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硯眼》文言文原文注釋翻譯

時間：2022-10-28 16:29:12 文言文名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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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硯眼》文言文原文注釋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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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硯眼》文言文原文注釋翻譯

　　《硯眼》文言文原文注釋翻譯

　　簡介

　　《硯眼》選自明-馮夢龍的《古今譚概》。這本書是一部笑話集，也是一部幽默小品集，共分36部。作者馮夢龍從歷代正史及野史筆記中搜集了大量可笑和有趣的故事，揭露社會丑惡現象及各種怪態、病態，既可使讀者消遣自娛，也可以益智自警，是一部很具啟發意義的讀物。

　　作品原文

　　硯眼

　　明有陸廬峰者，于京城待用。嘗于市遇一佳硯，議價未定。既還邸，使仆往，以一金易歸。仆持硯歸，公訝其不類。門人堅稱其是。公曰：“前觀硯有鴝鵒眼，今何無之？”答曰：“吾嫌其微凸，路值石工，幸有余銀，令磨而平之。”公大惋惜。蓋此硯佳處即在鴝鵒眼也。

　　重點字詞

　　1、于：在。

　　2、待用：等待（朝廷）任用。

　　3、嘗：曾經。

　　4、佳：好的。

　　5、硯：硯臺。

　　6、議：議論。

　　7、定：確定。

　　8、既：已經。

　　9、還：返回。

　　10、邸：官辦的旅館。

　　11、使：派。

　　12、往：前往。

　　13金：銀子。

　　14、易：換。

　　15、歸：返回。

　　16、持：拿。

　　17、堅：堅持。

　　18、是：正確。

　　19、鴝鵒：鳥名，俗稱“八哥眼”。

　　20、何：為什么。

　　21、幸：幸好。

　　22、余：多余。

　　23、平：使.......平坦。

　　24、大：非常。

　　25、門人：此指仆人。

　　26、邸：官辦的旅館。

　　27、向：先前、早先。

　　28、值：遇見

　　作品譯文

　　明朝有一位叫陸廬峰的人，在京城等待（朝廷）任用。（他）曾經在集市上遇到一塊上好的硯臺，價格有爭議沒有定。已經到了官辦的旅店之后，他讓仆人前往集市，用一兩銀子把硯臺買回來。仆人拿著硯臺回來了，陸廬峰覺得它不像原來的硯臺而感到驚訝。仆人堅持說就是這個硯臺。陸廬峰說：“先前的硯臺有個‘八哥眼’，為什么現在沒有了？”仆人回答說：“我嫌棄它有一點凸，路上正好遇見石工，幸虧有剩余的銀兩，讓他打磨一下，使它平整了。”陸廬峰十分惋惜。這個硯臺的價值就在于這個"八哥眼"。

　　句子翻譯

　　1.公訝其不類：陸廬峰因硯臺的不相同感到驚訝。

　　2.蓋此硯佳處即在鴝鵒眼也：這個硯臺的價值就在于這個"八哥眼"

　　主旨引導

　　這方硯臺之所以博得陸廬峰的厚愛，因為它有這個可貴之處：有個“八哥眼”，這正是它的奇妙之處。可是陸廬峰的仆人卻不明白，結果，這個仆人把硯臺上的珍奇之處當成了多余的突起之物，擅自決定花錢打磨，結果多此一舉，適得其反，報廢了一件硯中珍品。說明了仆人自以為是，不懂裝懂、好心辦壞事，適得其反。正因為如此，陸廬峰才覺得可惜。

　　啟發與借鑒

　　不要自以為是，自作主張。那硯臺值錢的地方正在“微凸”處，而仆人卻以為是疵點，結果做了適得其反的事。主觀愿望要與客觀實際相結合。客觀事物的發展自有它的規律，純靠良好的愿望和熱情是不夠的，很可能效果還會與主觀愿望相反，好心辦壞事。

　　文言知識

　　上文“令磨而平之”中的“平”，要理解為“使~~平整”，意為叫石工磨過使微凸處平整。如果不這樣理解，譯成叫石工磨過平整它，那就不通，因為沒有“平整它”這種說法的。因此，在這句話中“平”就成了“使動詞”（使動用法）。還有其他的文言用法是：意動用法、名詞作動詞和特殊語。

