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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四大詩人解析

時間:2022-04-20 15:49:46 詩人大全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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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四大詩人解析

  蘇軾(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一字和仲,號鐵冠道人、東坡居士,世稱蘇東坡、蘇仙 、坡仙 ,漢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欒城,北宋文學家、書法家、美食家、畫家,歷史治水名人。

  嘉佑二年(1057年),蘇軾進士及第。宋神宗時在鳳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職。元豐三年(1080年),因"烏臺詩案"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宋哲宗即位后任翰林學士、侍讀學士、禮部尚書等職,并出知杭州、潁州、揚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黨執(zhí)政被貶惠州、儋州。宋徽宗時獲大赦北還,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時追贈太師;宋孝宗時追謚"文忠"。

  蘇軾是北宋中期文壇領袖,在詩、詞、散文、書、畫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縱橫恣肆;詩題材廣闊,清新豪健,善用夸張比喻,獨具風格,與黃庭堅并稱"蘇黃";詞開豪放一派,與辛棄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稱"蘇辛" ;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與歐陽修并稱"歐蘇",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蘇軾善書,"宋四家"之一;擅長文人畫,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李志敏評價:"蘇軾是全才式的藝術(shù)巨匠。"王士禎更將其與李白、曹植并稱為漢魏以來,二千余年間的“三大仙才”。

  作品有《東坡七集》《東坡易傳》《東坡樂府》《瀟湘竹石圖》《枯木怪石圖》等。

  蘇軾對社會的看法和對人生的思考都毫無掩飾地表現(xiàn)在其文學作品中,其中又以詩歌最為淋漓酣暢。在二千七百多首蘇詩中,干預社會現(xiàn)實和思考人生的題材十分突出。蘇軾對社會現(xiàn)實中種種不合理的現(xiàn)象抱著“一肚皮不入時宜”的態(tài)度,始終把批判現(xiàn)實作為詩歌的重要主題。更可貴的是,蘇軾對社會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對封建社會中由來已久的弊政、陋習進行抨擊,體現(xiàn)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識。

  蘇軾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閱歷極為豐富。他善于從人生遭遇中總結(jié)經(jīng)驗,也善于從客觀事物中見出規(guī)律。在他眼中,極平常的生活內(nèi)容和自然景物都蘊含著深刻的道理,如《題西林壁》和《和子由澠池懷舊》兩詩。在這些詩中,自然現(xiàn)象已上升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轉(zhuǎn)化為理性的反思。尤為難能可貴的是,詩中的哲理是通過生動、鮮明的藝術(shù)意象自然而然地表達出來,而不是經(jīng)過邏輯推導或議論分析所得。這樣的詩歌既優(yōu)美動人,又饒有趣味,是名副其實的理趣詩。“不識廬山真面目”和“雪泥鴻爪”一問世即流行為成語,說明蘇軾的理趣詩受到普遍喜愛。蘇詩中類似的作品還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飲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夾阻風》等。蘇軾極具靈心慧眼,所以到處都能發(fā)現(xiàn)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蘇軾對沉浮榮辱持有冷靜、曠達的態(tài)度,這在蘇詩中有充分的體現(xiàn)。蘇軾在逆境中的詩篇當然含有痛苦、憤懣、消沉的一面,但蘇軾更多的詩則表現(xiàn)了對苦難的傲視和對痛苦的超越。

  蘇軾學博才高,對詩歌藝術(shù)技巧的掌握達到了得心應手的純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對待藝術(shù)規(guī)范,縱意所如,觸手成春。而且蘇詩的表現(xiàn)能力是驚人的,在蘇軾筆下幾乎沒有不能入詩的題材。

