云:“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于地,取法于天。”天地雖有高下尊卑之別,但并不妨礙它們各自的品格。相對天之“清明”、“高明”和“無私覆”而言,地的品格在于“廣大”、“薄厚”、“無私載”。在《禮記》中,與神性的天地并列的有所謂鬼神。鬼神既為統(tǒng)一宇宙的部分,也參與宇宙創(chuàng)生。
人生哲學
《禮記》繼承和發(fā)揮了先秦儒家的倫理思想,以整體性、相關性的視界看待社會與人生。《禮記》在有些方面有更細節(jié)的要求,主張共生性可轉化并通過動態(tài)的“互生性”來實現。如提出人際間為防止個人中心主義的膨脹,和彼此以義相責,不以己之所能愧人之所不能。《表記》云:“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其所不能者愧人。是故圣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免愧恥,以行其言”。“共生性”體現人際間在各不同層面的相互依賴性,“互生性”所揭示的是在此之上的主體彼此互為中介而生成意義的性質。
《禮記》中對時間結構的意義的認識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自我關系中的內省;二是社會歷史的延續(xù);三是出于對超越的天道的領悟。說內省是一時間結構,是因為內省本身是解讀者自己在歷史性結構中得到確立和理解。它體現了變易與遞承關系,不僅意味著某種歷史結果,而且是未來得以建構的條件。此所謂“反輔”也。《禮記》中繼承了儒家思想的這一特點,所以十分突出“反躬”、“內省”、“自反”、“自盡”。
《禮記》中《中庸》、《大學》均突出“修身”的意義。“君子不可以不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修身”作為社會性活動不僅是私人性的,且有利于意義的生成與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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