　　作者的主要影響

　　政治

　　綜述

　　明崇禎七年（1634年），馮夢龍被選派至福建壽寧擔任縣令。當時的壽寧位置偏遠、交通閉塞、經濟貧困、文化落后。馮夢龍筑城墻、設司更，帶頭捐俸集資修建一些必要的設施。在知縣任上，他施行著自己的人生理想：做賢明官員，造福百姓。他盡最大努力減輕民眾負擔，解決百姓溫飽問題，防止百姓因走投無路而鋌而走險，減少案件的發生和簡化案件的審理程序，以實現無訟的目的。他發布的政綱是勸耕、彌訟、戒溺女，鼓勵百姓耕作，勸誡他們不要輕易打官司，不要溺殺女嬰。他還消除匪禍虎患，抵御倭寇，崇文興教，充分展現了他愛民、務實、清廉的形象。

　　馮夢龍在人口問題上也有自己的見解。他認為“人生二男二女”，勢必造成人口大量膨脹，無法養育，因此“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無增減，可以長久。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減，何以養之？”他可算是古代最早突破“多子多孫為福”傳統觀念的文人。《福寧府志》、《壽寧縣志》均將他列入《循吏傳》，稱他“政簡刑清，首尚文學，遇民有恩，待士有禮”。

　　修城墻，除虎患

　　馮夢龍上任后是想有大作為的，但他必須面對壽寧的實際。最大的困難是“民無余欠，庫無余財”。明代中葉以后，各種社會矛盾激化，韃靼、倭寇等邊患加劇，朝廷開支膨脹，只能通過橫征暴斂來維持統治。壽寧這個只有2700多戶、11900多人口的山區小縣，至馮夢龍上任時，賦稅已由原先的4800兩白銀增加到6082兩。不少百姓被迫抗稅逃糧。官吏們為完成上級催逼的任務，只好將原有的庫存上繳充數。其結果是“歷年征集，一空如掃”，“民無余欠，庫無余財”，縣財政和儲備糧食是“一本空薄，遞相傳受，按紙上分毫具存，欲征完玄虛無用”。加上嘉靖年間，倭寇還曾三次竄犯壽寧縣城，殘殺百姓，劫掠財物，毀掉城墻。在這種情況下，馮夢龍只能向上級申請一些財政補助，并且用“帶頭捐俸祿”的辦法，發動吏屬共同來辦一些力所能及的實事。

　　馮夢龍做的第一件事是修城墻，立譙樓：“申請各臺捐俸蠲贖，重立四門譙樓，城之崩潰處悉加修筑”，“又置大鼓一面，設司吏一名于縣之門樓”。從而解決了從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倭寇毀城以來長達72年未解決的問題。

　　上任壽寧第一天晚上聽到的老虎傷人事件，馮夢龍又了解到：原先“壽寧無虎患，自西門城樓塌毀后，乃有虎”。修復城門后，當地一些人建議“禱于城隍”，但是沒有效果。馮夢龍改向民間調查，了解到離城數十里的平溪鄉，“有匠周姓者，善為阱”。他親往拜訪，看到“阱”的妙用：就是造一件小屋，中間設置機關，拴一只羊在里面作誘餌。老虎闖入吃羊，觸動機關，就被困在屋里，周圍埋伏的人就可乘機將之擊斃。馮夢龍決定“捐俸造數具，置虎常游處，各畀二羊，責令居民守視，獲一虎賞三金。”這個辦法很靈：“半載間，山后、溪頭及平溪連斃三虎，自是絕跡”。

　　防倭患抓國防

　　倭寇三次入侵壽寧這個殘酷的事實，使馮夢龍認識到抓國防的重要性。他發現縣城之北為鎮武山，原先東北角建有“北門”。“今門地尚存，山高處有平地一片，或指為鬼窟。聞倭亂時居民避此，盡遭屠戮。”慘不忍睹，令人望而生畏，于是塞“北門”而另開“小東門”，造成鎮武山“嶺峻荒涼、絕無人跡”的慘狀。

