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唐宋八大詩人是誰
導語：韓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運動的領袖，歐陽修、三蘇等四人是宋代古文運動的核心人物，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分享的唐宋唐宋八大詩人是誰，歡迎閱讀參考。
唐宋八大家，指唐、宋兩代八位散文作家，有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并稱“韓柳”）和宋代的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并稱“三蘇”）、王安石、曾鞏。明代初年，朱右選韓、柳、歐陽等人之文為《八先生文集》，“八家”之名，即始于此。明中葉唐順之所纂《文編》，唐宋文亦僅取“八家”。稍后，茅坤在前基礎上加以整理和編選，選輯“八家”的作品為《唐宋八大家文鈔》，其書頗為流行，“唐宋八大家”之名亦廣為傳誦。
安史之亂給唐王朝以沉重的打擊，德宗、憲宗兩朝出現了某種轉機，有識之士以為中興有望，致力于改革者不乏其人。政治上有“永貞革新”，詩壇上有白居易的“新樂府運動”，散文領域則有韓、柳倡導的“古文運動”。
韓愈的古文寫作理論，一是“文以載道”，其“道”的含義除儒家倫理外，還包含“物不得其平則鳴”的因素；二是反對“駢四儷六”，提倡單行散句的先秦兩漢散文，尤為注重“詞必己出”和“文從字順”。
他的說理文感情充沛，態度鮮明。《原毀》、《師說》、《進學解》都是膾炙人口的佳作。他的敘事文成就更高，影響也更大。其所作《柳子厚墓志銘》，文情并茂，卓絕一代。
他的散文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把單行散句的散文由文學擴展到一切應用文領域，與駢體文形成全面對抗的形勢，開創一代文風，其功不可泯。
柳宗元散文的第一項成就是寓言小品，《三戒》是廣為傳頌的名篇，婦孺皆知。他的山水游記也有較高成就，《永州八記》最為著名。他的記敘文多是有感而發的'，如《捕蛇者說》就是感于“賦斂之毒有甚于是蛇”而寫。在《童區寄傳》中，他把同情放在區寄一邊，將他寫成反抗強暴的英雄。他的說理文也很精彩，《封建論》、《天說》等都是具有深刻意義的篇章。
歐陽修的散文、詩、詞均有特色，但詞不如詩，詩不如文。他的散文政治傾向性強，《與高司諫書》是其代表作。
景佑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言事觸怒宰相呂夷簡。呂夷簡以“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為名，貶范到饒州。右司諫高若訥依附呂夷簡，詆誚范仲淹。歐陽修寫信給高，痛斥他“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全文大義凜然，痛詆范仲淹的反對派。揭露高若訥以“三疑而后決”，斷定高若訥“非君子也”。行文曲折條暢，義正詞嚴，咄咄逼人。高見信后惱羞成怒，上報宰相和仁宗，歐陽修因此被貶為夷陵令。
他的散文還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如《伶官傳序》提出的“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等見解，不僅對帝王，對“庶人”也有警戒意義。
濃郁的抒情性是歐陽修散文的另一特色。《醉翁亭記》圍繞“樂”字寫景敘事，在敘事寫景中抒情。全文用說明句，而句式結構多變，于不變中求變，層層遞進，漸入佳境。是我國散文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
“三蘇”、王安石、曾鞏均出歐陽修門下。
“三蘇”指北宋散文家蘇洵（字明允，號老泉）和他的兒子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蘇轍（字子由）。宋仁宗嘉定初年，蘇洵和蘇軾、蘇轍父子三人都到了東京（今河南開封市）。由于歐陽修的賞識和推譽，他們的文章很快著名于世，士大夫爭相傳誦，一時學者競相仿效。宋人王辟之《澠水燕談錄·才識》記載：“蘇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蘇。蓋洵為老蘇、軾為大蘇、轍為小也。”“三蘇”的稱號即由此而來。蘇氏父子積極參加和推進了歐陽修倡導的古文運動，他們在散文創作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俱被列入“唐宋八大家”。三蘇之中，蘇洵和蘇轍主要以散文著稱；蘇軾則不但在散文創作上成果甚豐，而且在詩、詞、書、畫等各個領域中都有重要地位。
王安石的散文以拗折峭勁著稱。峭勁的代表作是《答司馬諫議書》，簡峭強勁，英氣逼人。《讀<孟嘗君傳>》是拗折的范例，很有氣勢。
游記散文《游褒禪山記》將敘述與哲理融合為一體。身在山中，神游象外，不畏艱阻、百折不撓的精神，于行文中灼灼可見。
王安石的文章充滿了英氣、銳氣、正氣，是一大特色。
