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生平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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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的生平簡介

　　在日常學習、工作或生活中，大家總少不了接觸一些耳熟能詳的古詩吧，那么大家對創作詩句的詩人有什么了解呢？以下是小編收集整理的詩人范仲淹的生平簡介，供大家參考借鑒，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仲淹義田

　　詩曰：宋范仲淹，千畝義田，以濟群族，衣食賴焉。

　　宋朝宰相范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范仲淹自幼孤貧，勤學苦讀，從青年時代開始就立志做一個有益于天下的人。

　　范仲淹生于宋太宗端拱二年（公元９８９年）八月二日，次年父親不幸逝世，范家失去了生活來源，范仲淹之母謝氏①貧而無依，只好帶著尚在襁褓中的仲淹改嫁山東淄州長山縣一戶姓朱的人家。從此，范仲淹改姓名叫朱說②，在朱家長大成人。

　　范仲淹從小讀書就十分刻苦，一心想要濟世救人。有一次，他遇到一個算命先生，問道：“我以后能不能當宰相？”算命先生說：“小小年紀，口氣是不是有點太大了？”范仲淹有點不好意思地說：“那你看我可不可以當醫生？”算命先生很好奇，怎么兩個志愿差這么大？他就問范仲淹為什么？范仲淹回答：“唯有良醫和良相可以救人。”算命先生說：“你有這顆存心，真良相也。”

　　朱家是長山的富戶，但他為了勵志，二十一歲去附近長白山上的醴③泉寺讀書，經常一個人伴燈苦讀，每到東方欲曉，僧④人們都起床了，他才和衣而臥。那時，他的生活極其艱苦，每天只煮一鍋稠粥，涼了以后劃成四塊，早晚各取兩塊，拌上一點兒韭⑤菜末，再加點鹽，就算是一頓飯。但他對這種清苦生活卻毫不介意，而用全部精力在書中尋找著自己的樂趣。

　　范仲淹看不慣朱家兄弟奢侈浪費，無所事事，便多次規勸，不料，朱家兄弟聽得不耐煩，有次便脫口說：“我們花的是朱家的錢，關你什么事？”范仲淹聽了一怔，覺得話中有話，便追問為什么，有人告訴他：“你乃姑蘇范氏之子，是你母親帶你嫁到朱家。”這件事使范仲淹深受刺激和震動，下決心脫離朱家獨立生活，于是他匆匆收拾了幾樣簡單的衣物，佩上琴劍，不顧朱家和母親的阻攔，流著眼淚，毅然辭別母親，離開長白山，獨自前往南京求學去了。范仲淹入學后，皇帝來了也不出去觀看，晝夜不停地苦讀，五年未解衣就枕，疲乏到了極點，就用涼水澆臉，來驅除倦意，他的食物很不充裕，不得不靠喝粥度日，甚至粥不夠，一天只能喝上一頓，對于一般人來說，是難以忍受的生活，范仲淹卻從不叫苦。這種情況被他的一個同學，南京留守的兒子看到了，回家告訴了父親，于是留守就叫人給范仲淹送來許多飯菜。可是，幾天過去了，食物都放壞了，仍不見范仲淹嘗一口。那同學問他為什么不吃？范仲淹說：“我不是不感激你的厚意，只是我已習慣于粗茶淡飯了，如果現在就享受這種豐盛的飯菜，以后還能吃得下粥嗎？”功夫不負有心人，五年寒窗苦讀，范仲淹終于成為一個精通儒家經典，博學多才，又擅長詩文的人。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１０１５年），范仲淹考中進士，這時，他把母親接來，贍養侍奉，方恢復了原來的范姓，改名仲淹，字希文，從此步入仕途。

　　仁宗天圣六年（公元１０２８年），當朝宰相王曾、副宰相晏殊賞識其才干，保舉他到北宋中央任秘閣校理。從那時起到慶歷五年（公元１０４５年）為止的十七年間，他曾四次進京任職，又四次遭貶降職，屢遭打擊，政治仕途可謂“幾起幾落”。但他始終清正廉潔、堅持改革，與朝中一些守舊官員以及腐朽勢力做堅決的斗爭。

　　宋仁宗明道二年（公元１０３３年），范仲淹被召進宮里，任右司諫。但沒過多久又因得罪把持朝政的守舊官員受到排擠，再次被貶出東京。他第一次在朝任職時，正值仁宗皇帝繼位不久，但這個皇帝并不掌握實權，大權全掌握在劉太后手里。劉太后獨攬大權，胡作非為，滿朝文武官員敢怒而不敢言。只有范仲淹一人不顧自己官小位低，冒死上書，請求皇太后把大權交給仁宗皇帝。副宰相晏殊見狀大為吃驚，連忙勸道：“你這樣上書，不但自己倒霉，還要連累我這個推薦人。”范仲淹聽后嚴肅地告訴他：“盡管我是你推薦的，但你卻常常因怕我不稱職而感到羞愧，沒想到現在我又因為忠直而得罪了你。”晏殊聽后，無言以對。后來范仲淹終因大膽上書而觸怒劉太后，被趕出東京，貶至河中府任職。

