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古詩《江畔獨步尋花·其六》
在生活、工作和學習中，大家都聽說過或者使用過一些比較經典的古詩吧，漢魏以后的古詩一般以五七言為基調，押韻、轉韻有一定法式。古詩的類型有很多，你都知道嗎？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杜甫古詩《江畔獨步尋花·其六》，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江畔獨步尋花·其六
唐代：杜甫
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
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
譯文
黃四娘家花兒茂盛把小路遮蔽，萬千花朵壓彎枝條離地低又低。
眷戀芬芳花間彩蝶時時在飛舞，自由自在嬌軟黃鶯恰恰歡聲啼。
注釋
黃四娘：杜甫住成都草堂時的鄰居。
蹊（xī）：小路。
留連：即留戀，舍不得離去。
嬌：可愛的樣子。
恰恰：象聲詞，形容鳥叫聲音和諧動聽。一說“恰恰”為唐時方言，恰好之意。
創作背景
這組詩作于杜甫定居成都草堂之后，唐肅宗上元二年（761年）或唐代宗寶應元年（762年）春。上元元年（760年）杜甫在飽經離亂之后，寓居四川成都，在西郊浣花溪畔建成草堂，暫時有了安身的處所。杜甫卜居成都郊外草堂，是“浣花溪水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卜居》）；詩人感到很滿足，“但有故人供祿米，微軀此外更何求”（《江村》）。所以，時值春暖花開，更有賞心樂事，杜甫對生活是熱愛的。這是他寫這組詩的生活和感情基礎。第二年（一說第三年）春暖花開時節，他獨自在錦江江畔散步賞花，寫下了《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這一組詩。
杜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世稱“杜工部”、“杜少陵”等，漢族，河南府鞏縣（今河南省鞏義市）人，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被世人尊為“詩圣”，其詩被稱為“詩史”。杜甫與李白合稱“李杜”，為了跟另外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別開來，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他憂國憂民，人格高尚，他的約1400余首詩被保留了下來，詩藝精湛，在中國古典詩歌中備受推崇，影響深遠。759-766年間曾居成都，后世有杜甫草堂紀念。
賞析
寫尋花到了黃四娘家。這首詩記敘在黃四娘家賞花時的場面和感觸，描寫草堂周圍爛漫的春光，表達了對美好事物的熱愛之情和適意之懷。春花之美、人與自然的親切和諧，都躍然紙上。首句點明尋花的地點，是在“黃四娘家”的小路上。此句以人名入詩，生活情趣較濃，頗有民歌味。次句“千朵萬朵”，是上句“滿”字的具體化。“壓枝低”，描繪繁花沉甸甸地把枝條都壓彎了，景色宛如歷歷在目。“壓”、“低”二字用得十分準確、生動。第三句寫花枝上彩蝶蹁躚，因戀花而“留連”不去，暗示出花的芬芳鮮妍。花可愛，蝶的舞姿亦可愛，不免使漫步的人也“留連”起來。但他也許并未停步，而是繼續前行，因為風光無限，美景尚多。“時時”，則不是偶爾一見，有這二字，就把春意鬧的情趣渲染出來。正在賞心悅目之際，恰巧傳來一串黃鶯動聽的歌聲，將沉醉花叢的詩人喚醒。這就是末句的意境。“嬌”字寫出鶯聲輕軟的特點。“自在”不僅是嬌鶯姿態的客觀寫照，也傳出它給作者心理上的愉快輕松的感覺。詩在鶯歌“恰恰”聲中結束，饒有余韻。此詩寫的是賞景，這類題材，盛唐絕句中屢見不鮮。但像此詩這樣刻畫十分細微，色彩異常秾麗的，則不多見。如“故人家在桃花岸，直到門前溪水流”（常建《三日尋李九莊》），“昨夜風開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輪高”（王昌齡《春宮曲》），這些景都顯得“清麗”；而杜甫在“花滿蹊”后，再加“千朵萬朵”，更添蝶舞鶯歌，景色就秾麗了。這種寫法，可謂前無古人。其次，盛唐人很講究詩句聲調的和諧。他們的絕句往往能被諸管弦，因而很講協律。杜甫的絕句不為歌唱而作，純屬誦詩，因而常常出現拗句。如此詩“千朵萬朵壓枝低”句，按律第二字當平而用仄。但這種“拗”決不是對音律的任意破壞，“千朵萬朵”的復疊，便具有一種口語美。而“千朵”的“朵”與上句相同位置的“四”字，雖同屬仄聲，但彼此有上、去聲之別，聲調上仍具有變化。詩人也并非不重視詩歌的音樂美。這表現在三、四兩句雙聲詞、象聲詞與疊字的運用。“留連”、“自在”均為雙聲詞，如貫珠相聯，音調宛轉。“時時”、“恰恰”為疊字，即使上下兩句形成對仗，使語意更強，更生動，更能表達詩人迷戀在花、蝶之中，忽又被鶯聲喚醒的剎那間的快意。這兩句除卻“舞”、“鶯”二字，均為舌齒音，這一連串舌齒音的運用造成一種喁喁自語的語感，維妙維肖地狀出看花人為美景陶醉、驚喜不已的感受。聲音的效用極有助于心情的表達。在句法上，盛唐詩句多天然渾成，杜甫則與之異趣。比如“對結”（后聯駢偶）乃初唐絕句格調，盛唐絕句已少見，因為這種結尾很難做到神完氣足。杜甫卻因難見巧，如此詩后聯既對仗工穩，又饒有余韻，用得恰到好處：在賞心悅目之際，聽到鶯歌“恰恰”，增添不少感染力。此外，這兩句按習慣文法應作：戲蝶留連時時舞，嬌鶯自在恰恰啼。把“留連”、“自在”提到句首，既是出于音韻上的需要，同時又在語意上強調了它們，使含義更易體味出來，句法也顯得新穎多變。
作者生平
家世背景
