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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詠史》詩詞鑒賞
《詠史》詩詞鑒賞1
詠史
唐·李商隱
北湖⑴南埭⑵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
三百年間同曉夢，鐘山⑶何處有龍盤⑷？
【注釋】
⑴北湖：即金陵（今南京）玄武湖。晉元帝時修建北湖，宋文帝元嘉年間改名玄武湖。
⑵南埭：即雞鳴埭，在玄武湖邊。 “北湖南埭”統指玄武湖。
⑶鐘山：金陵紫金山。
⑷龍盤：形容山勢如盤龍，雄峻綿亙。
【賞析】
本首詠史詩詠嘆了三國之后建都金陵的六個朝代三百年間的代謝。
首句為描寫故都金陵如今的景色。“北湖”即南京玄武湖，“南埭”為雞鳴埭，都是金陵舊時繁華喧鬧之地，許多帝王曾于此游樂。往昔歌舞升平之地如今卻是一片汪洋，令人興嘆。“水漫漫”還象征了三百年間的歷史都隨著這片汪洋流去的興廢滄桑，同時也點出那繁華的過去不過是一場虛無。
第二句用“降旗”與“百尺竿”為六朝的歷史拉下了帷幕，還未道出它的興，就已然見亡。“降旗”典故語出劉禹錫《金陵懷古》“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本指東吳孫皓降晉，此處指六朝的恥辱亡國。但是“降旗”還不夠表現詩人的.慨嘆，又拉了“百尺竿”來助陣，把一片降旗的情景寫得更細更真，其可恥可辱之狀如在目前，讓人感慨的同時不免心痛。
第三句中的“三百年”即是指六朝三百年的更迭興廢。詩人筆下，三百年就恍如一場白日夢。句中的“夢”字照應了前文的“水漫漫”，既是對六朝帝王荒淫昏庸的諷刺，也是對歷史興亡的浩嘆。
張勃《吳錄》中記載諸葛亮看到金陵形勢之雄曾說：“鐘山龍蟠，石城虎踞，帝王之宅也。”金陵石頭城因為有帝王之氣而讓諸葛亮感慨。建都于此的六朝早已經是一片汪洋，此時詩人反問：“鐘山何處有盤龍”，即鐘山哪里有龍的盤踞以看出天命王氣？
詩人用反詰的語氣否定了這種“王氣”論。歷史由人書寫，歷史的興亡很大程度上都是人為，六朝的更迭覆滅只不過其統治者的昏庸腐朽自食其果罷了。這擲地有聲的一問，批判了把地域條件和天命王氣作為精神支柱，而肆無忌憚地享樂的封建統治者。
本詩對于歷史的追問，步步推進，含蓄而明快。
《詠史》詩詞鑒賞2
北湖南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
三百年間同曉夢，鐘山何處有龍盤。
《詠史二首·其一》譯文
玄武湖已成了汪洋漫漫，一片降旗掛上百尺之竿。
三百余年如同一場短夢，金陵鐘山真的有那龍盤？
《詠史二首·其一》注釋
北湖：即金陵（今南京）玄武湖。晉元帝時修建北湖，宋文帝元嘉年間改名玄武湖。南埭：即雞鳴埭，在玄武湖邊。埭（dài），水閘，土壩。“北湖南埭”統指玄武湖。
“一片”句：劉禹錫《金陵懷古》：“一片降旗出石頭。”指吳主孫皓投降晉龍驤將軍王浚，也指陳后主投降隋廬州總管韓擒虎。百尺竿，高的旗竿。
三百年：指東吳、東晉、宋、齊、梁、陳六朝建國年代的約數。
鐘山：金陵紫金山。龍盤：形容山勢如盤龍，雄峻綿亙。張勃《吳錄》：“劉備曾使諸葛亮至京，因睹秣陵山阜，乃嘆曰：‘鐘山龍盤，石頭虎踞，帝王之宅也。’”
《詠史二首·其一》賞析