  以“元祐”詩壇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詩的鼎盛時期,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陳師道等人的創(chuàng)作將宋詩藝術(shù)推向了高峰。就風格個性的突出、鮮明而言,王、黃、陳三家也許比蘇軾詩更引人注目。然而論創(chuàng)作成就,則蘇軾無疑是北宋詩壇上第一大家。在題材的廣泛、形式的多樣和情思內(nèi)蘊的深厚這幾個維度上,蘇詩都是出類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蘇軾具有較強的藝術(shù)兼容性,他在理論上和創(chuàng)作中都不把某一種風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這樣,蘇軾雖然在創(chuàng)造宋詩生新面貌的過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詩尖新生硬和枯燥乏味這兩個主要缺點。所以蘇軾在總體成就上實現(xiàn)了對同時代詩人的超越,成為最受后代廣大讀者歡迎的宋代詩人。

  歐陽修(1007年-1072年),字永叔,號醉翁、六一居士,漢族,吉州永豐(今江西省吉安市永豐縣)人,北宋政治家、文學家,且在政治上負有盛名。因吉州原屬廬陵郡,以“廬陵歐陽修”自居。官至翰林學士、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謚號文忠,世稱歐陽文忠公。后人又將其與韓愈、柳宗元和蘇軾合稱“千古文章四大家”。與韓愈、柳宗元、蘇軾、蘇洵、蘇轍、王安石、曾鞏被世人稱為“唐宋散文八大家”。

  歐陽修是在宋代文學史上最早開創(chuàng)一代文風的文壇領袖。領導了北宋運動,繼承并發(fā)展了韓愈的古文理論。他的散文創(chuàng)作的高度成就與其正確的古文理論相輔相成,從而開創(chuàng)了一代文風。歐陽修在變革文風的同時,也對詩風詞風進行了革新。在史學方面,也有較高成就。

  北宋景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1007年8月1日)寅時,歐陽修出生于綿州(今四川綿陽),當時他父親任綿州軍事推官,已經(jīng)56歲了。3年后(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父親去世。歐陽修是家里的獨子,與母親鄭氏相依為命,孤兒寡母只得到湖北隨州去投奔歐陽修的叔叔。叔叔家不是很富裕,好在母親鄭氏是受過教育的大家閨秀,用荻稈在沙地上教歐陽修讀書寫字。歐陽修的叔叔也不時關(guān)懷,總算沒有讓童年的歐陽修失去基本的教育。

  歐陽修自幼喜愛讀書,常從城南李家借書抄讀,他天資聰穎,又刻苦勤奮,往往書不待抄完,已能成誦;少年習作詩賦文章,文筆老練,有如成人,其叔由此看到了家族振興的希望,曾對歐陽修的母親說:“嫂子不必擔憂家貧子幼,你的孩子有奇才!不僅可以創(chuàng)業(yè)光宗耀祖,他日必然聞名天下。”十歲時,歐陽修從李家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甚愛其文,手不釋卷,這為日后北宋運動播下了種子。

  歐陽修前期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中小地主階級的利益,對當時經(jīng)濟、政治和軍事等方面的嚴重危機,有較清醒的認識。主張除積弊、行寬簡、務農(nóng)節(jié)用,與范仲淹等共謀革新。晚年隨著社會地位的提高,思想漸趨保守,對王安石部分新法有所抵制和譏評;但比較實事求是,和司馬光等人的態(tài)度是不盡相同的。

  歐陽修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他繼承了韓愈古文運動的精神。作為宋代運動的領袖人物,他的文論和創(chuàng)作實績,對當時以及后代都有很大影響。

  宋初,在暫時承平的社會環(huán)境里,貴族文人集團提倡的西昆體詩賦充斥文壇,浮華纂組,并無社會意義,卻曾風靡一時。為了矯正西昆體的流弊,歐陽修大力提倡古文。他自幼愛讀韓愈文集,出仕后親自校訂韓文,刊行天下。

