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二三是文言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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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宋濂，字景濂。性誠謹，官內延久，未嘗訐人過。（帝）間召問群臣臧否，濂惟舉其善者曰：“善者與臣友，臣知之；其不善者，不能知也。”主事茹太素上書萬余言。帝怒，問廷臣，或指其書曰：“此不敬，此誹謗非法。”問濂，對曰：“彼盡忠于陛下耳。陛下方開言路，惡可深罪。”既而帝覽其書，有足采者。悉召廷臣詰責，因呼濂字曰：“微景濂，幾誤罪言者。”于是帝廷譽之曰：“朕聞太上為圣，其次為賢，其次為君子。宋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偽，誚一人之短，始終無二，非止君子，抑可謂賢矣。”
譯文
宋濂的性格比較誠實謹慎，他在內庭做官很長時間，從來沒有在背后指摘過別人的過錯。他的居室署名叫做“溫樹”，如果有客人在談話時問起了他禁忌的話題，他就指給客人們看，表示不愿談論此事。
一次他和客人一起飲酒，高祖秘密的派人去偵查他的行動。第二天，問昨天有沒有喝酒，都請了哪些客人，吃了些什么食物，就一一照實情回答。滿意的笑道：“說得不錯，看來你沒有欺騙我。”
朱元璋有時候會把宋濂叫來，問他大臣們最近都有哪些功過得失，宋濂只列舉那些品行好的人匯報，他說：“那些品行好的人和我交往，所以我了解他們；而那些品行不好的，我不和他們往來，所以我也沒法了解他們。”
一次，主事寫了一份一萬多字的奏折，惹得朱元璋大發雷霆，于是就問大臣們如何處理，有人指著他上的奏章說：“這份奏章的內容對陛下不尊敬，是誹謗陛下，是不合乎法度的。”朱元璋又問宋濂的意見，宋濂答道：“他是對陛下盡忠啊，如今陛下剛剛廣開言路，不可重重的處罰這樣敢于直言的大臣。”過了一會，朱元璋瀏覽了一下這份奏章，覺得其中有值得采納的意見。于是朱元璋便把大臣都召集起來，訓斥了他們一頓，并叫著宋濂的字（表示親近和贊賞）說：“要是沒有景濂，我幾乎就錯誤的處罰了敢于直言的人啊。”于是朱元璋在朝堂上表揚宋濂說：“我聽說第一等人是圣人，其次叫做賢人，再其次就是君子。宋景濂為我工作了十九年，從來不曾說過一句假話，從來沒有背地里議論過一個人的短處，自始至終言行一致，從無二心，這不只是君子的風范，更可以稱作是賢者了。”
注釋
[1]嗜：特別愛好，喜好。
[2]無從：沒有辦法。
[3]致書：得到書，這里是買書的意思。
[4]假借：借。“假”也是借的意思。
[5]弗之怠：即弗怠之,不懈怠,不放松抄書.“之”是“怠”的賓語，指“筆錄”這件事。
[6]走：跑。
[7]逾約：超過約定的期限。
[8]加冠：古時男子二十歲舉行加冠(束發戴帽）禮，表示已經成年。這里即指二十歲。
[9]患：擔心，憂慮。
[10]碩師：才學淵博的老師。碩，大。
[11]嘗：曾經。
[12]趨：奔向。
[13]先達：有道德，有學問的前輩。
[14]叩問：求教。叩，問。
[15]德隆望尊：道德高，聲望重。
[16]門人弟子填其室：學生擠滿了他的屋子。門人、弟子，學生。填，塞。這里是擁擠的意思。
[17]辭色：言語和臉色。
[18]援疑質理：提出疑難，詢問道理。援，引，提出。質，詢問。
[19]俯身傾耳以請：彎下身子，側著耳朵（表現尊敬而專心）請教。
[20] 叱咄：訓斥，呵責。
[21]至：周到。
[22]復：這里指辯解。
[23]俟：等到。
宋濂介紹
至正二十年（1360），與劉基、章溢、葉琛同受朱元璋禮聘，尊為“五經”師。洪武初主修《元史》，官至學士承旨知制造。后因牽涉胡惟庸案，謫茂州，中途病死。著作有《宋學士文集》、《孝經新說》、《東陽馬生序》等。
明初朱元璋稱帝，宋濂就任江南儒學提舉，為太子（朱標）講經。洪武二年（1369），奉命主修《元史》。累官至翰林院學士承旨、知制誥。洪武十年（1377），以年老辭官還鄉。后因其長孫宋慎牽連胡惟庸黨案，全家流放茂州（現在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縣），途中病死于夔州（現在重慶奉節縣）。
宋濂是“開國文臣之首”。他堅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經師古，強調“辭達”，注意“通變”，要求“因事感觸”而為文，所以他的散文內容比較充實，且有一定的藝術功力。