首句“北湖南埭水漫漫”突出了六朝的故都的典型景色。北湖即玄武湖，南埭即雞鳴埭，是六朝帝王尋歡作樂的地方。可是經過了改朝換代，同一個“北湖”，同一個“南埭”，過去曾經看過彩舟容與，聽過笙歌迭唱，而此時只剩下了汪洋一片。詩人懷著撫今感昔的情緒，把“北湖”“南埭”這兩處名勝和漫漫湖水扣合起來寫，表現出空虛渺茫之感。第一句“北湖南埭水漫漫”，詩人是把六朝興廢之感融匯到茫茫湖水的形象之中，而第二句“一片降旗百尺竿”，是通過具體事物的特寫，形象地表現了六朝王運之終。在此“一片降旗”成為六朝歷代王朝末葉的總的象征。“降旗”的典故原來和石頭城有關，但詩人寫了“降旗”不算，還用“百尺竿”作為進一步的襯托。“降旗”“一片”，分外可嗤；竿高“百尺”，愈見其辱。無論是從“一片”的廣度或者是從“百尺”的高度來看歷史，六朝中的一些末代封建統治者，荒淫之深，昏庸之甚，無恥之極，都可想而知了。
第三、四句“三百年間同曉夢，鐘山何處有龍盤？”是一個轉折，詩人囊括六朝三百年恥辱的歷史。從孫吳到陳亡的三百年時間不算太短，但六朝諸代，紛紛更迭，恰好似凌晨殘夢，說什么鐘山龍蟠，形勢險要，是沒有什么根據的`。鐘山即紫金山。傳說諸葛亮看到金陵形勢之雄，曾說：“鐘山龍蟠，石城虎踞，帝王之宅也。”然而在李商隱看來，三百年間，孫吳、東晉、宋、齊、梁、陳，曾先后定都于此，全都亡國，可見“國之存亡，在人杰不在地靈”（屈復《玉溪生詩意》卷七）。前二句的“北湖”、“南埭”已經為下文的“龍盤”之地伏根，而“一片降旗”偏偏就高高豎起在石頭城上，則更證明地險之不足憑了。“鐘山何處有龍盤？”詩人用反問的形式，加強了否定的語氣，真是一針見血的快語。這一快語之所以妙，妙在作者是帶著形象來判斷的。詩人對“龍盤”王氣的思考，不但扣合著六朝的山，扣合著歷史上的“一片降旗”，還扣合著眼前的漫漫北湖；不但扣合著某一朝代的覆亡，還扣合著三百年滄桑。他的“王氣無憑論”，實際上是“三百年間”一場“曉夢”的絕妙的藝術概括。詩作熔寫景、議論于一爐，兼有含蓄與明快之勝。詩人巧妙地使典型景象的層層揭示與深切意蘊的層層吐露相結合。他描寫了一幅飽經六朝興廢的湖光山色，而隱藏在背后的意蘊，則是“龍盤”之險并不可憑。“水漫漫”是詩人從當今廢景來揭示意蘊；“一片降旗”是從歷史興亡來揭示意蘊。“三百年來”則是把“一片降旗”所顯示的改朝換代，糅合為“曉夢”一場，渾然無跡，而又作為導勢，引出了早已盤旋在詩人心頭的感慨“鐘山何處有龍盤”的沉著明快之語，形成了詩的高潮。看來“龍盤”無處尋覓，六朝如此，正在走向衰亡的晚唐政權亦是如此。
李商隱詠史詩往往借助抒慨、設問、反問等方式，在篇末將全詩意蘊凝聚起來，以加強詠嘆情調，也使整首詩顯得奇警遒勁而又韻味深長。他的《隋宮》如此，《馬嵬》、《夢澤》等也是如此。紀昀說：“結句是晚唐別于盛唐處，若李、杜為之，當別有道理，此升降大關，不可不知。”（《玉溪生詩說》）以這種方式曲終奏雅，是晚唐律、絕體詠史詩的藝術創造，就中以李商隱比較出色。
整首詩層層作勢，逼出末句，但由于氣脈遼闊，并不顯得藝術上刻意用力。結尾道破而不說盡，雄直中含頓挫之致。也因如此，詩之主旨雖在“興廢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劉禹錫《金陵懷古》），但總體以感慨詠嘆出之，諷刺刻露之跡淡而悲慨嘆惋之氣濃。
《詠史二首·其一》創作背景
唐宣宗大中十一年（857），時李商隱因柳仲郢推薦，任鹽鐵推官，游江東。鹽鐵推官任上，商隱在江東一帶創作的詠史詩，如《南朝》二首、《齊宮詞》、《吳宮》等，主旨基本為諷刺君王耽于酒色佚樂，荒淫誤國。
《詠史》詩詞鑒賞3
詠史
李商隱〔唐代〕
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
何須琥珀方為枕，豈得真珠始是車。
遠去不逢青海馬，力窮難拔蜀山蛇。(遠去一作：運去)
幾人曾預南薰曲，終古蒼梧哭翠華。
譯文
縱覽歷史，凡是賢明的國家，成功源于勤儉，衰敗起于奢華。
為什么非要琥珀才能作枕頭，為什么鑲有珍珠才是好坐車?