　　景佑二年（公元１０３５年），他由于在蘇州治水有功，第三次被召進東京，授天章閣待制。但這次他又因揭露宰相呂夷簡等人結黨營私、嫉妒賢能的丑行而受到打擊再次被貶，到陜西任職。在送別的途中，他對送行的朋友這樣說：“第一次被貶，你們在送我時說我是此行極光（非常光榮），第二次你們說我是此行愈光（更加光榮），這次你們又稱我此行尤光（尤其光榮），而我這前后已是‘三光’了。”

　　慶歷四年（公元１０４３年），范仲淹又一次奉詔回京，不久便被提拔為參知政事（副宰相），與富弼、韓琦等人共同主持朝政。這時的北宋王朝階級矛盾非常激化，農民起義接連不斷，邊境夷族又乘虛而入，差不多已成為瓜分豆剖、揭竿而起的境況。為了挽救國家命運，宋仁宗把一向主張改革的范仲淹調回朝廷委以重任，并請他拿出改革方案，支持范仲淹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并取得了明顯的效果。這是北宋歷史上有名的“慶歷新政”。但沒過多久，他的改革方案又觸及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在他們的反對下，這次改革又一次失敗。隨后，范仲淹又被貶。這次他被貶至鄧州任知州。

　　范仲淹貶到鄧州后，身體很不好，這時，也就是在范仲淹主辦“花洲書院”的同時，他的好朋友滕子京派人來見他，并送上書信一封。原來滕子京被貶為岳州的地方官員后，經過一番努力，把當地治理成一個經濟繁榮、安居樂業的地方。于是，他便決定整修江南名樓———岳陽樓，請自己的好友范仲淹作記。他先畫了一幅岳陽樓的草圖并附書信一封，派人送至千里之外的鄧州。

　　面對老朋友的千里求文，范仲淹為了激勵遭到貶黜⑥的朋友們，便一口答應了好友的請求。當晚范仲淹乘著酒興，在花洲書院秉燭執筆，參照岳陽樓的草圖，他仔細構思起來。當時正值農歷九月中旬，秋高氣爽，菊香飄溢，拿起筆來他頓時思緒萬千。他想到自己的坎坷經歷，想到了自己在鄧州為民做出的一切。他覺得僅僅治理好一個地方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整個國家都富裕了，才能使老百姓真正安居樂業。作為老百姓的父母官，都應該以天下為公，要具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高貴品質，想到此，他便奮筆疾書，很快寫成了千古名篇《岳陽樓記》。范仲淹一生中與多位法師交往，于佛法中深有獲益，從他的詩文來看，其思想中頗有與佛教相通的地方，而且他已經開始從佛經中汲取營養，壯大儒學。所以他能以洗煉優美的文字將洞庭湖波瀾壯闊的景色描繪得淋漓盡致，并且借景抒情，勸勉失意志士不要因自己的不幸遭遇而憂傷，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擺脫個人得失，做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篇名作就是范仲淹一生為人的真實寫照，后來被歷代仁人志士奉為經典，直到今天仍然閃爍著催人奮進的思想光輝。

　　范仲淹還是一位頗有戰略思想的軍事家。當時，西夏經常侵犯宋朝的邊境，范仲淹被朝廷派去指揮西北邊境的軍事。他一上任就整頓軍備，使宋軍很快就由被動轉為主動，扭轉了西北戰局。他還十分注意發現人才。他發現一個叫狄青的小軍官作戰有一套方法，就打破常規加以提拔。正是由于范仲淹的無私推薦，狄青才從一個下級軍官迅速成為了歷史名將。

　　他救濟窮苦的人家，當宰相時，便把俸祿拿出來買了近城的好田一千畝，稱它“義田”，給貧窮無田地者耕作。每天有飯食給他們吃，每年有衣服給他們穿，凡是有嫁女兒的、娶媳婦的、或是有亡故的、安葬的種種事情，都拿錢貼補他們，并且選擇他族里年長又賢良的人，去管理這件事，一切銀錢的付出和收入，都有一定的計劃。實踐了他年輕時念念利益眾生的宿愿。

　　有一次在蘇州買屋居住，一位風水先生盛贊此屋風水極佳，后代必出公卿。范仲淹心想，既然此屋風水能使后代顯貴，不如改為學堂，讓蘇州城百姓的子弟入學，將來眾人的子弟都能賢達顯貴，較之自己一家的子弟顯貴，豈不是更為有益嗎？于是立刻把住宅捐出來，改作學堂，希望能讓更多的孩子讀書，讓國家有更多的棟梁之才。蘇州在此地就學的學子們，在這八百年的過程中，出了三四百個進士，幾十個狀元。

　　還有一次，他吩咐兒子范純仁⑦押解五百斗麥子回蘇州老家，在運輸的過程中，剛好遇到了父親的故友，在交談中了解到他的家境十分貧寒，父母都沒能葬好，女兒也沒有嫁妝。范純仁知道后，馬上將五百斗麥子賣掉，結果錢還是不夠，就把船也賣掉了，解決了他父親故友的困難。賣完后，他就回到京城跟父親匯報。當父子倆坐在一個桌上，范純仁跟父親講：“我把五百斗麥子賣掉，錢還是不夠。”父親抬起頭對他說:“那你就把船也賣掉了吧！”范純仁說：“我已經賣掉了。”可見父子同心。