杜甫出身于京兆杜氏，乃北方的大士族。其遠祖為漢武帝有名的酷吏杜周，祖父杜審言。杜甫與唐代另一大詩人即“小李杜”的杜牧同為晉代大學者、名將杜預之后。不過兩支派甚遠，杜甫出自杜預次子杜耽，而杜牧出自杜預少子杜尹。杜甫青少年時因家庭環境優越，因此過著較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學，七歲能作詩，“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有志于“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他少年時也很頑皮，“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
年少優游
開元十九年十九歲時，杜甫出游郇瑕（今山西臨猗一帶晉國故地）。二十歲時，漫游吳越，歷時數年。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735年），杜甫回故鄉參加“鄉貢”。二十四年在洛陽參加進士考試，結果落第。杜甫的父親時任兗州司馬一職，杜甫于是赴兗州省親，開始齊趙之游。
天寶三年（744年）四月，杜甫在洛陽與被唐玄宗賜金放還的李白相遇，兩人相約同游梁、宋（今河南開封、商丘一帶）。之后，杜甫又到齊州（今山東濟南）。天寶七年（748年）秋，杜甫轉赴兗州與李白相會，二人一同尋仙訪道，談詩論文，結下了“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的友誼。秋末，二人握手相別，杜甫結束了“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的漫游生活，回到長安。
仕途不順
杜甫生活于唐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杜甫出身在一個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家學淵博。早期作品主要表現理想抱負和所期望的人生道路。另一方面則表現他“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理想，期間許多作品反映當時的民生疾苦揭露統治者的丑惡行徑，從此踏上了憂國憂民的生活和創作道路。隨著唐玄宗后期政治越來越腐敗，他的生活也一天天地陷入貧困失望的境地。在顛沛流離的生活中。
天寶六年（747年），玄宗詔天下“通一藝者”到長安應試，杜甫也參加了考試。由于權相李林甫編導了一場“野無遺賢”的鬧劇，參加考試的士子全部落選。科舉之路既然行不通，杜甫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轉走權貴之門，投贈干謁等，但都無結果。他客居長安十年，奔走獻賦，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過著貧困的生活，“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
天寶十年（751年）正月，玄宗將舉行祭祀太清宮、太廟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于是在天寶九載冬天預獻三《大禮賦》，得到玄宗的賞識，命待制在集賢院，然而僅得“參列選序”資格，等候分配，因主試者仍為李林甫所以沒有得到官職。
天寶十四年（755年），杜甫被授予一個河西尉這種小官，但杜甫不愿意任此“不作河西尉，凄涼為折腰”的官職，朝廷就將之改任右衛率府兵曹參軍（低階官職，負責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門禁鎖鑰）。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長安也十年有余，為生計而接受了這所學無用之職。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杜甫剛剛進到家門就聽到哭泣聲，原來小兒子餓死了。就長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見聞，寫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戰亂流離
天寶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亂爆發，第二年六月，潼關失守，玄宗倉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靈武，是為肅宗。這時的杜甫已將家搬到鄜州（今陜西富縣）羌村避難，他聽說了肅宗即位，就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靈武，途中不幸為叛軍俘虜，押至長安。同被俘的王維被嚴加看管，杜甫因為官小，沒有被囚禁。盡管個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無時無刻不憂國憂民。
時值安史之亂，他時刻注視著時局的發展，在此期間寫了兩篇文章：《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冠形勢圖狀》和《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為剿滅安史叛軍獻策，考慮如何減輕人民的負擔。當討伐叛軍的勁旅——鎮西北庭節度使李嗣業的兵馬路過華州時，他寫了《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的詩，表達了愛國的熱情。
為官時期
