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對我來說太強大勵志人物故事
一
“你最近問我，我為什么怕你。一如既往，我無言以對，這既是由于我怕你，也是因為要闡明這種畏懼，就得細數諸多瑣事，我一下子根本說不全。”1919年11月，36歲的卡夫卡給時年67歲的父親赫爾曼·卡夫卡寫了一封冗長的信——《致父親》。這封信長達100多頁，詳細剖析了他們父子之間痛苦而僵持的關系。他委托母親把信交給父親，但他的母親看完信之后，將信送了回來。
赫爾曼不曾讀到這封信，這對卡夫卡來說可能是一件好事，因為赫爾曼不可能接受卡夫卡對他們父子關系的這種分析。假如他讀到信，父子間再一次針鋒相對將不可避免。事實上，卡夫卡也預料到了父親的反應，在信的末尾，他以父親的口吻寫下父親讀信后的回答：“我承認，我們倆互相斗爭著，不過斗爭也分兩種。一種是騎士的斗爭，獨立的雙方相互較量，各不相讓，輸得光明磊落，贏得正正當當。另一種是甲蟲的斗爭，甲蟲不僅蜇人，還吸血以維持生命。這是真正的職業斗士，而你就是這樣的斗士。你缺乏生活能力，為了讓自己過得舒舒服服、無憂無慮，而且不必自責，你就認定，是我奪走了你所有的生活能力并把它裝進了我的口袋。”
信中所表露的父子沖突尖銳而明顯，但據卡夫卡的好友馬克斯·布羅德了解，現實生活中，他們父子之間的相處并沒有如此水火不容。不過，對卡夫卡來說，父親的存在本身足以讓他感到恐懼。
二
卡夫卡出生時，31歲的赫爾曼剛迎來事業的上升期。他成功地把結婚時開的男式服裝用品雜貨店做大，并開始經營紡織品批發業務，他還有下一步的商業計劃，動力十足，根本無暇顧及其他。作為家中的第一個孩子，卡夫卡童年時很少有機會見到父親，與母親的相處時間也極少——母親需要到店里幫忙打理生意。他由女仆撫養長大，稍大后，父親給他請了家庭教師，負責接他上下學，并輔導他學習。
客觀地講，卡夫卡童年時的物質生活條件和當時的猶太中產階級家庭并無二致，但是卡夫卡從家庭中獲得的幸福感卻微乎其微。大多數時候，卡夫卡都處在父親赫爾曼強勢的個性陰影之下。“作為父親，你對我來說太強大了。”
“我瘦削、羸弱、窄肩膀，你強壯、高大、寬肩膀。”在家中，父親擁有絕對的權威，“你的觀點正確，任何別的觀點都是荒謬、偏激、瘋癲、不正常的。你如此自信，根本不必前后一致，你總是有理。有時，你對某件事毫無看法，因此，我對這件事的任何看法必定都是錯誤的。在我眼里，你具有所有暴君都具備的神秘莫測，他們的正確靠的是他們本人的存在，而不是思索。”
在卡夫卡很小的時候，有一天夜里，他哭哭啼啼鬧著要喝水的舉動竟然惹惱了父親。他被父親拽出被窩，拎到陽臺上，面向關著的門站立。“要喝水這個舉動雖然毫無意義，在我看來卻是理所當然的，然而結果卻是被拎出去。我無比驚駭，按自己的天性始終想不通這二者的關聯。那之后好幾年，這種想象折磨著我，我總覺得，這個巨人——我的父親、終極法庭，會無緣無故地走來，半夜三更一把將我拽出被窩，拎到陽臺上，在他面前我就是這么渺小。”