　　范仲淹為官數十載，他在朝廷犯顏直諫，不怕因此獲罪。他每到一地興修水利，培養人才，保土安民，政績斐⑧然，真正做到了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在生活上，他治家嚴謹，十分儉樸，平時居家不吃兩樣葷菜，妻子兒女的衣食只求溫飽，一直到晚年，都沒建造一座像樣的宅第。在死后入殮時，連件新衣服都沒有。然而他喜歡將自己的錢財送給別人，待人親熱敦厚，樂于替人家辦好事，當時的賢士很多是在他的指導和薦拔下成長起來的。即使是鄉野和街巷的平民百姓，也都能叫出他的名字。在他離任時，百姓常常攔住傳旨使臣的路，要求朝廷讓范仲淹繼續留任。

　　范仲淹的行動和思想，贏得了后人的敬仰。他于仁宗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去世，享年六十三歲。噩耗傳到各地，蘇州和慶州的百姓，以及歸附宋朝的各族人民，都畫了他的肖像，給他立生祠，來紀念他。人們深為嘆息，凡是他從政過的地方，眾多百姓來到祠堂，像死去父親一樣痛泣哀悼，齋戒了三天才散去。歷代仁人志士也紛紛以范仲淹這位北宋名臣為楷模，學習和效法。

　　今天，范仲淹的精神和思想仍閃耀著光輝，有著使人奮發向上的教育意義。范仲淹四個兒子長大成人，均聰明非凡、德才兼備，分別官至宰相、公卿、侍郎，范家的曾孫都賢達顯貴，綿延不絕，八百年來，蘇州一帶范氏后人依然興旺。

　　范仲淹善心為他人謀福利，而犧牲自己的利益，其功德是無法估量的，而上天所回報給范氏子子孫孫的福祿，是范仲淹當時所付出的幾十倍、幾百倍。范仲淹毫無利己之心，播下了意想不到的善種，八百年來不斷地開花結果，無意之中為子孫萬代謀福利，成為行善的典范，受世人的敬仰贊頌。所以，世人若要為子孫謀福利的話，范仲淹的善行是非常值得我們效法的。

　　【注釋】①謝氏：虔誠的佛弟子，長齋繡佛達二十年之久。 ②說：ｙｕè 。 ③醴：ｌǐ ，甜酒。④僧：ｓēｎɡ ，佛教指出家修行的男人。 ⑤韭：ｊｉǔ ，韭菜。 ⑥黜：ｃｈù ，降職或罷免。 ⑦范純仁：范仲淹給兒子取名的期許，純是一顆仁慈之心。⑧斐：ｆěｉ，顯著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范仲淹先祖是唐朝宰相范履冰，世居邠州。范仲淹高祖范隋，唐懿宗時渡江南下，任麗水縣丞，時逢中原兵亂，遂定居吳縣（今江蘇省蘇州市）。五代時，曾祖和祖父均仕吳越，父親范墉早年亦在吳越為官。宋朝建國后，范墉追隨吳越王錢俶歸降宋朝，任武寧軍節度掌書記。

　　宋太宗端拱二年八月丁丑日（989年10月1日），范仲淹生于徐州節度掌書記官舍。

　　淳化元年（990年），范墉因病卒于任所，母親謝夫人貧困無依，只得抱著兩歲的范仲淹，改嫁淄州長山人朱文翰，范仲淹也改從其姓，取名朱說。

　　苦讀及第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范仲淹得知家世，傷感不已，毅然辭別母親，前往南都應天府（今河南商丘）求學，投師戚同文門下。數年寒窗生涯后，范仲淹已博通儒家經典的要義，有慷慨兼濟天下的抱負。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以“朱說”之名參見科舉考試，登蔡齊榜，中乙科第九十七名，由一介“寒儒”成為進士，被任為廣德軍司理參軍，掌管訟獄、案件事宜，官居九品。鑒于已有朝廷俸祿，范仲淹便把母親接來奉養。

　　天禧元年（1017年），范仲淹因治獄廉平、剛正不阿，升為文林郎、集慶軍節度推官。隨后他便歸宗復姓，恢復范仲淹之名（一說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服母喪后方更名）。

　　泰州治堰

　　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調任泰州西溪鹽倉監，負責監督淮鹽貯運及轉銷。西溪瀕臨黃海之濱，唐時李承修筑的舊海堤因年久失修，多處潰決，海潮倒灌、鹵水充斥，淹沒良田、毀壞鹽灶，人民苦難深重。于是范仲淹上書江淮漕運張綸，痛陳海堤利害，建議沿海筑堤，重修捍海堰。

　　天圣三年（1025年），張綸奏明朝廷，仁宗調范仲淹為興化縣令，全面負責修堰工程。天圣四年（1026）八月，母親謝氏病逝，范仲淹辭官守喪，工程由張綸主持完成。

　　執教興學

　　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為母守喪，居應天府寧陵縣。時任南京留守、知應天府晏殊聽聞范仲淹的才名，就邀請他到府學任職，執掌應天書院教席。范仲淹主持教務期間，勤勉督學、以身示教、創導時事政論，每當談論天下大事，輒奮不顧身、慷慨陳詞。當時士大夫矯正世風、嚴以律己、崇尚品德的節操，即由范仲淹倡導開始，書院學風亦為之煥然一新，范仲淹聲譽日隆。