想要遠行，卻沒遇見千里馬，力單勢孤，難以拔動蜀山的猛蛇。
有幾人曾經親耳聽過舜帝的《南風歌》?天長地久，只有在蒼梧對著華蓋哭泣份兒。
賞析
詩的首聯，是從總結歷朝歷代統治經驗出發，得出成功大都由于勤儉，破敗大都因為奢侈的經驗教訓。開頭兩句好像是抽象的議論，不像詩。實際上它不是在發議論，是說：像文宗那樣勤儉，應該使國家興盛的，怎么反而破敗呢?這里充滿著惋惜和同情，是抒情而不是議論。這樣通過表面上的議論來抒情的寫法是很特別的。
頷聯是對這一結論的具體印證。這種議論，有道理但并不全面，因為勤儉只是治國成功的一條重要經驗，但不是惟一的經驗;奢侈是使國家破敗的一個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個王朝的興衰，自有其更復雜、更本質的原因所在。然而，事實上，非但沒有因此能使已成定局的唐王朝的頹敗之勢有所好轉，反而越搞越糟。這中間的道理，或者說最本質的原因，當然是詩人所無法理解的，所以，他只好以宿命論的觀點來解釋這一反常現象，歸之于運命。
頸聯推進一步，但也可以說是轉折，認為比勤儉更為重要的，其實是國運和國力，一旦運去，就是虞舜那樣的賢君也無回天之力，而只能遺恨終生。這才是這首詩的主旨。詩人雖然說不清“運”究竟是什么，但他確實感到僅靠勤儉(包括皇帝個人的其他努力)，不足以挽救一個時代的衰頹之勢，而且在他看來，唐朝的國運似乎已去，難以挽回了。這種認識不免模糊含混，卻是敏感的、深刻的，不但可以說明唐代，還能用于觀照許多末代帝王。很多注家的思路則是一定要為此詩找一個詠嘆對象，找的結果是唐文宗李昂。李昂節儉，史有明文;李昂清除宦官的`失敗，也載于史冊。他可算自身勤儉而無力挽救國勢的典型。繼續引申，則“青海馬”是喻賢才，“蜀山蛇”是喻宦官，也表現出來了，而尾聯就成了對文宗的哀悼。
尾聯承上而下，由理而情，由情造境，進而轉換為純然的抒懷了。文宗好詩，夏日念柳公權詩“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稱為“辭清意足，不可多得”。張采田《會箋》稱文宗“詔太常卿馮定采開元雅樂，制《云韶法曲》、《霓裳羽衣曲》。義山開成二年登第，恩賜詩題《霓裳羽衣曲》。故結語假事寓悲，沉痛異常”。幾人曾經聽過文宗所頒布的雅樂，參預過文宗賜題的考試，“終古”哀悼文宗在太監扼制下恨郁死去。這里，所表現的詩人對于文宗治國的悲劇，不是譏諷、挖苦，而是感慨、嘆息，詩人所抒發的正是對國家命運關注的深情。奢侈是使國家破敗的一個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個王朝的興衰，有其更復雜、更本質的原因所在。
儉成奢敗本是歷代興衰的常規，但文宗在位期間，作風勤儉，政治上也多次作過重振朝綱的努力，卻一事無成，最終在“受制于家奴”的哀嘆聲中死去。面對這種無法解釋的反常現象，詩人已隱約感覺到“運去”、“力窮”，唐王朝崩頹之勢已成，即使出現一兩位明君賢臣，也難以挽回了。文宗在位時，商隱對于他的闇弱，頗多譏評;而于其身后，則又加以哀惋。無論譏評還是哀惋，均出自對國家命運的深切關注。
正由于這種深切的關注，國運難以逆挽的崩頹之勢，成為詩人心頭難以解脫的宿命般的悲涼。如果說李商隱感傷詩風的發展成熟，就個體來說是性格、遭遇使然;那么就時代因素來說，實是對衰颯大環境的呼吸領會。“運逢末世”，就是促成李商隱感傷詩風的內外兩層背景，身世之感與末世情懷交相促發激蕩，將詩人內心的感傷越釀越濃。
創作背景
這首詩作于唐開成五年(840年)文宗去世之后。唐文宗即位之后，頗思勵精圖治，去奢從儉。當時，朝內朋黨相互傾軋，宦官掌握禁軍，干涉朝政，甚至弒殺皇帝。文宗欲奪回政權，曾兩次謀誅宦官，均以失敗告終。最后，文宗郁悒成疾，含恨而終。李商隱作此詩既有傷悼文宗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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