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哪個朝代的詩人

時間：2024-09-27 22:10:35 澤彪詩人大全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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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哪個朝代的詩人

　　孔子62歲時，曾這樣形容自己：“其為人也，發(fā)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當時孔子已帶領弟子周游列國9個年頭，歷盡艱辛，不僅未得到諸侯的任用，還險些喪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樂觀向上，堅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孔子是哪個朝代的詩人呢？下面是小編整理的相關內容，希望對你有幫助。

孔子是哪個朝代的詩人

　　孔子朝代：

　　東周春秋末期

　　孔子簡介：

　　孔子（前551-前479），中國春秋末期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名丘，字仲尼，魯國人。孔子生年一般按《史記·孔子世家》所記為魯襄公二十二年，而生月生日《史記》未記，按《谷梁傳》所記“十月庚子孔子生”。換算為當今之公歷應為公元前551年9月8日生。

　　孔子生在魯國。魯國為周公旦之子伯禽封地，對周代文物典籍保存完好，素有“禮樂之邦”之稱。魯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吳公子季札觀樂于魯，嘆為觀止。魯昭公二年（前540年）晉大夫韓宣子訪魯，觀書后贊嘆“周禮盡在魯矣！”魯國文化傳統(tǒng)與當時學術下移的形勢對孔子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響。

　　孔子早年喪父，家境衰落。他曾說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年輕時曾做過“委吏”（管理倉廩）與“乘田”（管放牧牛羊）。雖然生活貧苦，孔子十五歲即“志于學”。他善于取法他人，曾說：“三人行，必有吾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述而》）他學無常師，好學不厭，鄉(xiāng)人也贊他“博學”。

　　孔子“三十而立”，并開始授徒講學。凡帶上一點“束修”的，都收為學生。如顏路、曾點、子路、伯牛、冉有、子貢、顏淵等，是較早的一批弟子。連魯大夫孟僖子其子孟懿子和南宮敬叔來學禮，可見孔子辦學已聲名遐邇。私學的創(chuàng)設，打破了“學在官府”的傳統(tǒng)，進一步促進了學術文化的下移。

　　魯國自宣公以后，政權操在以季氏為首的三桓手中。昭公初年，三家又瓜分了魯君的兵賦軍權。孔了曾對季氏“八佾舞于庭”的僭越行為表示憤慨。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魯國內亂，孔子離魯至齊。齊景公向孔子問政，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說：“政在節(jié)財。”齊政權操在大夫陳氏，景公雖悅孔子言而不能用。

　　孔子在齊不得志，遂又返魯，“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從遠方來受學的，幾乎遍及各諸候國。其時魯政權操在季氏，而季氏又受制于其家臣陽貨。孔子不滿這種政不在君而在大夫，“陪臣執(zhí)國命”的狀況，不愿出仕。他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

　　魯定公九年（前501年）陽貨被逐，孔子才見用于魯，被任為中都宰，是年孔子五十一歲。“行之一年，四方則之”。遂由中都宰遷司空，再升為大司寇。魯定公十年（前500年）齊魯夾谷之會，魯由孔子相禮。孔子認為“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早有防范，使齊君想用武力劫持魯君之預謀未能得逞，并運用外交手段收回被齊侵占的鄆、灌、龜陰之田。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孔子為加強公室，抑制三桓，援引古制“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提出“墮三都”的計劃，并通過任季氏宰的子路去實施。由于孔子利用了三桓與其家臣的矛盾，季孫氏、叔孫氏同意各自毀掉了費邑與后邑。但孟孫氏被家臣公斂處父所煽動而反對墮成邑。定公圍之不克。孔子計劃受挫。

　　主要影響：

　　道德學說

　　孔子建構了完整的“德道”思想體系：在個體層面主張“仁、禮”之德性與德行。德道思想體系是以性善論（“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為基礎，以立人極（“三極之道”）為旨歸，以人道與天道、地道相會通，人道中庸又適時之變?yōu)榉椒ㄕ摰耐曜闼枷塍w系。

　　孔子創(chuàng)立了以仁為核心的道德學說，他自己也是一個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樂于助人，待人真誠、寬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躬自厚而薄責于人”等等，都是他的做人準則。“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是孔子對自己一生各階段的總結。

　　孔子的仁說，體現(xiàn)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禮說，則體現(xiàn)了禮制精神，即現(xiàn)代意義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義這是人類永恒的主題，對于任何社會，任何時代，任何一個政府都是適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會則是建立人類文明社會的基本要求。孔子的這種人道主義和秩序精神是中國古代社會政治思想的精華。