赫爾曼大概從未想到自己的這一舉動對卡夫卡造成了多大的傷害。從一般的標準而言，赫爾曼作為父親，其實并沒有那么糟糕。他努力工作，為孩子提供良好的物質生活條件，對卡夫卡的培養也是不遺余力。他供養卡夫卡至博士畢業，而卡夫卡即便在工作之后，也仍與父母居住在一起，經濟上偶爾也需要父母接濟。赫爾曼對兒子大喊大叫、發脾氣的初衷是想要將他培養成一個強壯、勇敢的男孩，這種教育方式在當時存在于大多數家庭中，很少有人意識到它的不合理性和可能給孩子帶來的傷害。
但赫爾曼忽略了卡夫卡的特別之處。卡夫卡如此敏感，如此孤獨，如此執著于細枝末節，如此小心謹慎，以至于他面對父親時，總是處于莫名的恐懼之中。他說：“我是由恐懼組成的。它也許是我身上最好的東西。”赫爾曼氣急之下吼出的一句“我要把你像魚一樣撕碎”，足以擊垮卡夫卡的整個童年生活。“盡管我知道，這只是說說而已（我小時候可并不明白這一點），可這幾乎符合我對你的威力的想象。在我的想象中，這你也做得到。”而當赫爾曼抽出皮帶做出要打卡夫卡的樣子時，他最終并未打卡夫卡，卡夫卡卻感受到比死亡更大的恐懼：“我就像行將被絞死的人。若是真被絞死，一死也就沒事了。而一個人如果不得不親眼看見被絞死的所有準備工作，一直到繩套已吊在脖子上才得知獲救，那他可能會為此痛苦一生。”
三
卡夫卡與父親的緊張關系在他的創作中有濃重的投影。
許多評論家將卡夫卡的短篇成名作《判決》看成是他圍繞父子關系進行創作的開始。小說主人公格奧爾格·本德曼打算給一個遠在俄羅斯的朋友寫信，告訴他自己已跟一個富家小姐訂婚的消息。但當他把寫信透露訂婚的事報告給父親時，卻引發了父親的猜疑。父親的暴怒看似是突發的，但其實蓄意已久——格奧爾格不甘總是生活在父親的陰影之下、想要獨立接管父親生意的企圖早已被父親知曉。“要對付你，我的最后一點力氣就夠了，而且綽綽有余。”突然間，孱弱的父親筆直地站在床上宣布：“你原本是個無辜的孩子，其實卻是個魔鬼！——所以你聽著，我現在就判你溺死！”緊接著，格奧爾格“跳出大門，穿過車行道，奔向河水”。
格奧爾格欣然接受了父親的判決而去死，顯然，這里的父親已不單單指血緣關系上的父親，還包括父權、社會權力階層等在內的世俗權威的象征。格奧爾格想要掙脫父親的控制獲得獨立，即意味著想要掙脫一切束縛獲取自由。從象征的意義上來看，格奧爾格“奔向河水”預示的是他爭取獨立、自由的失敗。
卡夫卡曾希望出版社將《司爐》《變形記》《判決》合成一本書，以《兒子們》為書名出版。他認為它們“無論外表還是內蘊都是相同的，在它們之間存在著一種顯而易見的、其實更應該說是秘密的聯系”，唯有“兒子們”一詞才能準確地“表達這種聯系”。在他看來，無論是商人格奧爾格、流浪兒卡爾·羅斯曼，還是旅行推銷員格里高爾·薩姆沙，他們存在的本質都是“兒子”。他們的命運由父親掌控，而一切掙脫控制的努力都將是徒勞。
本雅明說：“在卡夫卡看來，官吏的世界和父親的世界一模一樣。”在他后來創作的《訴訟》《在流放地》《萬里長城建造時》等小說中，父親的形象越來越隱晦，但始終有一股強大的力量從根本上左右著小說主人公的命運，這股力量是父權、官僚體系、統治階級、社會習俗等的集合。但在寫于1922年的長篇小說《城堡》中，卡夫卡創造了主人公K，他沒有自己的名字，沒有來處，也沒有去處，他擁有絕對的自由，但這讓K感到恐懼：“沒有任何事情比這種自由，這種等待，這種不可侵犯的特權更無聊、更令人失望了。”