　　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向朝廷上疏萬言的《上執政書》，奏請改革吏治，裁汰冗員，安撫將帥。宰相王曾對他的萬言書極為贊賞，時晏殊在樞府，王曾便極力推舉范仲淹，晏殊遂面圣陳述范仲淹既往政績。十二月，宋仁宗召范仲淹入京，任其為秘閣校理，負責皇家圖書典籍的校勘和整理。

　　秉公直言

　　天圣七年（1029年），仁宗十九歲，劉太后依然主持朝政。冬至，仁宗準備率領百官在會慶殿為太后祝壽。范仲淹認為這一做法混淆了家禮與國禮，就上疏仁宗說：“皇帝有事奉親長之道，但沒有為臣之禮；如果要盡孝心，于內宮行家人禮儀即可，若與百官朝拜太后，有損皇上威嚴”，諫言仁宗放棄朝拜事宜。上疏奏報內廷，沒有獲得答復。范仲淹又上書劉太后，請求還政仁宗。奏書入宮，再次石沉大海。

　　晏殊得知范仲淹上疏，大驚失色，批評他過于輕率，不僅有礙自己的仕途，還會連累舉薦之人。范仲淹據理力爭，并回寫一封長信（《上資政晏侍郎書》），詳述自己做法的緣由，申明自己的政治立場：“侍奉皇上當危言危行，絕不遜言遜行、阿諛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雖有殺身之禍也在所不惜。”

　　天圣八年（1030年），范仲淹請求離京為官，被任為河中府通判；次年，調任陳州通判。范仲淹雖“處江湖之遠”，不改憂國憂民本色，在此期間，他也多次上疏議政。朝廷欲興建太一宮和洪福院，范仲淹認為“大興土木，勞民傷財”，建議停工；在吏治方面，范仲淹針對主張削減郡縣，精簡官吏，并多次上書陳述中央直接降敕授官的危害，認為“不是太平治世的政策”；又建議朝廷不可罷免職田，認為“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復濁，何以致化”。范仲淹的這些上疏雖未被朝廷采納，但其一片忠心打動了仁宗。

　　明道二年（1033年），劉太后駕崩，仁宗親政，召范仲淹入京，拜為右司諫。時群臣多議太后垂簾時為政之失，范仲淹卻認為太后雖秉政多年，但亦有養護仁宗之功，建議朝廷掩飾太后過失，成全其美德。仁宗采納，詔令朝廷內外不得擅自議論太后之事。仁宗因劉太后新亡，欲立楊太妃（參見詞條章惠皇后）為皇太后，參與軍國大事。范仲淹認為頻立太后，有皇帝不能親政之嫌。仁宗采納，罷黜太后冊名，但稱謂不改。

　　七月，天下大旱，蝗災蔓延，江淮和京東一帶災情尤其嚴重。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請朝廷派人視察災情，仁宗不予理會。范仲淹便質問仁宗：“如果宮中停食半日，陛下該當如何?”仁宗幡然醒悟，派范仲淹安撫災民。范仲淹應詔賑災，開倉濟民，并將災民充饑的野草帶回朝廷，以警示六宮貴戚戒除驕奢之風。

　　伏閣請對

　　明道二年（1033年）冬，郭皇后誤傷仁宗，宰相呂夷簡因與郭皇后不和，遂協同內侍閻文應、范諷等人，力主廢后。消息傳出，群臣議論紛紛，都認為廢后不合適，范仲淹也向皇帝進言。因呂夷簡事先令有司不得接受臺諫章疏，疏入內廷，不得奏。范仲淹遂與御史中丞孔道輔、侍御史蔣堂、段少連等十余人跪伏垂拱殿外，請求召見，仁宗不見，派呂夷簡出來解釋。范仲淹等與之當庭辯論，呂夷簡理屈詞窮，無以為對。

　　第二天，范仲淹與眾人商議，打算早朝之后，將百官留下，再次與宰相諫爭。一行人剛走到待漏院，朝廷詔書下達，外放范仲淹知睦州，孔道輔等人也或貶或罰，無一幸免。河陽簽判富弼上書仁宗，建議詔還范仲淹入京，以開言路，未得批復。

　　景祐黨爭

　　景祐元年（1034年），范仲淹調知蘇州。他辟所居南園之地，興建郡學。時蘇州發生水災，范仲淹命令民眾疏通五條河渠，興修水利，導引太湖水流入大海。次年（1035年），因治水有功，范仲淹被調回京師，判國子監，很快又轉升為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頓官僚機構，剔除弊政，開封府“肅然稱治”，時稱“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

　　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因不滿宰相呂夷簡把持朝政，培植黨羽，任用親信，向仁宗進獻《百官圖》，對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銳批評，勸說仁宗制定制度、親自掌握官吏升遷之事。呂夷簡不甘示弱，反譏范仲淹迂腐，誣蔑范仲淹“越職言事、勾結朋黨、離間君臣”。范仲淹便連上四章，論斥呂夷簡狡詐，因言辭激烈，遂被罷黜，改知饒州。侍御史韓瀆曲意迎合，列寫范仲淹同黨的姓名，奏請仁宗在朝廷張榜公示。范呂之爭，牽連甚廣。秘書丞余靖上書請求修改詔命；太子中允尹洙上疏自訟和范仲淹是師友關系，愿一起降官貶黜；館閣校勘歐陽修責備高若訥身為諫官，對范仲淹被貶之事一言不發，蔡襄亦作《四賢一不肖》詩，攻擊高若訥，皆牽連遭貶。朝臣畏懼宰相勢力，莫敢置言。范仲淹被貶出京，竟無人敢送別，只有龍圖閣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餞行。