　　政治學說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內容是“禮”與“仁”，在治國的方略上，他主張“為政以德”，用道德和禮教來治理國家是最高尚的治國之道。這種治國方略也叫“德治”或“禮治”。這種方略把德、禮施之于民，嚴格遵循等級制，把貴族和庶民截然劃分為治者與被治者。打破了貴族和庶民間原有的一條重要界限。

　　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禮制傳統(tǒng)較深的魯國，這時周王朝的統(tǒng)治權力已經(jīng)名存實亡，諸侯間相互爭戰(zhàn)不斷，出現(xiàn)了“王道哀，禮義廢，政權失，家殊俗”的社會現(xiàn)實，“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個時代的特點。社會矛盾的激化阻礙了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人的精神和信念也發(fā)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殘。這些共同構成了孔子政治思想產(chǎn)生的歷史淵源和社會條件，“仁”與“禮”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大同”社會的基本特點是：大道暢行，“天下為公”，因而能“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

　　在大同的世界里，天下的人，不止以自己的家人為親，不止以自己的父母兒女為愛，而是相互敬愛，愛天下所有的人。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孩子們都能獲得溫暖與關懷，孤獨的人與殘疾者都有所依靠，男人各自有自己的事情，女人有滿意的歸宿。陰謀欺詐不興，盜竊禍亂不起，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人人講信修睦，選賢舉能。這是一幅理想化的傳說中的堯舜時代的原始社會景象，也是孔子憧憬的最高理想社會。

　　孔子主張的較低政治目標是小康社會。小康社會的基本特點是：大道隱沒，“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與這種貧富不均、貴賤不等相適應，產(chǎn)生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倫理道德，“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相應地還要設“城郭溝池以為固”。由是，“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這種社會顯然沒有“大同”世界那樣完美，但有正常秩序，有禮、仁、信、義，所以稱為小康。這種社會實際上描述了“私有制”產(chǎn)生后的階級社會的“盛世”。

　　孔子的大同社會、小康社會理想對中國后世影響深遠。后來不同歷史時期，不同階段的思想家提出不同內容的憧憬藍圖和奮斗目標，這種思想對進步思想家、改革家也有一定啟發(fā)，洪秀全、康有為、譚嗣同和孫中山都受其影響。

　　身處亂世的孔子所主張的仁政沒有施展的空間，但在治理魯國的三個月中，使強大的齊國也畏懼孔子的才能，足見孔子無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稱號。

　　經(jīng)濟學說

　　孔子的經(jīng)濟思想最主要的是重義輕利、“見利思義”的義利觀與“富民”思想。這也是儒家經(jīng)濟思想的主要內容，對后世有較大的影響。

　　孔子所謂“義”，是一種社會道德規(guī)范，“利”指人們對物質利益的謀求。在“義”“利”兩者的關系上，孔子把“義”擺在首要地位。他說：“見利思義。”要求人們在物質利益的面前，首先應該考慮怎樣符合“義”。他認為“義然后取”，即只有符合“義”，然后才能獲取。孔子甚至在《論語·子罕》中主張“罕言利”，即要少說“利”，但并非不要“利”。

　　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干不符合道義的事而獲得富貴，就如同浮云一樣，不屑于用不義的手段取得富貴。在他的心目中，行義是人生的最高價值，在貧富與道義發(fā)生矛盾時，他寧可受窮也不會放棄道義。孔子還認為，對待“義”與“利”的態(tài)度，可以區(qū)別“君子”與“小人”。有道德的“君子”，容易懂得“義”的重要性，而缺乏道德修養(yǎng)的“小人”，則只知道“利”而不知道“義”。這就是孔子在《論語·里仁》中說的“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有人認為孔子既然重“義”，則勢必輕視體力勞動。這種觀點是錯誤的。《論語》中記載他對想學農(nóng)的弟子樊遲十分不滿，罵他是“小人”，這是因為孔子認為人要有更大的理想和追求，要承擔的是更大的責任。他要讓他的學生成為價值的承擔者而不是一個農(nóng)民。