  他在文學觀點上師承韓愈,主張明道致用。他強調(diào)道對文的決定作用,以“道”為內(nèi)容,為本質(zhì),以“文”為形式,為工具。特別重視道統(tǒng)的修養(yǎng),提出“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答吳充秀才書》),“道純則充于中者實,中充實則發(fā)為文者輝光”(《答祖擇之書》),“學者當師經(jīng)”,師經(jīng)才能用“道”來充實自己。但他又假正了韓愈的某些偏頗。在對“道”的解釋上,他把現(xiàn)實中的“事”,看作是“道”的具體內(nèi)容。他認為學道而不能至,是因為“棄百事不關(guān)于心”(《答吳充秀才書》)。他反對“務高言而鮮事實” (《與張秀才第二書》)。在對待“道”與“文”的關(guān)系上,主張既要重“道”,又要重“文”,認為“文”固然要服從于“道”,但非“有德者必有言”,并且列舉了許多例子說明“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能言之士哉”,指出:“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于世”。所謂“事信言文”,就是內(nèi)容要真實,語言要有文采,做到內(nèi)容和形式的統(tǒng)一。這是歐陽修對創(chuàng)作的基本論點。

  他取韓愈“文從字順”的精神,大力提倡簡而有法和流暢自然的文風,反對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澀。他不僅能夠從實際出發(fā),提出平實的散文理論,而且自己又以造詣很高的創(chuàng)作實績,起了示范作用。

  他的主張得到了尹洙、梅堯臣、蘇舜欽等人的熱烈贊同。后來,知貢舉(主管考試進士)時,又鼓勵考生寫作質(zhì)樸曉暢的古文,凡內(nèi)容空洞,華而不實,或以奇詭取勝之作,概在摒黜之列。與此同時,他又提拔、培養(yǎng)了王安石、曾鞏、蘇軾、蘇轍等一代新進作家。這樣,他倡導的運動就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漢族,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臨川區(qū))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王安石歷任揚州簽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等職,政績顯著。熙寧二年(1069年),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變法。因守舊派反對,熙寧七年(1074年)罷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罷相,退居江寧。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新法皆廢,郁然病逝于鐘山(今江蘇南京),贈太傅。紹圣元年(1094年),獲謚“文”,故世稱王文公。

  從文學角度總觀王安石的作品,無論詩、文、詞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開展的運動,在他手中得到了有力推動,對掃除宋初風靡一時的浮華余風作出了貢獻。但是,王安石的文學主張,卻過于強調(diào)“實用”,對藝術(shù)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計不足。他的不少詩文,又常常表現(xiàn)得議論說理成分過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韻味。還有一些詩篇,論禪說佛理,晦澀干枯,但不失大家風范。

  散文

  王安石為了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學創(chuàng)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lián)系起來,強調(diào)文學的作用首先在于為社會服務,強調(diào)文章的現(xiàn)實功能和社會效果,主張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貫徹了他的文學主張,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

  王安石的論說文,針對時政或社會問題,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橫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折而不味薄,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結(jié)構(gòu)謹嚴,說理透徹,語言樸素精練,具有較強的`概括性與邏輯力量,為推動變法和鞏固北宋運動的成果起了積極的作用。

  王安石的短文,直陳己見,簡潔峻切,短小精悍,形成了“瘦硬通神”的獨特風貌,如史論《讀孟嘗君傳》,全文不足百字,然而層次分明,議論周密,詞氣凌厲而貫注,勢如破竹,具有不容置辯的邏輯力量。還有一部分山水游記散文,簡潔明快而省力,亦記游,亦說理。

  詩歌

  王安石的詩歌,大致可以以熙寧九年(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罷相為界分為兩個階段,在內(nèi)容和風格上有較明顯的區(qū)別。前期創(chuàng)作主要是“不平則鳴”,注重社會現(xiàn)實,反映下層人民的痛苦,傾向性十分鮮明,風格直截刻露;晚年退出政壇后,心情漸趨平淡,大量的寫景詩、詠物詩取代了前期政治詩的位置。后期創(chuàng)作“窮而后工”,致力于追求詩歌藝術(shù),重煉意和修辭,下字工、用事切、對偶精,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豐神遠韻的風格在當時詩壇上自成一家,世稱“王荊公體”。

  詞

  王安石的詞,今存約二十余首,大致可分為抒寫情志和闡釋佛理兩類,“瘦削雅素,一洗五代舊習”。其抒情詞作,寫物詠懷,多選空闊蒼茫、淡遠純樸的形象,營造出一個士大夫文人特有的情致世界。《桂枝香·金陵懷古》一詞,豪縱沉郁,同范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一詞,共開豪放詞之先聲,給后來詞壇以良好的影響。