　　馮夢龍進一步視察全縣后發現，壽寧縣東南部為福安和寧德縣，北面為浙江的景寧、泰順和慶元，“蓋兩省之甌脫”，“五界之門戶”。壽寧素有“三關十六隘”之險，“皆在縣之南”，再出去就是大海。馮夢龍在《壽寧待志》中明確指出：“閩防在海，而福安正海艘登陸之地，昔年倭寇亦從此道，故四隘特為要害。”怎么守衛呢？他實地勘察后提出：“守隘之具，銃第一，弩次之，雖弓矢亦不逮矣。多蓄硝磺，此最緊著。”

　　馮夢龍深知，武器是要由人來掌握的。他詳細了解到：壽寧縣“民兵額編二百名，謂之機兵，亦曰民壯”。因晚明各級政府財力不足，陸續裁減兵員，現“實存一百名”。這些兵員要分別負責“守城垣、庫、獄”，“押催錢糧”，“捕衙聽差”，“拘提、押解、投遞緊要公文”等，也就是說，只夠充當衙役、公差之用，“雖謂之無兵可也”，“而銃手、旗手、吹鼓手別無工食，皆占名于額內”。故當年倭寇入侵壽寧時，四隘皆無兵把守。更為嚴重的是，這些兵員的應有的待遇也無法保障。對此，馮夢龍毫無解決的辦法，只能希望“安得烽煙絕警，令郡縣再復兵糧之舊哉”！但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馮夢龍，針對“兵壯素不嫻武”的現狀，加強了日常軍事訓練，取得了一定效果：“余立正教師一名，副教師兩名，專主教訓，月必親試，嚴知賞罰，人知自奮，有稍暇即往演習。”

　　教育為本修建學宮

　　馮夢龍發現：壽寧縣原先“學校雖設，讀書者少。自設縣至今，科舉斬然。經書而外，典籍寥寥，書賈亦絕無至者”。現實的情況是，縣衙左近的學宮已“久傾圮”。于是馮夢龍與教諭、訓導商量，利用上級下撥的修學專用基金“二十八金”，又從十分拮據的縣財政中撥出“二十余金”，把原學宮前移、擴大，“堂宇載整，學門重建”。只是“欞星門腐朽”，缺乏適用的大樹做梁柱。馮夢龍未被困難嚇倒，他了解到，舊吏葉際高欠公家“十金”無力奉還，但他的家中“存山林一區”，可以用來折價抵債，只是因為“路途稍遠，求售不得”。馮夢龍又搬出“捐俸”的法寶，拿出自己可憐的薪金，雇人砍伐大樹后運到縣城。原定舊歷正月二日子時開工，因為這是一個吉祥的日子。但到大年初一時，工人不好雇，負責修建的小吏要求延期豎柱立梁。辦事雷厲風行的馮夢龍聽到匯報后，親自書寫了一個布告貼在學宮之外，申明只要有人出工，不論老少都有獎勵，工匠加倍。號令一出，響應者“夜半而云集，比天明，柱已立矣。”

　　學宮建好后，馮夢龍又把自己在鎮江當訓導時編的《四書指月》翻印出來，作為教材，且“立月課”，“親為講解”，使“士欣欣漸有進取之志。”

　　禁溺女嬰移風易俗

　　馮夢龍看到“閩俗重男輕女，壽寧亦然，生女則溺之”。他決定“設厲禁，且捐俸以賞收養者”，使“此風頓息”。他親自撰寫了苦口婆心、義正詞嚴的《禁溺女告示》，四處張貼，刻石立碑。《壽寧待志》收進《禁溺女告示》全文。告示開頭先擺問題，進行教育，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訪得壽民生女，多不肯留養，即時淹死，或拋棄路途。不知是何緣故？是何心腸？一般十月懷胎，吃盡辛苦，不論男女，總是骨肉，何忍淹棄？為父者你自想，若不收女，你妻從何而來？為母者你自想，若不收女，你身從何而活？……畜生還怕殺害，況且活活一條性命，置之死地，你心何安？”馮夢龍深知，思想工作不是萬能的，要輔之以行政司法強制措施，才能奏效，故他在告示中明確規定：“今后，各鄉、各堡但有生女不肯留養，欲行淹殺或拋棄者，許兩鄰舉首。本縣拿男子重責三十，枷號一月，首人賞銀五錢。如容隱不報，他人舉發，兩鄰問罪。或有他故必不能留，該圖呈明，許托別家有奶者抱養。其抱養之家，本縣量給賞三錢，以旌其善。仍給照，養大之后，不許本生父母來認。每月朔望，鄉頭結狀中并入‘本鄉并無淹女’等語。清代壽寧《龔氏家乘》等族譜中，還收有馮夢龍“戒溺女”的告示摘錄。