　　由于孔子保守的政治態(tài)度，因此對待經(jīng)濟制度的改革也反映了保守的思想。比如魯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實行“初稅畝”，從法律上承認私田的合法地位，是春秋時代的重大經(jīng)濟改革；但是據(jù)《左傳》說，孔子修《春秋》時記載“初稅畝”，目的是批評其“非禮也”。而民眾若不富足，國君就不會富足。在《論語·堯曰》中還記載，孔子主張“因民之利而利之”，即對民眾有利的事情才去做。另一方面，他又主張賦稅要輕一些，徭役的攤派不要耽誤農(nóng)時。《論語·述而》記載，孔子還對當時的為政者進行說教，要求為政者不要過于奢侈，要注意節(jié)儉。他說：“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同時，還主張“節(jié)用而愛人”。這里面包含了把孔子“仁”的思想運用于經(jīng)濟領域。

　　教育思想

　　孔子在中國歷史上最早提出人的天賦素質相近，個性差異主要是因為后天教育與社會環(huán)境影響（“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因而人人都可能受教育，人人都應該受教育。他提倡“有教無類”，創(chuàng)辦私學，廣招學生，打破了奴隸主貴族對學校教育的壟斷，把受教育的范圍擴大到平民，順應了當時社會發(fā)展的趨勢。

　　孔子主張“學而優(yōu)則仕”，學習了還有余力，就去做官。他的教育目的是要培養(yǎng)從政的君子，而君子必須具有較高的道德品質修養(yǎng)，所以孔子強調學校教育必須將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

　　孔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內容是“禮”和“仁”。其中“禮”為道德規(guī)范，“仁”為最高道德準則。“禮”是“仁”的形式，“仁”是“禮”的內容，有了“仁”的精神，“禮”才真正充實。在道德修養(yǎng)方面，他提出樹立志向、克己、踐履躬行、內省、勇于改過等方法。

　　“學而知之”是孔子教學思想的主導思想。在主張不恥下問、虛心好學的同時，他強調學習與思考相結合（“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同時還必須“學以致用”，將學到的知識運用于社會實踐。

　　孔子在教學方法上要求老師“有教無類”“經(jīng)邦濟世”的教育觀，“因材施教”“啟發(fā)式”的方法論，注重童蒙、啟蒙教育。他教育學生要有老老實實的學習態(tài)度，要謙虛好學、時常復習學過的知識，以便“溫故而知新”、新知識引申拓寬、深入，“舉一而反三”。他最早提出啟發(fā)式教學。他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fā)。”意謂教師應該在學生認真思考，并已達到一定程度時恰到好處地進行啟發(fā)和開導。

　　他又是在教學實踐中最早采用因材施教方法的教育家。通過談話和個別觀察等方法，他了解和熟悉學生的個性特征，在此基礎上，根據(jù)各個學生的具體情況，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培養(yǎng)出了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等多方面的人才。孔子熱愛教育事業(yè)，畢生從事教育活動。他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不僅言教，更重身教，以自己的模范行為感化學生。他愛護學生，學生也很尊敬他，師生關系非常融洽。他是中國古代教師的光輝典型。

　　孔子的教育活動不但培養(yǎng)了眾多學生，而且他在實踐基礎上提出的教育學說，為中國古代教育奠定了理論基礎。

　　史學思想

　　孔子治史思想的一個重要主張就是“直”，即研究歷史要實事求是，不但要重視根據(jù)，而且要“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論語·為政》），他竭力反對那些狂妄不直的人，說：“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論語·泰伯》）他這種一以貫之的主張，也反映到他的治史態(tài)度中。

　　孔子的治史觀不僅反映到治史態(tài)度和治史主張上，而且還體現(xiàn)在歷史發(fā)展觀中。孔子認為歷史在不斷“損益”，他說：“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論語·為政》）周代正是在總結夏、殷二代的基礎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歷史不是倒退，而是后來居上，是前進發(fā)展著的。盡管這種思想很朦朧，但卻是中國史學史上進化論的可貴的開端。

　　美學思想

　　孔子的美學思想核心為“美”和“善”的統(tǒng)一，也是形式與內容的統(tǒng)一。孔子提倡“詩教”，即把文學藝術和政治道德結合起來，把文學藝術當作改變社會和政治的手段，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并且孔子認為，一個完人，應該在詩、禮、樂修身成性。孔子的美學思想對后世的文藝理論影響巨大。

　　孔子在易學中明確提出了“美在其中”“見仁見智”等著名美學命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童子問易》在易宗基礎上提出了美宗——陽剛、陰柔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認為“陰陽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可謂是美學之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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