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唐詩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唐代的古體詩，主要有五言和七言兩種。
晚唐詞家，世稱溫、韋。其實，除了溫飛卿、韋端己之外，韓偓可以算半個。這并非意指韓偓是半個詞人，而是說其《香奩集》的以詩入詞;詩為心聲，詞乃情物�！断銑Y集》以詩的形式，寫出頗具情物品質的詞意。比較韋莊的《浣花集》與韓偓的《香奩集》，可以發現兩者驚人的相似，雖然兩者形式有異，一者是詞，一者是詩。與《香奩集》里的《五更》相對應，《浣花集》里有《浣溪沙》如斯：
夜夜相思更漏殘，傷心明月憑欄干，想君思我錦衾寒。
咫尺畫堂深似海，憶來惟把舊書看，幾時攜手入長安。
韋莊的另一首《浣溪沙》，有類于《香奩集》里的《繞廊》：
惆悵夢余山月斜，孤燈照壁背窗紗，小樓高閣謝娘家。
暗想玉容何所似，一枝春雪凍梅花，滿身香霧簇朝霞。
倘若說，《香奩集》以詩入詞，那么韋莊的填詞卻填得像詩言志般堅如磐石。在《香奩集》里，女子的孤寂是暗示出來的，但韋莊的《浣溪沙》卻直筆筆一句“孤燈照壁背窗紗”�！断銑Y集》極盡詞的柔婉，而《浣花集》卻充滿著詩的硬朗。比如這首《菩薩蠻》：
人人盡說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畫船聽雨眠。
爐邊人似月，皓腕凝雙雪。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
且不說起首“人人盡說”、“游人只合”直不隆通，也不說結尾“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斬釘截鐵，即便是“爐邊人似月，皓腕凝雙雪”那樣的筆調，也了無溫婉可言。不知王國維在《人間詞話》里的斷言，“溫飛卿之詞，句秀也;韋端己之詞，骨秀也;李重光之詞，神秀也”，是否緣此而得出的。亦即，由于韋莊把詞句寫得硬梆梆的，于是就顯得骨秀了。本筆絲毫沒有唐突觀堂前輩的意思，只是覺得硬將飛卿、端己之詞分出句秀、骨秀，好像不太靠譜。倘若句秀、骨秀不成立，那么李重光的所謂神秀，也就無從說起來。事實上，硬要按照王國維的劃分，后主在宮中的情詞遠比飛卿句秀多了。飛卿填詞再梳洗、再夢君君不知，也比不得后主的 “一向偎人顫”那么纏綿悱惻。同樣道理，韋莊的情詞總是從大處著筆，不像韓偓《香奩集》那樣，擅長洞幽燭微。因此，用句秀、骨秀之類的區分，看上去很像那么回事，實際上是不著邊際，不著情感的邊際。王國維于詞乃情物，完全茫然。不知情何物，焉知詞之秀?
韋莊的填詞雖然頗知詞乃情物，但男人家的胸臆居多，女兒家的心思甚少，從而使其填詞往往具有詩為心聲的特征。比較一下韋莊的《歸國遙》：
金翡翠，為我南飛傳我意。罨畫橋邊春水，幾年花下醉。
別后只知相愧，淚珠難遠寄。羅幕繡幃鴛被，舊歡如夢里。
與其另一首《菩薩蠻》：
如今卻憶江南樂，當時年少春衫薄。騎馬倚斜橋，滿樓紅袖招。
翠屏金屈曲，醉入花叢宿。此度見花枝，白頭誓不歸。
心聲的硬朗遠多于情物的柔婉�！稓w國遙》里“幾年花下醉”，頓成“舊歡如夢里”，從而“淚珠難遠寄”�！镀兴_蠻》里是從“醉入花叢宿”的放浪形骸，到“白頭誓不歸”的決絕。韋莊并非不知情為何物，而是頗有男兒有淚不輕彈的硬氣，從而被王國維誤認作骨秀。
不過，真要說骨秀，韋莊的《秦婦吟》倒是確實有此氣度。
中和癸卯春三月，洛陽城外花如雪。
東西南北路人絕，綠楊悄悄香塵滅。
路旁忽見如花人，獨向綠楊陰下歇。
鳳側鸞欹鬢腳斜，紅攢黛斂眉心折。
借問女郎何處來?含顰欲語聲先咽。
回頭斂袂謝行人，喪亂漂淪何堪說!