　　馮夢龍發現，當地“俗信巫不信醫，每病必召巫師迎神，鄰人競以鑼鼓相助，謂之打尪，猶云驅祟。”封建迷信妨礙生產，惑亂人心，他力求改革，但效果欠佳，因為這些陋習是結在貧困落后總病根上的一個苦果。病根未挖，苦果難除！他實事求是地說：“自余示禁且捐俸施藥，人稍知就醫，然鄉村此風不能盡革也。”

　　對官府的賦稅恩典、銀糧往來、操辦收支，馮夢龍敢于亮家底、曬清單。他在《壽寧待志》中詳細羅列了萬歷二十年之后朝廷加派的各種賦稅、裁減的各類開銷，共六十五項；羅列了泰昌元年以后朝廷減免百姓賦役錢糧，共七項。一項一項，一厘一毫一絲，歷歷在冊。其他關于民兵糧餉增減、工程建設開支以及谷物儲存運輸等情況，也大都記載得十分清楚，不渾水摸魚，不做糊涂賬。他還為民請命，希望“長民者”了解“壽民之艱”，“垂憐于萬一”，減輕賦稅。百姓無錢買藥，他“捐俸施藥”。

　　明朝滅亡后，他奔走反清，刊刻《甲申紀事》和《中興偉略》等著作，闡發自己對時政的看法。此外，他還上書弘光帝，提出應效法古制鑄造錢幣，興利除弊。

　　文學

　　馮夢龍在文學創作上作出了杰出貢獻，在文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馮夢龍詩集今已不存，而由他編纂的三十種著作得以傳世，為中國文化寶庫留下了一批不朽的珍品。其中流傳最廣且影響最大的是“三言”，即《喻世明言》（初名《全像古今小說》）、《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

　　馮夢龍編選的“三言”代表了明代擬話本的成就，是中國古代白話短篇小說的寶庫。這三部小說集相繼輯成并刊刻于明代天啟年間。“三言”中每個短篇小說集各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其中明代擬話本約有七、八十篇。“三言”的內容很復雜，其中較多地涉及到市民階層的經濟活動，表現了小生產者之間的友誼；也有一些宣揚封建倫理綱常、神仙道化的作品；其中表現戀愛婚姻的占很大比例，《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是其中最優秀的一篇，也是明代擬話本的代表作。總之，明代擬話本較多反映了市民階層的感情意識和道德觀念，具有市民文學色彩。它表現了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社會風貌，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藝術上，“三言”比宋元話本有了很大進步。它與宋元話本一樣，具有情節曲折的特點，但它的篇幅加長了，主題思想更集中，人情世態的描繪更豐富，內心刻畫上也更細膩。但是，“三言”藝術上也有不少缺點。小說中的矛盾沖突一般不如話本的直接尖銳，語言上文言成分增多了，雖然比較洗煉、流暢，但沒有話本的鮮明、生動。

　　“三言”所收錄的作品，有宋元舊篇，也有明代新作和馮夢龍擬作。無論是宋元舊篇，還是明代新作，都程度不等地經過馮夢龍增刪和潤飾。這些作品，題材廣泛，內容復雜。有對封建官僚丑惡的譴責和對正直官吏德行的贊揚，有對友誼、愛情的歌頌和對背信棄義、負心行為的斥責。更值得注意的，有不少作品描寫了市井之民的生活。“三言”即表現了資本主義萌牙時期的新思想，又存留有消極、腐朽、庸俗的舊意識。這種進步和落后交織在一起的現象，正是新興市民文學的基本特征。在藝術表現方面，“三言”中的那些優秀作品，既重視故事完整，情節曲折和細節豐富，又調動了多種表現手段，刻畫人物性格。正如《今古奇觀序》中所稱：“極摹人情世態之歧，備寫悲歡離合之致，可謂欽異拔新，洞心駴目。”這標志著中國短篇白話小說的民族風格和特點已經形成。“三言”是一個時代的文學，它的刊行，不僅使許多宋元舊篇免于湮沒，而且推動了短篇白話小說的發展和繁榮，影響深遠。