  黃庭堅(1045年8月9日-1105年5月24日),字魯直,號山谷道人,晚號涪翁,洪州分寧(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縣)人,北宋著名文學家、書法家、盛極一時的江西詩派開山之祖,與杜甫、陳師道和陳與義素有“一祖三宗”(黃庭堅為其中一宗)之稱。與張耒、晁補之、秦觀都游學于蘇軾門下,合稱為“門四學士”。生前與蘇軾齊名,世稱“蘇黃”。

  著有《山谷詞》,且黃庭堅書法亦能獨樹一格,為“宋四家”之一。北京大學教授、引碑入草開創(chuàng)者的李志敏評價:“黃庭堅引鶴銘入草,雄強逸蕩,境界一新”。

  江西詩派是北宋后期形成了一個以杜甫為祖,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為宗(即“一祖三宗“)的詩歌流派。黃庭堅是江西詩派的開派宗師和領袖。該流派崇尚黃庭堅的“點鐵成金、奪胎換骨“之說。且詩派成員大多受黃庭堅的影響,作詩風格以吟詠書齋生活為主,重視文字的推敲技巧。[2]

  黃庭堅的詩以唐詩的集大成者杜甫為學習對象,構(gòu)建并提出了“點鐵成金“和“奪胎換骨“等詩學理論,成為江西詩派作詩的理論綱領和創(chuàng)作原則,對后世的文學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作為宋代大詩人之一,黃庭堅對宋詩的影響甚至超過了一代大文豪蘇軾。蘇軾作詩以氣運筆、放筆縱意、縱橫馳騁、大開大闔、變化莫測、結(jié)構(gòu)復雜,無跡可求,所以蘇詩成就雖高,師之者極少,未能形成流派。黃庭堅的創(chuàng)作思路有跡可尋,甚講法度,便于學習,所以其追隨者很多。黃庭堅的詩,法度嚴謹,說理細密,代表了宋詩的特點。可以說,黃庭堅詩是最具宋詩藝術(shù)特色的,受黃庭堅影響形成的江西詩派,也影響了南宋一代詩風,并對后世造成深遠影響。蘇軾做侍從官時,曾舉薦黃庭堅代替自己,推薦詞中有“瑰偉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之句,可見推舉之重。

  一是注重用字。用字“要字字有來處“。時人評黃庭堅作詩“一字一句,必月鍛季煉,未嘗輕發(fā)“。黃庭堅還提出詩的 “句中眼“ ,所謂“句中眼“即后人所說的“詩眼“,就是注重對關(guān)鍵字詞的錘煉,如“春風又綠江南岸“之“綠“字,即是錘煉而來,可謂“置一字如關(guān)門之鍵“。

  二是重視句法。黃庭堅《送顧子敦赴河東》詩:“無人知句法,秋月自澄江“。何謂“句法“,從這句詩里可以看出,黃庭堅論詩的句法尚簡易,如秋月澄江,明晰可感。在 《與王觀復第二書》中說:“但熟觀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詩,便得句法簡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無斧齒鑿痕,乃為佳耳。“

  三是講究章法。黃庭堅講章法命意言論甚多,如:“欲作楚辭,追配古人,直須熟讀《楚辭》,觀古人用意曲折處講學之,然后下筆。譬如巧女繡妙一世,若欲作錦,必得錦機乃能作錦。“把章法結(jié)構(gòu)喻為“錦機“。又如“山谷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后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又如:“作詩正如作雜劇,初時布置,臨了須打諢,方是出場。“綜合起來看,黃庭堅所謂章法是講求詩的結(jié)構(gòu)的曲折變化,而這些曲折變化是通過學習前人作品揣摩出來的。

  黃庭堅雖講詩法,但他并不固守詩法,而是要求最終超越詩法,達到 “不煩繩削而自合“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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