三年陷賊留秦地，依稀記得秦中事。君能為妾解金鞍，妾亦與君停玉趾。
接下去是一篇長長的傾訴，詳細述說了黃巢作亂所導致的極其慘烈的荒涼景象：
長安寂寂今何有?廢市荒街麥苗秀。采樵斫盡杏園花，修寨誅殘御溝柳。華軒繡轂皆銷散，甲第朱門無一半。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樓前荊棘滿。昔時繁盛皆埋沒，舉目凄涼無故物。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
這首敘事詩雖然借婦人之口訴說末世圖景，但筆力相當雄健。世人將此作與《孔雀東南飛》、《木蘭辭》相提并論，譽之為樂府三絕，是成立的。比起杜甫的《三吏三別》，韋莊的《秦婦吟》更加具有史詩意味。不僅氣象開闊恢宏，而且描述細致，各種人物的各種遭際，栩栩如生，歷歷在目。并且，從序詩到婦吟，一氣呵成。逼真的敘述描繪，既具敘事的寫實魅力，又是歷史的寶貴見證。有趣的是，后世的官府士子因為當年京城長安“天街踏盡公卿骨”的空前蒙塵而不愿多提此詩，而草莽革命又因為引黃巢為同道的緣故，拒絕正視黃巢賊寇如何肆意作亂以致生靈涂炭的歷史真相。于是，文學教科書上會津津樂道《孔雀東南飛》、《木蘭辭》甚至杜甫的《三吏三別》，卻不會將《秦婦吟》選作教材。
若要說元、白首倡的新樂府運動至晚唐有何成就，那么就是韋莊的《秦婦吟》了。此作呈現的全然是充滿人本色彩的悲憫情懷，了無政治正確的作秀意味。人本與民本，截然有異。杜甫繼承的是孟軻開創的民本理想，而非人本情懷。民本把人看作是黎民百姓，對應于朝廷官府。人本把人看作是一個一個的，當下的，而非群體的或者被群體的。人本以人的尊嚴為核心，民本以為民申張做宗旨。杜甫的《三吏三別》是民本的，《孔雀東南飛》是人本的。因此，《秦婦吟》之于《孔雀東南飛》的承繼，是人本的主旨，而不是民本的立場。民本者，通常具有政治正確的特征，從而容易流于作秀。
作政治正確之秀的詩人士子，一般都品行堪虞。古今中外，鮮有例外。因此，韋莊人本歌吟在中、晚唐新樂府諸多持民本立場的詩家之中，無疑鶴立雞群;即便元、白，都相差一截。元白成就，僅止于唐詩;而韋莊《秦婦吟》，卻與漢樂府、南北朝樂府的兩大名作，鼎足而立。同樣是避典拒拗的用語淺白，白居易的樂府歌行格局有限，歷史觀察也皮相而已，比不得《秦婦吟》之于晚唐歷史的洞察。更不用說韋莊的既非廟堂、也不江湖的人本立場，既直面朝廷的昏庸、官府的無能，又坦言草寇的暴虐、同情無辜百姓的悲慘境遇：
奈何四海盡滔滔，湛然一境平如砥。避難徒為闕下人，懷安卻羨江南鬼。
《秦婦吟》的結尾處，詩人之無奈之悲憤，赫然可見。由此再回首韋莊的《浣花集》，便可知何以寫得那么的硬朗。個性使之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