　　“三言”主要表現以下幾方面的內容：（一）通過動人的愛情故事，描寫了被壓迫婦女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抨擊了封建制度對婦女的壓迫。（二）描寫封建統治階級內部斗爭，表現了人民對封建統治者罪惡的憤怒譴責。（三）歌頌友誼，斥責背信棄義的行為。這類作品的大批出現，說明了當時政治的黑暗，社會風氣的惡劣；也反映了中葉后城市工商業的繁榮，市民階層的壯大。

　　“三言”不僅在當時引起轟動，而且至今仍然受到國內外廣大人民的喜愛，成為文學史上少有的經典之作。馮夢龍的小說是最早被翻譯成外文的中國文學作品。1735年巴黎出版以英文翻譯了兩篇馮夢龍的小說《莊子休鼓盆成大道》和《呂大郎還金完骨肉》。19世紀以后，又有五十多篇“三言”中的小說被譯為英文，二十四篇譯為法文。此外，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等文字的譯本也很多。

　　“三言”之外，馮夢龍還有一個“三部曲”系列的小說類書：《智囊》《古今譚概》《情史》。《智囊》之旨在“益智”，《古今譚概》之旨在“療腐”，《情史》之旨在“情教”，均表達了馮夢龍對世事的關心。而《智囊》是其中最具社會政治特色和實用價值的故事集。除此之外，馮夢龍還曾參與校對精刻《水滸全傳》，評纂《太平廣記鈔》《太霞新奏》，還有《新列國志》《增補三遂平妖傳》《古今烈女演義》《廣笑府》《墨憨齋定本傳奇》，以及許多解經、紀史、采風、修志的著作，如研究《春秋》的著作《麟經指月》等。

　　馮夢龍所編纂的這些書，從出版學的角度來看，有一個共同的重要特點，就是注重實用。他的那些記錄當時歷史事件的著作在當時具有很強的新聞性；他的那些解說經書的輔導教材受到習科舉的士子們的歡迎；他的那些供市井細民閱讀的擬話本、長篇說部、小說類書，以及劇本民歌、笑話等有更大的讀者群，為書商帶來了巨大的利潤。這使得馮夢龍的編輯工作，具有一定的近代市場經濟下的出版業的特色。在《智囊》一書中，也充分體現了這些特點。

　　戲曲

　　馮夢龍作為戲曲家，主要活動是更定傳奇，修訂詞譜以及在戲曲創作上提出主張。

　　馮夢龍創作的傳奇作品，傳世的只有《雙雄記》和《萬事足》兩種，雖能守曲律，時出俊語，宜于演出，但所寫之事，缺少現實意義。馮夢龍之所以重視更定和修譜工作，在于他看到當時傳奇之作，“人翻窠臼，家畫葫蘆，傳奇不奇，散套成套”（《曲律序》）的現象嚴重。為了糾正這種弊端，使之振興，于是主張修訂詞譜，制訂曲律，以期“懸完譜以俟當代之真才”（《曲律序》）。同時提出“詞學三法”，強調調、韻、詞三者不應偏廢。在馮夢龍看來，一部優秀劇作，應該情真意新，韻嚴調協，詞藻明白，文采斐然，案頭場上，兩擅其美。馮夢龍正是在這種主張驅使之下，從事傳奇更定工作的。

　　馮夢龍更定的作品達數十種之多，現可考者有17種，其中頗有不少名作，如湯顯祖的《牡丹亭》《邯鄲夢》、袁晉的《西樓記》、李玉的《一捧雪》《人獸關》《永團圓》《占花魁》，以及《精忠旗》等。在更定過程中，馮夢龍強調關目的真實自然，合乎情理，突出中心，反對枝蔓。更定的《精忠旗》，便是以慷慨大節為主腦，突出岳飛忠君愛國和將士人民對他的愛戴。他還注重人物性格的多側面刻畫，使之生動鮮明。以更好地發揮“傳奇之袞鉞”的作用。在他更定的《酒家》中，就曾給各種人物以不同的個性特征，“雖婦人女子，胸中好丑，亦自了了”（《酒家序》）。