至德二年（757年）四月，郭子儀大軍來到長安北方，杜甫冒險從成西金光門逃出長安穿過對峙的兩軍到鳳翔（今陜西寶雞）投奔肅宗，五月十六日，被肅宗授為左拾遺，故世稱“杜拾遺”。不料杜甫很快因營救房琯，觸怒肅宗，被貶到華州（今華縣），負責祭祀、禮樂、學校、選舉、醫筮、考課等事。到華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悶和煩惱。他常游西溪畔的鄭縣亭子（在今杏林鎮老官臺附近），以排憂遣悶。他在《題鄭縣亭子》、《早秋苦熱堆案相仍》、《獨立》和《瘦馬行》等詩中，抒發了對仕途失意、世態炎涼、奸佞進讒的感嘆和憤懣。疏救房琯這件事，杜甫經宰相張鎬力救而得釋放。但“帝自是不甚省錄”，從此之后，肅宗對杜甫不再重用。這一年九月，長安收復。十一月杜甫回到長安，仍任左拾遺，雖忠于職守，但終因受房琯案牽連，于乾元元年（758年）六月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
乾元元年（758年）底，杜甫暫離華州，到洛陽、偃師（均在今河南省）探親。第二年三月，唐軍與安史叛軍的鄴城（今河南安陽）之戰爆發，唐軍大敗。杜甫從洛陽返回華州的途中，見到戰亂給百姓帶來的無窮災難和人民忍辱負重參軍參戰的愛國行為，感慨萬千，便奮筆創作了不朽的史詩——“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和“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并在回華州后，將其修訂脫稿。“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游。”
西南漂泊
乾元二年（759年）夏天，華州及關中大旱，杜甫寫下《夏日嘆》和《夏夜嘆》，憂時傷亂，詠嘆國難民苦。這年立秋后，杜甫因對污濁的時政痛心疾首，而放棄了華州司功參軍的職務，西去秦州（今甘肅省天水一帶）。杜甫在華州司功任內，共作詩30多首。杜甫幾經輾轉，最后到了成都，在嚴武等人的幫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稱“杜甫草堂”， 也稱“浣花草堂”。后被嚴武薦為節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節縣。
廣德二年（764年）春，嚴武再鎮蜀，杜甫才又回到草堂，此前漂泊在外將近兩年。嚴武表薦杜甫為檢校工部員外郎，做了嚴武的參謀，后人又稱杜甫為杜工部。不久杜甫又辭了職。這五、六年間，杜甫寄人籬下，生活依然很苦，他說：“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饑稚子色凄涼”（《狂夫》）“癡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他用一些生活細節來表現自己生活的困苦，他說他的孩子那種還沒有懂事的孩子不知道對父親很尊重，不知夫子禮，餓了的時候不管是不是爸爸，是不是要遵循父子之禮，餓了就吵著要飯吃，在東門外號哭，到了秋風暴雨之中，杜甫的茅屋破敗，饑兒老妻，徹夜難眠，他寫了《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廣德三年（765年）四月，嚴武去世，杜甫離開了成都。經嘉州、戎州（宜賓）、渝州（重慶）、忠州（忠縣）、云安（云陽），于唐代宗大歷元年（766年）到達夔州（奉節）。由于夔州都督柏茂林的照顧，杜甫得以在此暫住，為公家代管東屯公田一百頃，自己也租了一些公田，買了四十畝果園，雇了幾個雇工，自己和家人也參加了一些勞動。這一時期，詩人創作達到了高潮，不到兩年，作詩四百三十多首，占現存作品的百分之三十。這時期，其作品有《蜀相》、《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陽樓》等大量名作。其中最為著名的詩句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而《登高》中的：“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更是千古絕唱。
江舟長逝
大歷三年（768年），杜甫思鄉心切，乘舟出峽，先到江陵，又轉公安，年底又漂泊到湖南岳陽，這一段時間杜甫一直住在船上。由于生活困難，不但不能北歸，還被迫更往南行。大歷四年正月，由岳陽到潭州（長沙），又由潭州到衡州（衡陽），復折回潭州。
大歷五年（770年），臧玠在潭州作亂，杜甫又逃往衡州，原打算再往郴州投靠舅父崔湋，但行到耒陽，遇江水暴漲，只得停泊方田驛，五天沒吃到東西，幸虧縣令聶某派人送來酒肉而得救。后來杜甫由耒陽到郴州，需逆流而上二百多里，這時洪水又未退，杜甫原一心要北歸，這時便改變計劃，順流而下，折回潭州。大歷五年（770年）冬，杜甫在由潭州往岳陽的一條小船上去世。時年五十九歲。
思想核心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詩風沉郁頓挫，憂國憂民。他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他熱愛生活，熱愛人民，熱愛祖國的大好河山。他嫉惡如仇，對朝廷的腐敗、社會生活中的黑暗現象都給予揭露和批評。他同情人民，甚至情愿為解救人民的苦難做出犧牲。所以他的詩歌創作，始終貫穿著憂國憂民這條主線，以最普通的老百姓為主角，由此可見杜甫的偉大。
詩歌風格
沉郁頓挫