　　景祐四年（1037年），呂夷簡罷相，士大夫們接連不斷地替范仲淹辯白，雙方互相辯駁，朋黨爭論四起。仁宗詔宰相張士遜問計，下詔禁止互結朋黨。

　　因范仲淹多次因諫被貶謫，梅堯臣作《靈烏賦》力勸范仲淹少說話、少管閑事、自己逍遙就行。范仲淹回作《靈烏賦》，強調自己“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盡顯為民請命的凜然大節。

　　戍邊西北

　　寶元元年（1038年），原稱臣于宋的西北黨項首領李元昊稱帝，建國號大夏（史稱西夏），與宋朝的外交關系正式破裂。次年（1039年），為逼迫宋朝承認西夏的地位，李元昊率兵進犯宋境，于三川口之戰大敗宋軍，集兵于延州城下，準備攻城。消息傳至京師，朝野震驚。

　　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因邊事吃緊，仁宗以范仲淹眾望所歸，召回京師，擔任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七月，升為龍圖閣直學士，與韓琦一同任陜西經略安撫副使，擔任安撫使夏竦的副手。八月，范仲淹兼知延州。

　　范仲淹到任后，更改軍隊舊制，分部訓練，輪流御敵。先前，邊路分馬步軍部署統兵萬余人，兵馬鈐轄領兵五千，兵馬都監帶兵三千，御敵時官卑者先出戰。范仲淹在檢閱州兵馬后得一萬八千人，分為六部，每部置一將，加強訓練，根據“敵之寡眾”分別出戰。此后，他派兵相繼奪回塞門諸寨，修復已破蕩的金明寨、萬安城等。九月，范仲淹遣將軍任福破白豹城（今甘肅華池東北約25公里處），迫使入侵保安軍（治今陜西志丹）、鎮戎軍（治今寧夏固原）的西夏軍撤兵。又派狄青等攻取西界蘆子平，種世衡興筑青澗城（在延州北約200華里處），營田實邊。十月，遣朱觀等襲破西夏洪州界郭壁等十余寨。同時修筑青澗城和鄜城，作為軍事基地，節省邊費。仁宗為這支軍隊賜名康定軍。十二月，朝廷采納韓琦、尹洙之策，下詔在次年（1041年）正月上旬，由涇原、鄜延兩路同時出兵，大舉伐夏，但范仲淹與在朝中的杜衍、歐陽修等皆以為條件不成熟，主張積極防御，尋覓戰機，小規模出擊。范仲淹在戍邊西北期間，逐漸培養出狄青、種世衡、郭逵等有才干的將領，其他如張亢、王信、范恪、周美等，也是范仲淹所拔擢的。

　　康定二年（1041年）正月，仁宗詔命陜西各路討伐西夏，范仲淹上疏，建議加強邊防守備，徐圖西夏，仁宗采納。范仲淹又奏請修筑承平、永平等要塞，把十二座舊要塞改建為城，以使流亡百姓和羌族回歸。

　　二月，李元昊進兵渭州（今甘肅平涼），仁宗批準夏竦的反攻計劃，韓琦命尹洙謁見范仲淹，聯絡同時發兵。范仲淹認為反攻時機尚未成熟，堅持不從。韓琦派環慶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出擊，西夏軍受挫撤退，任福下令急追，追至西夏境六盤山麓，于好水川遇伏被圍，任福等十六名將領陣亡，折兵萬余（參見詞條好水川之戰）。四月，仁宗降夏竦為豪州通判，范仲淹為戶部員外郎、知耀州，職責不變。

　　五月，范仲淹改知慶州，兼環慶路都部署司事。李元昊起兵時，曾聯絡羌族，約定環慶路酋長六百余人為其向導。范仲淹到任后，即以朝廷名義犒賞羌族各部，與之簽訂條約，嚴明賞罰，羌族遂脫離西夏，為宋效力。為進一步穩固邊防，范仲淹又修筑大順城，遏止白豹城、金湯城一帶的西夏軍進犯；同時，修葺細腰、胡蘆等軍塞，切斷敵軍通路，使明珠、滅臧兩部族安心歸附宋朝。

　　慶歷二年（1042年）閏九月，李元昊分兵兩路，再次大舉攻宋。涇原路經略安撫招討使王沿獲知夏軍來攻，命副使葛懷敏率軍阻擊，進抵定川寨，宋夏會戰，宋軍大敗，葛懷敏與部將等16人戰死，喪師9400余人（參見詞條定川寨之戰）。李元昊獲勝后，揮師南下，進逼潘原，關中震動。十月，范仲淹親率六千軍隊，從邠州、涇州出發來進行援救，西夏軍隊撤出邊塞。開始，定川戰敗的消息傳到朝廷，仁宗手按地圖對左右侍臣說：“若仲淹出援，吾無憂矣。”范仲淹的援兵的奏報一到，仁宗大喜道：“吾固知仲淹可用也。”仁宗非常欣賞范仲淹的軍事才能，加封為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任鄜延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