　　對于音律，見原作落調失韻處，馮夢龍也總是按譜加以修改，以便于演唱。他要更定湯顯祖《牡丹亭》的原因，便是認為這部具有無限才情的杰作，只是“案頭之書，非當場之譜”（《風流夢小引》），馮夢龍更定的《牡丹亭》，與湯顯祖原著的意趣，雖有所差異，但也的確使之便于用昆腔演唱。《春香鬧學》《游園驚夢》《拾畫叫畫》等昆曲劇目，便有采用馮夢龍定本的地方。馮夢龍更定傳奇的工作，對于糾正創作脫離舞臺的案頭化偏向，繁榮明末戲曲，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在戲曲表演藝術方面，馮夢龍也有不少精湛之論。他在《雙雄記序》中提出，“歌者”必須識別調的宮商，音的清濁，不能“弄聲隨意”，“唇舌齒喉之無辨”。在更定傳奇的眉評中，也時時“提示”演員，何處是“精神結穴”處，戲要做足；何曲演時不宜刪略。要求演員應認真領會角色的思想感情，氣質風度，以及其所處的藝術環境，演出神情和個性來。這表明馮夢龍在有意地探討表演藝術的規律，并從理論上作了一些總結。

　　理論

　　馮夢龍在思想上敢于沖破傳統觀念。他提出：“世俗但知理為情之范，孰知情為理之維乎？”（《情史》卷一《總評》）強調真摯的情感，反對虛偽的禮教。馮夢龍重視通俗文學所涵蘊的真摯情感與巨大教化作用。他認為通俗文學為“民間性情之響”，“天地間自然之文”，是真情的流露。在《敘山歌》中，他提出要“借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藥”的文學主張，表現了沖破禮教束縛、追求個性解放的時代特質。他重視通俗文學的教化作用，在《古今小說序》中，認為“日誦《孝經》《論語》，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通俗小說可以使“怯者勇、淫者貞、薄者敦、頑鈍者汗下”。這些見解對鄙視通俗文學的論調是一個有力的打擊。

　　綜合馮夢龍的小說創作，他的文學主張主要有下面三點。第一，馮夢龍在文學上主張“情真”。他重感情，認為情是溝通人與人之間最可貴的東西，甚至提出要設立一種“情教”，用它取代其它的宗教。他曾自負的說“子猶諸曲，絕無文采，然有一字過人，曰真”。（《有懷》評），又在《敘山歌》中說山歌“借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藥”。落實到小說中，他在《警世通言序》中說小說要做到“事真而理不贗，即事贗而理亦真”。在他的有關小說的眉批里，常可看到“敘別致凄婉如真”，“話得真切動人”，“口氣逼真”，“真真”等。情真、事真、理真是馮夢龍在各種文學形式中反復提到的，是他追求的總目標，有很高的理論價值。第二，他雖然不反對文言小說，他的《情史》便收集了很多文言作品，但他更強調文學作品的通俗性，作品通俗易懂才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他在《古今小說序》中說：“大抵唐人選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諧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則小說之資于選言者少，而資于通俗者多。試令說話人當場描寫，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決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貞，薄者敦，頑鈍者汗下。雖小誦《孝經》《論語》，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又在《醒世恒言序》說：“尚理或病于艱深，修詞或傷于藻繪，則不足以觸里耳，而振恒心”。這里，“文心”指的是文人典雅的作品，“里耳”是閭巷平民的感受，只有通俗的作品，才能得到閭里小民的欣賞。第三，馮夢龍主張文學有教化作用，而且主張把社會教化的內容和通俗易懂的形式結合起來。他在《警世通言序》中舉了里巷小兒聽《三國》故事受小說人物影響的例子：里中兒代庖而創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頃從玄妙觀聽《三國志》來，關云長刮骨療毒，且談笑自若，我何痛為？”這個例子生動的說明通俗小說的巨大影響力，確不是被奉為經典的《孝經》《論語》這類書所能達到的。所以馮夢龍希望借著這些通俗作品去達到教化的目的。“三言”就是他的實踐，他解釋“三言”的命名：明者，取其可以導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適俗也；恒者，習之而不厭，傳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義一耳。（《醒世恒言序》）明白地昭示這套書的目的是“導愚”、“適俗”和“習之不厭，傳之可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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