曾鞏為王安石所推許。散文以平易見長。有些文章對當時在位者的因循茍且表示不滿，主張在“合乎先王之意”的前提下對“法制度數”進行一些改易更革。在“唐宋八大家中，其成就不如另外幾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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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之王安石個人恩怨
說到東坡的敵人，最難措辭的莫過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實上又絕對無法回避王安石，因為兩人不但分屬兩個政治營壘，而且彼此之間還有糾纏不清的私人恩怨。東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舊黨爭，他的父親和弟弟、他敬愛的朝中元老、他的親朋好友，幾乎無一不是站在舊黨一邊的。
當然，更重要的是東坡本人的政治觀念與新法南轅北轍，他的學術思想也與新學格格不入，忠鯁讜直的他不可能違心地對方興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勢必要成為新黨的政敵，也勢必要與新黨黨魁王安石發生沖突。
嘉六年(1061)，二十六歲的東坡參加制舉，王安石以知制誥的身份出任考官。東坡在制策中全面地提出了自己對朝政的看法，許多觀點正好與王安石兩年前向仁宗所上的萬言書截然相反。眾考官都欣賞東坡的“文義燦然”而置之于高第，王安石卻斥責東坡之文“全類戰國文章”。王安石隨后還在任東坡為福昌縣主簿的制文中說:“夫士之強學贍辭，必知要然后不違于道。擇爾所聞，而守之以要，則將無施而不稱矣，可不勉哉!”雖是代朝廷立言，但也顯示了他本人對東坡的不滿之意。
蘇洵與王安石素不相協，嘉?年間蘇洵以文章名動京師，王安石卻未有一言褒獎。王安石的母親去世，朝中大臣紛紛前去吊唁，蘇洵獨不前往。東坡對其父寫《辨奸論》是不以為然的，認為有些話說得太過分。東坡對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贊賞，曾稱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實錄》為本朝史書中寫得最好的。
但是東坡對王安石好為大言詭論的行為非常不滿，曾在祭劉敞的祭文中予以譏刺。王安石則把東坡視為隱然的強敵，必欲把他驅逐出朝廷而后快。熙寧二年(1069)，東坡上疏論貢舉之法不當輕改，神宗非常重視，當天就予接見，然后又想讓東坡修中書條例，王安石卻竭力阻攔，并力薦呂惠卿。同年，東坡為國子監舉人考官，策題以歷史上君主獨斷或興或亡之事為問，王安石大為不悅。神宗又想讓東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卻說東坡不是“可獎之人”。神宗說東坡文學出眾，為人亦平靜，司馬光、韓維等大臣都稱道之。王安石回答說東坡是“邪險之人”，還說三年前東坡遭父喪時，韓琦等贈送賻金不受，卻利用運喪的官船販賣蘇木入蜀，還說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東坡雖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當個通判，不可大用。
然而王安石卻絕非奸佞小人，他與蘇東坡的矛盾僅僅是政治觀念的不同，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當然要打擊，排斥清洗反對派，但也僅僅是將其降職或外放，從不羅絡罪名陷害對手，也從未企圖將對方置于死地。甚至，當“烏臺詩案”發生時，已經辭官的王安石還挺身而出上書皇帝，營救朋友兼政敵蘇東坡，直言“豈有圣世而殺才士乎”。要知道王安石與蘇東坡長期政見不和，而蘇東坡卻正是因為蔟擊新政而罹禍，王安石卻能摒棄私見主持公道。更何況，當時不但蘇軾本人已經屈打成招，就連他自己的許多親朋好友都噤若寒蟬，無人敢為蘇東坡說一句話，而王安石這時卻是一個被皇帝和百官厭棄的人，此時他受盡攻擊遍體鱗傷，又痛失愛子家破人亡，一人孤獨在家獨守貧寒，在這種情況下他還能冒險在蘇東坡的親友都不敢為他說話時上書皇帝為他申冤，正因為個人品德高尚，所以他可以不顧個人好惡寧肯冒著危險在別人都不敢為蘇軾說話，甚至連其親朋好友都不敢為其說話時在自己失勢的情況下仍然挺身而出為蘇軾向皇帝直言鳴冤，真可謂高風亮節!
同樣，蘇軾對王安石的不滿也僅僅限與政治觀念上，蘇東坡不但在王安石落難之后寫詩給他，說“從公已覺十年遲”，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擬的敕書中，高試評價自己的這位政敵，說正因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產生王安石這樣的“希世之異人”，并自然保護區他“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期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
此外，王安石的品行不論是他的敵人還是朋友都十分敬佩，無話可說。王安石質樸，節儉，博學，多才，在當時士大夫中有極高威望，且是歷史上惟一不坐轎子不納妾，死后無任何遺產的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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