　　十一月，仁宗采納范仲淹建議，恢復設置陜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讓范仲淹、韓琦、龐籍分領職事。范仲淹與韓琦在涇州設置官第，讓文彥博、滕宗諒、張亢分掌秦州、慶州、渭州。范仲淹為將帥，號令清楚，愛護士兵，對于前來歸附的各部羌人，誠懇接納，信任不疑，因而，至李元昊向北宋稱臣（參見詞條慶歷和議）為止，西夏軍隊不敢輕易侵犯他所統轄的地區。

　　慶歷新政

　　慶歷三年（1043年），李元昊請求議和，西方邊事稍寧，仁宗召范仲淹回京，授樞密副使，又擢拔歐陽修、余靖、王素和蔡襄為諫官（人稱“四諫”），銳意進取。六月，諫官上言范仲淹有宰相之才，仁宗欲拜為他參知政事，范仲淹推辭不就；八月，仁宗罷免副相王舉正，再拜范仲淹為參知政事。

　　仁宗調整輔臣結構后，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同為諫官。仁宗多次召見范仲淹、富弼等人，征詢天下大事。范仲淹認為事有先后，朝廷陳弊積久，非一朝一夕所能改變。仁宗再次賜給他親筆寫的詔書，又為這件事打開天章閣，召集二府的大臣按條奏對，范仲淹惶恐不安，退朝后作《答手詔條陳十事》，上疏仁宗“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推恩信、重命令”十件事。仁宗采納，詔書統一頒布，以示天下，只有府兵法，因輔臣反對而作罷。

　　慶歷四年（1044年），范仲淹又上疏仁宗四策：“一曰和，二曰守，三曰戰，四曰備。”請朝廷力行七事：“一，密為經略；二，再議兵屯；三，專于遣將；四，急于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密定討伐之謀。“，并奏請擴大相權，由輔臣兼管軍事、官吏升遷等事宜，改革廣度和深度進一步增加。新政實施后，恩蔭減少、磨勘嚴密，希圖僥幸的人深感不便，于是毀謗新政的言論逐漸增多，指責范仲淹等是“朋黨”的議論再度興起。六月，邊事再起，范仲淹請求外出巡守，仁宗任命為陜西、河東宣撫使。

　　慶歷五年（1045年）正月，反對聲愈加激烈，范仲淹請求出知邠州，仁宗準奏，遂罷免其參知政事之職，改為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陜西四路緣邊安撫使。冬十一月，范仲淹因病上表請求解除四路帥任、出知鄧州，以避邊塞嚴寒，仁宗同意，升他為給事中、知鄧州。隨著范仲淹、富弼等大臣的離京，歷時僅一年有余的新政也逐漸被廢止，改革以失敗告終。

　　高風亮節

　　慶歷六年（1046年），范仲淹抵達任所鄧州，重修覽秀亭、構筑春風閣、營造百花洲，并設立花洲書院，閑暇之余到書院講學，鄧州文運大振。時尹洙被貶筠州，疾病纏身，范仲淹便把尹洙接到鄧州養病。

　　慶歷八年（1048年），仁宗下詔調范仲淹知荊南府，鄧州人民殷切挽留，范仲淹也喜歡鄧州，就奏請朝廷，得以留任。范仲淹在鄧州共計三年，百姓安居樂業，其傳世名篇《岳陽樓記》及許多詩文均寫于此地。

　　皇祐元年（1049年），范仲淹調知杭州。子弟以范仲淹有隱退之意，商議購置田產以供其安享晚年，范仲淹嚴詞拒絕。十月，范仲淹出資購買良田千畝，讓其兄范仲溫找賢人經營，成立范氏義莊，對范氏遠祖的后代子孫義贈口糧，并資助婚喪嫁娶等用度。

　　皇祐三年（1051年），范仲淹升為戶部侍郎，調往知青州。后因冬寒病重，求至潁州。

　　與世長辭

　　皇祐四年（1052年）正月，仁宗調范仲淹知潁州。范仲淹扶疾上任，于五月二十日（6月19日）在徐州病逝，享年六十四歲。十二月，葬于河南洛陽縣尹樊里萬安山下。

　　早在范仲淹患病時，仁宗便經常派人送藥慰問。到范仲淹病逝后，仁宗嗟嘆哀悼許久，又遣使慰問其家人。下葬之后，仁宗親自題寫范仲淹墓的碑額為“褒賢之碑”，加贈兵部尚書，謚號“文正”。后經屢次加贈為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楚國公。

　　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宋欽宗“褒贈近世名臣”，特贈范仲淹為魏國公。

　　主要影響

　　政治貢獻

　　實施新政

　　慶歷三年（1043年）八月，范仲淹針對北宋內憂（官僚隊伍龐大，但行政效率低）、外患（遼和西夏威脅著北方和西北邊疆）的現狀，上《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十項改革綱領，主張澄清吏治、改革科舉、整修武備、減免徭役、發展農業生產等，內容涉及到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科舉等各個方面和領域。新政實施的短短幾個月間，政治局面已煥然一新：官僚機構開始精簡；科舉中，突出了實用議論文的考核，有特殊才干的人員，得到破格提拔；全國也普遍辦起了學校。慶歷五年（1045年），以夏竦為首的反對派攻擊革新派為“朋黨”，仁宗外放范仲淹、富弼等大臣，改革遂以失敗告終。