有明一代，開私家藏書風氣者，首推宋濂。
宋濂藏書始於青年時代。當時，他因元末戰亂遷居浦江，於青蘿山中筑室讀書，因名其樓為“青蘿山房”。兵禍之后，官私藏書毀損嚴重，而宋濂因隱居山中，仍能坐擁書城。明祁承漢《澹生堂藏書紅》說：“勝國兵火之后，宋文憲公讀書青蘿山中，便已藏書萬卷。”清載殿泗《風希堂文集》卷二《宋文憲公全集序》則說宋濂“始自潛溪徒浦江，得卷氏藏書之富，首推宋濂”。
宋濂藏書之精華，有少數流入清人之手。如北宋本《長慶集》，先后為錢曾、黃丕烈、潘祖蔭所藏。《百宋一廛賦》：“廬山《長慶》，見取六丁；金華太史，獨著精靈。”注：“《長慶集》北宋時鏤版，所謂‘廬山本’者。庚寅一炬，種子斷絕，唯此金華宋氏景濂所藏小宋本，圖記宛然，古香可愛，推稀世珍。”又有宋本《春秋經傳集解》、《史記》等流入清宮內府，《天祿琳瑯續編》有記。宋濂還曾藏有宋刊《事林廣記》，后歸廣東丁日昌，《持靜齋書目》著錄。
道統文學觀由來已久，但這里也有區別：以韓愈、歐陽修為代表的唐宋古文家，在理論上主張“文以明道”，強調“文”的工具性，但并不輕視“文”；宋代理學家看到他們的不徹底性，于是提出“文道合一”甚至“作文害道”的論點，以防文人在“道”之外又受“文”的誘惑。宋濂的文學思想便是沿著理學家的極端觀點。在《文原》一文中，他強調了文“非專指辭翰之文”，而是道的“象”即顯現，文與道相始終，道在哪里，文亦在哪里。在其他文章中，宋濂也反復提出“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白云稿序》）；“文外無道，道外無文”（《徐教授文集序》）。
以這種理論批評古代作家，就顯出非常偏狹的態度。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公然提出孟子死后，“世不復有文”；賈誼、司馬遷所得的僅是“皮膚”，韓愈、歐陽修所得的也僅是“骨骼”，只有到了宋代幾位大儒，才“得其心髓”，才算得上“六經之文”。至于明顯不合“溫柔敦厚”標準的各種文章，在宋濂看來，更是“非文也”。
“文道合一”論是一種受官方支持立場，這一點可以由《元史》的體例得到證明。自范曄《后漢書》分立《儒林》、《文苑》兩傳，以區分經學之士與文學之士，后代官修正史多沿襲之。《元史》卻取消了這種區分，單立《儒林傳》，認為“經藝文章，不可分而為二”，“文不本于六藝，又烏足謂之文哉！”《元史》是奉朱元璋詔命修撰的，這樣做當然迎合了他的意思。在朝廷正式支持下，這種理論必然給文學的發展帶來災難性的后果。
宋濂的文集中，大量充斥著美化、歌頌明初統治集團上層人物及表彰貞節婦女的作品，這大概就是他的“道統”文學的集中表現。但歷史已經獲得的進展，即使用強力去扭轉，也還是有困難。所以，就是在宋濂身上，也還是存在兩面性。
宋濂在元末與楊維楨交誼甚篤，明初楊氏去世后，他為之作墓志銘，對楊的`文學才能和成就推崇備至，甚至以相當寬容的語氣描繪其晚年“曠達”和“玩世”的生活情態，這和他的嚴厲的理論頗不諧調。他另外還有一些散文，對生活實際比較尊重，因而在宣揚某種道德觀念的同時，比較接近真實的人性。如《王冕傳》，寫出一個元末“狂士”的精神面貌，開頭描寫王冕少年讀書情形的一節，頗有情趣：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瑯瑯達旦。佛像多土偶，獰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
又如《鹿皮子墓志銘》詳細介紹陳樵“屏去傳注，獨取遺經”而自成一家的思想成就，《竹溪逸民傳》寫出一個出世高士的形象，由于作者對不同的人物個性能取一種同情的態度，都寫得較出色。《送東陽馬生序》自述早年在貧寒中求學的艱苦，也很真實動人。
宋濂的散文文辭簡練典雅，少作鋪排渲染。但偶爾有些描寫的片斷，也能寫得相當秀美。各種文體往往各具特點，可以看出變化，不是那么僵板。總的說來，他的文章風格具有密吻于道德規范的特征，同時也具有較高的語言修養和純熟的技巧，所以能夠成為明初文學風尚的典范。
對于宋濂來說，非常可悲的是朱元璋根本不承認他是什么“大儒”，而帶有侮辱性地稱之為“文人”（見《明史·桂彥良傳》）。因為在朱元璋的政治體制中，已不能夠允許有“大儒”——社會的思想指導者存在，皇帝本人就是思想指導者。宋濂最后其實是死于無辜，也反映出明初政治的嚴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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