杜甫的詩歌在語言上，普遍認為具有“沉郁”的特點，“沉郁”一詞最早見于南朝，“體沉郁之幽思，文麗日月”，后來杜甫寫更以“沉郁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語言，“至于沉郁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對杜詩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其詩歌風格的形成，與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著密切關系。同時，杜甫處于盛世末期，少時有雄心壯志，“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后來安史之亂爆發，國運衰微，加之仕途不濟命途多舛，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詩詩風大有轉變，趨近現實主義。而杜詩對意象選擇的個性化，是杜詩語言的基礎。常在杜詩中出現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嘯、殘炬、急峽、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觀，以及織女、老婦、老農、嫠婦等普通百姓，還有官吏、將軍、惡少等權貴勢力，都表現了杜甫對“中興濟世的熱切，對淆亂乾坤的指斥，對橫行霸道的憤慨，對漂泊流離的悲傷，對生靈涂炭的悲憫，對物力衰竭的惋惜，對博施濟眾的贊美”，而正是這些沉重情感的表達，使得杜詩的語言趨于“沉郁頓挫”。吳沆《環溪詩話》評杜甫晚期詩句“恣肆變化、陽開陰合”又云：“惟其意遠，舉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吳沆又說：“凡人作詩，一句只說得一件事物，多說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說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里內，杜詩一句能說數百里，能說兩軍州，能說滿天下，此其所為妙”。
兼容并蓄
杜甫的詩歌在風格上，是兼備多種風格的，元稹這樣評價杜甫：“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秦觀也有類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俊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眾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于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氣。主流觀點認為，杜甫詩歌的風格沉郁頓挫，語言精煉，格律嚴謹，窮絕工巧，感情真摯，平實雅談，描寫深刻，細膩感人，形象鮮明。“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是他的創作風格。就杜詩特有的敘事風格和議論風格而言，有學者認為是受到《詩經·小雅》的影響，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調，又與《離騷》相近。也有學者認為，杜詩具有仁政思想的傳統精神，司馬遷的實錄精神。還有觀點認為杜甫詩作具有“人道主義精神”。唐代的大文學家韓愈曾把杜甫與李白并論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王安石表彰杜詩“丑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的成就。陳善《捫虱新語》卷七：“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乃諸子之流也”。蔣士銓《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詩詳注集成序》亦稱“杜詩者，詩中之《四子書》也。”
煉字對仗
杜甫的詩歌在格律上，具有煉字精到，對仗工整的特點，符合中國詩歌的“建筑美”，例如“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就是杜詩煉字與對仗高超的體現。另外，在體裁上杜甫有許多創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創造性也是他文學創作的獨到之處。
內容深遠
杜甫的詩歌的內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當時的社會面貌，題材廣泛，寄意深遠，尤其描述民間疾苦，多抒發他悲天憫人的仁民愛物、憂國憂民情懷，杜詩有詩史之稱，這種說法最早見于晚唐，“杜逢祿山之難，流雍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號為詩史”。到宋時成定論，但詩史之義各有各說。人有以史事注杜詩，認為杜詩為紀實的詩，可以補史證史，所以稱為詩史。這種說法只重史事之虛實真假，而輕視詩的情感特性。有人認為杜甫具史識史見，其筆法之森嚴，可媲美漢朝歷史學家司馬遷。而詩有評人評事者，皆可“不虛美，不隱惡”，故號詩史。此說可取。另一說是，杜甫之詩之所以號詩史，因其悲天憫人，感時傷事，這種說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歡杜甫詩者，楊億就不喜歡杜甫，劉放《中山詩話》云：“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為村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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