　　慶歷新政雖只推行一年，卻開北宋改革風氣之先，成為王安石“熙寧變法”的前奏。

　　修捍海堰

　　范仲淹任泰州西溪鹽倉監時，征調民眾四萬余人，重修捍海堰。自天禧五年（1021年）至天圣四年（1026年）完成，新堤橫跨通、泰、楚三州，全長約二百華里，不僅當時人民的生活、耕種和產鹽均有了保障，還在后世“捍患御災”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當地人民將所修之堤命名為“范公堤”，遺址迄今猶存。

　　蘇州治水

　　景祐元年（1034年），蘇州久雨霖潦，江湖泛濫，積水不能退，造成良田委棄，農耕失收，黎民饑饉困苦，范仲淹出知蘇州后，根據水性與地理環境，提出開浚昆山、常熟間的“五河”，將積水導流太湖，注入于海的治水計劃。范仲淹以“修圍、浚河、置閘”為主的治水經畫，不但獲得時輿的贊揚，還澤被后世，自南宋一直至元、明的兩浙職守，都依照這個模式去整治水患。

　　賑災濟民

　　明道二年（1033年）七月，天下大旱，蝗災蔓延，江淮和京東一帶災情尤其嚴重。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應詔賑災，開倉濟民，并將災民充饑的野草帶回朝廷，以警示六宮貴戚，戒除驕奢之風。

　　皇祐二年（1050年），吳中發生大饑荒。此時主管浙西的范仲淹，一面調集糧食賑災，一面大規模興建土木工程，招募百姓服役，由官府每日負責飲食。通過這種方法，“日無慮數萬人”，使杭州局勢穩定，沒有出現災民流徙的情況。皇祐三年（1051年）知青州時，逢河朔饑荒，范仲淹又成功地運用在浙西之策，既平抑糧價，又幫助青州百姓渡過青黃不接的艱難時光。

　　軍事思想

　　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奉調西北前線，擔任邊防主帥。針對西北地區地廣人稀、山谷交錯、地勢險要的特點，范仲淹提出“積極防御”的守邊方略，即在要害之地修筑城寨，加強防御工事，訓練邊塞軍隊，以達到以守為攻的目的。

　　軍隊制度上，取締按官職帶兵舊制，改為根據敵情選擇戰將的應變戰術；建立營田制，解決軍需問題，使軍隊面貌一新，應變能力和作戰能力大大提高。防御工事方面，構筑城寨、修葺城池、建烽火墩，形成以大順城為中心、堡寨呼應的堅固戰略體系。對沿邊少數民族，誠心團結，慷慨優惠，嚴立賞罰公約，使其安心歸宋。同時，范仲淹精選將帥、大力提拔軍隊將領，使西北軍中涌現出狄青、種世衡、郭逵等名將，其他如張亢、王信、周美等，都是當時被范仲淹提拔；又訓練出一批強悍敢戰的士兵，直到北宋末年，這支軍隊仍是宋朝的一支勁旅。

　　范仲淹利用筑城修寨進行積極防御的思想，使西北軍事防務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邊境局勢大為改觀。慶歷四年（1044年），北宋與西夏最終締署合約，西北邊疆得以重現和平。

　　教育方略

　　范仲淹繼承和發展了儒家正統的教育思想，把“興學”當作是培養人才、救世濟民的根本手段。在《上執政書》中，范仲淹明確提出“重名器”（慎選舉、敦教育），把當時科舉以考試取人、而不在考試之先育人，比之為“不務耕而求獲”，主張“勸學育才”，恢復制舉并使之與教育相銜接。慶歷年間主政時，范仲淹再次提出“復古興學校，取士本行實”，著力改革科舉考試制度、完善教育系統、加強學堂管理，各地亦奉詔建學，地方學堂如雨后春筍般涌現，時謂“盛美之事”。

　　師資選材上，范仲淹提倡明師執教、經實并重。范仲淹注重對教師的培養和選拔，把“師道”確立為教育的重心，他推薦的名師胡瑗、李覯等，皆為北宋著名的教育家。教學內容上，范仲淹提倡“宗經”，以儒家經典培養能通達“六經”、悉經邦治國之術的人才；同時注意兼授諸算學、醫藥、軍事等基本技能，培養具有專門知識、技能的實用人才。

　　范仲淹亦身體力行，無論“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足跡所涉，無不興辦學堂，教澤廣被；晚年又設義田、建義學，對族中子弟實行免費教育，激勸“讀書之美”，范氏義學在教化族眾、安定社會、優化風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開啟了中國古代基礎教育階段免費教育的新風尚。

　　文學成就

　　散文

　　宋建國至仁宗七十多年來，墨守祖宗家法，政尚循謹，浮華奢靡的背后潛伏著種種危機。范仲淹洞破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重視文章的政治教化作用，主張文章是政治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關系到社會風俗的醇厚訛薄、國家的興衰成敗。在經世濟時思想的影響下，范仲淹反對宋初文壇的柔靡文風，提出了宗經復古、文質相救、厚其風化的文學思想。范仲淹的文章，立足點在于政而不在于文，在價值取向上與揚雄、王勃、韓柳以及宋初復古文論一樣，具有歷史意義和復古精神，對宋初文風的革新具有積極作用。