卡夫卡的悲觀深入骨髓，他筆下的人物努力想要掙脫以父親為代表的世俗權威的`束縛，K的出現又徹底否認了這種努力。因為K在獲得絕對自由之后想要爭取的正是世俗權威的認可，這是一個死循環，永遠都沒有出路。
四
對卡夫卡來說，寫作是他逃離父親的途徑之一。同樣，婚姻也曾被他視作從父親那兒爭取獨立的途徑。
他在《致父親》中這樣寫道：“我要是有一個家——成家在我看來是一個人所能達到的極限，也就是你所達到的極限——那我就跟你平起平坐了，所有恥辱與暴戾，不管是過去的還是新出現的，就都成了歷史。”但他緊接著又否認了通過結婚實現獨立的可能性。“這簡直恍若童話，然而問題就在這兒。這個童話太美了，這么美是不可能的。”他害怕成為丈夫、成為父親，他害怕自己變成第二個赫爾曼。
卡夫卡終身未娶，但他曾與菲莉斯兩次訂婚又兩次解除婚約。短篇小說《判決》就是題獻給“菲莉斯·B小姐”的，他曾對菲莉斯說：“我的生活基本上是由寫作的嘗試構成，這絕大多數是失敗的嘗試。而一旦我不寫作，我就立刻被擊倒在地，像一堆垃圾一樣……現在，對您的思念豐富了我的生活。在我醒著的時候我幾乎沒有一刻不在想您，在許多個這樣的一刻鐘內，我別的什么也干不了。”菲莉斯與卡夫卡交往5年，期間卡夫卡給她寫過500多封信，信中透露出的情感不可謂不熾烈，但每每提及婚姻，卡夫卡就開始打退堂鼓。“我精神上顯然沒有能力結婚。這表現在，自決定結婚的那一刻起，我就再也睡不著覺，腦袋白天黑夜都發燙，我沒法再過日子，絕望地四處晃蕩。”“懦弱、缺乏自信，它們在我與婚姻之間筑起了一道警戒線。”
密倫娜24歲時開始與卡夫卡交往，與菲莉斯不同，她非常清楚卡夫卡對婚姻的向往與恐懼。密倫娜也是一名作家，同時還是位優秀的翻譯家，她將卡夫卡用德語寫作的小說翻譯成捷克語，她理解他、欽佩他、愛他，但卻從未想過要嫁給他。“生活對于卡夫卡來說，與對其他的普通人完全不同。他的書是令人驚訝的，他自己則更令人驚訝。”
在卡夫卡的一生中，唯一一次主動想要結婚是在他遇到朵拉之后。其時卡夫卡40歲，朵拉19歲，但他們結婚的打算遭到朵拉父親的強烈反對。
不過，一紙婚書的缺失并未讓他們之間的感情降溫。1923年9月23日，卡夫卡前往柏林與朵拉一起生活。在那里，他度過了人生中最快樂、最幸福的時光。布羅德將之形容為“一首田園詩”：“我終于看到我的朋友精神抖擻；他的身體健康變得更壞（此時卡夫卡正受肺病折磨），這是事實，只是在當時還算不上危險。弗蘭茨說那些惡魔終于放他走了。‘我從他們身邊溜走了。搬來柏林這件事棒極了，如今他們正在尋找我，卻找不到我，至少這會兒找不到。’他終于實現了過獨立生活的理想，有了一個自己的家。”然而，幸福的日子沒能維持太久，1924年3月17日，因病情日益惡化，卡夫卡回到了布拉格。3周之后，卡夫卡前往維也納森林療養院療養，朵拉跟著前往，照顧他直至1924年6月3日他去世。
卡夫卡去世的第二天，密倫娜在《民族報》上發表了一篇簡短的告別辭：“弗蘭茨·卡夫卡博士，一位生活在布拉格的德語作家……他創作了現代德語文學中最有意義的作品；那種嚴酷的真實，即便采用的象征手法，看上去也像是自然主義的。它們反映出一個被判定要用令人炫目的清澈目光去看這個他認為無法忍受的世界，并走向死亡的人心中嘲諷的、預言性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