　　散文創作上，范仲淹作品以政疏和書信居多，陳述時政，邏輯嚴密、有很強的說服力，蘇軾曾評價《上政事書》“天下傳誦”；《靈烏賦》一文，“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是中國古代哲人爭自由的重要文獻；名篇《岳陽樓記》，借作記之機，規勸友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全文融記敘、寫景、抒情、議論為一體，動靜相生，思想境界崇高，成為雜記中的創新，其中“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為千古名句。

　　詩歌

　　詩歌上，范仲淹主張“范圍一氣”、“與時消息”。范仲淹繼承了孟子的“浩然之氣”，又將曹丕的“文氣說”、陸機、鐘嶸的“感物說”和“天人合一”的詩學思想捏合在一起，他認為，詩人創作的沖動與意向，是秉承大道之“一氣”，感于萬物并通過萬物體現出來。范仲淹的“與時消息”則繼承了劉勰的“為情而文”觀和白居易“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主張，把政治教化和為情造文有機結合起來，范仲淹批判宋初詩壇的盲目模仿之風和無病呻吟之態，主張詩歌創作要忠于生活現實，符合時事，不為空言。

　　范仲淹詩歌存世305首，內容非常廣泛，或言志感懷，抒寫偉大的政治抱負；或關注民生，抒發憂國憂民的情懷；或紀游山水，歌頌祖國大好河山；或詠物寄興，展現自己的人格操守。詩意淳語真，藝術手法多樣，以清為美的特點尤為突出，以文為詩、議論化的傾向非常明顯，同時注意白描手法和疊字的運用，與當時的白體、晚唐體及西昆體相比，呈現出迥然不同的面貌，成為宋初詩歌由唐音向宋調轉變的重要一環。

　　詞

　　范仲淹詞作存世共五首，雖然數量較少，但首首膾炙人口，在宋詞的發展中起著承前啟后的重要作用。北宋建國至宋仁宗，生活享樂漸成風尚，以艷情為主要創作話題的歌詞亦趨向繁榮。范仲淹于仁宗年間登上詞壇，其詞作內容和風格豐富多樣，有直接寫艷情者，也有跳出艷情之外者，正是過渡時期遺留下來的深刻痕跡。

　　《漁家傲·秋思》一詞，反映了邊塞生活的艱苦，表達了作者反對入侵、鞏固邊防的決心和意愿，同時還表現出外患未除、功業未建、久戍邊地、士兵思鄉等復雜矛盾的心情。在范仲淹之前，很少有人用詞這一新的詩體形式來描寫邊塞生活，唐人韋應物的《調笑令·胡馬》雖有“邊草無窮日暮”之句，但沒有展開，且缺乏真實的生活基礎，因而，范詞實際上是邊塞詞的首創。不僅如此，這首詞的內容和風格還直接影響到宋代豪放詞和愛國詞的創作，為詞世界開辟了嶄新的審美境界，也開啟了宋詞貼近社會生活和現實人生的創作方向。《剔銀燈·與歐陽公席上分題》和《定風波·自前二府鎮穰下營百花洲親制》兩詞，讀史、詠風景，題材寬泛，與艷情無關，與北宋前期詞壇的創作風格合拍，表現了從晚唐五代至北宋前期歌壇衰變的一個過程。

　　范仲淹的艷情之作，如《蘇幕遮·懷舊》《御街行·秋日懷舊》，總是寫出一種宏大的時空背景，與同時代其他詞人“小園香徑”“庭院深深”的狹深環境迥然不同。而沉摯真切、婉麗動人的風格，也極大地改變了宋人的創作觀念，引導著詞壇創作風氣的轉移，對后世詞壇產生著深刻影響。

　　書法成就

　　范仲淹善書。黃庭堅《山谷題跋》中云：“范文正公書落筆痛快沉著，極近晉宋人書。”又云：“范文正公書《伯夷頌》極得前人筆意，蓋正書易俗，而小楷難于清勁有精神。朱長文《續書斷》謂范仲淹晚年學王羲之《樂毅論》，亦一代之墨寶也。明唐錦《龍江夢余錄》評范仲淹書極端勁秀麗，無毫鋩縱逸之態。清高士奇也稱范仲淹書法“挺勁秀特，肖其為人”。

　　人物評價

　　總評

　　范仲淹“文武兼備”、“智謀過人”，無論在朝主政、出帥戍邊，均系國之安危、時之重望于一身。他對某些軍事制度和戰略措施的改善，使西線邊防穩固了相當長時期；他領導的慶歷革新運動，雖只推行一年，卻開北宋改革風氣之先，成為王安石“熙寧變法”的前奏；即使在擔任地方官時，他也殫精竭慮，鞠躬盡瘁。

　　范仲淹不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軍事家，還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和教育家。作為宋學開山、士林領袖，他開風氣之先，文章論議，必本儒宗仁義；并以其人格魅力言傳身教，一生孜孜于傳道授業，悉心培養和薦拔人才；乃至晚年“田園未立”，居無定所，臨終《遺表》一言不及私事。

　　他倡導的“先憂后樂”思想和仁人志士節操，為儒家思想中的進取精神樹立了一個新的標桿，是中華文明史上閃灼異彩的精神財富。千載迄今，各地有關范仲淹的遺跡始終受到人們的保護和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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