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野先生》多年來多種版本的教學參考書和教師用書都認為，藤野先生的品質(zhì)是“工作認真負責”、“對學生嚴格要求”、“熱情誠懇”、“有求實精神”、“嚴謹治學”、“不懷民族偏見”等，《藤野先生》的主題，也就是贊揚他這些精神，同時抒發(fā)作者強烈的愛國主義感情。抒發(fā)愛國主義感情當然是正確的，但以上對藤野先生的品質(zhì)的概括，我認為不準確，把主題定為贊揚藤野先生這些精神，當然也就不準確了。
藤野先生是魯迅終生感激和懷念的老師。他不但寫了這篇回憶性散文表示懷念，還一直在家里掛著他的照片。1934年，日本巖波文庫要出版《魯迅選集》，譯者增田涉到上海征求魯迅意見，問選哪些篇目，魯迅表示：一切隨意，但希望能把《藤野先生》選錄進去。他還委托增田涉先生代為尋找藤野先生。第二年，《魯迅選集》出版，增田涉又到上海送樣書，魯迅再次問起藤野先生的下落，得知沒有打聽到，于是嘆息：“藤野先生大概不在人世了吧！”可見對藤野先生感情之深。他說：“在我所認為我?guī)煹闹校亲钍刮腋屑ぃo我鼓勵的一個……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偉大的。”
是什么原因使魯迅如此感激，如此高度評價藤野先生呢？我想，僅僅是“認真負責”之類，似乎在魯迅眼里不能稱為“偉大”，也不會令他 終生懷念和感激。那么，藤野先生 “偉大”的品質(zhì)究竟是什么，進而《藤野先生》的主題究竟是什么呢？弄清這個問題，還需要了解魯迅留日的背景和他當時的心理。
二
本來，魯迅有一個非常優(yōu)越的家庭環(huán)境。他的祖父周福清出身翰林，在北京擔任過內(nèi)閣中書。但是，從魯迅13那年開始，他的家庭遭受了兩次重大打擊。先是祖父因科考舞弊案入獄，從此，家境急劇衰敗。第二年，父親周伯宜突然吐血，重病不起。魯迅是長子、長孫，從此，他過早地挑起了一部分家庭重擔，頻繁地出入于當鋪和藥鋪之間。不久，父親病逝，留下寡妻和他們兄妹4人。那一年，他15歲。
因此，他感受到人世間的種種歧視和冷遇。一是當鋪、藥鋪的冷眼和輕蔑；二是路旁閑人的指點和譏笑；三是幾個“名醫(yī)”，其實是庸醫(yī)醫(yī)術上的糊弄、藥引上的刁難和費用上的獅口大開。更讓人生氣的是本家親戚的“變臉”以至欺侮。他和弟弟們到外婆家避難，大舅父家的人竟稱 他們是“乞食者”。本家各房聚議分家時，竟公然欺負，要將壞房子分給他們。從《瑣記》（見《朝花夕拾》）可知，“衍太太”之流對小魯迅不無惡意的流言，也在院中傳播開來。這些，本也是慣常現(xiàn)象，中國向來不乏勢利小人，只是少年魯迅比一般孩子過早地感受了這一點，在他幼小而敏感的心靈上打下了過深的烙印。這使他后來的作品中也多反映對社會陰暗的感受。
由于在家鄉(xiāng)感受到的是輕蔑、是勢利、是冷酷、是欺侮，由于家鄉(xiāng)讓他憎惡和痛恨，“那么，走罷！……S城人的臉早經(jīng)看熟，如此而已，連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總得尋別一類人們?nèi)ァ?rdquo;（《瑣記》）于是，魯迅進了南京的江南水師學堂，半年后又到南京礦路學堂。
在南京，他讀梁啟超主筆的《時務報》，讀嚴復的《天演論》，了解中國，了解世界，了解滿清政府的落后與腐朽，眼界大開，心情也好一點。但這時他又感受到另一種歧視──他愛于課余時間騎馬游玩，有一次經(jīng)過學校附近滿族人聚居的旗營，旗營中的滿族少年見他一個漢人竟敢高高地騎馬經(jīng)過營門，便投來石塊并辱罵他。他大怒，揚鞭追趕那些擲石者，結(jié)果摔下馬來，跌得頭破血流。這種歧視已不同于以前，以前的歧視只是針對他的家庭和個人，現(xiàn)在的歧視則是針對他和他的被統(tǒng)治的民族，這使他意識到自己還是滿清的奴隸。這件事也給他很大的刺激，二十多年后寫《雜憶》（見《墳》），在談復仇問題時還提到過。礦路學堂畢業(yè)后，既然在國內(nèi)感覺很氣悶，魯迅便選擇了國外留學，于1902年3月東渡日本。在日本，他又繼續(xù)受到比以前更嚴重的歧視。對此，華東師范大學王曉明先生在他《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第三章“離鄉(xiāng)者的悲哀”中這樣說：魯迅到日本去的時候，日本的國力逐漸強盛，獨霸東亞的野心也日漸膨脹，又剛剛在甲午海戰(zhàn)中殲滅了中國的北洋水師，舉國上下都彌漫著一股鄙視中國人的風氣，有的日本報紙就公然宣稱：“西洋人視中國人為動物，實際確乎不得不產(chǎn)生動物、下等動物的感覺，因此，他們（指中國人）在生理上已失去人類的資格。”……許多留學生，偏偏又那樣不爭氣，非但不從日本人的輕蔑中汲取自我警策的動力，反而以自己的種種乖行，不斷地證明那輕蔑的正當。就以與魯迅同住的留學生來說吧，有整天把地板踏得咚咚作響，塵土飛揚地學跳舞的，也有不遵守客店里新老客戶循序洗澡的慣例，搶先鉆進洗澡間，把水潑得四濺的，在這樣的日常小事上都如此令人討厭，其他的方面就更可想而知。一面是日本人的輕蔑的眼光，一面是這些同胞的不成器的丑態(tài)，難怪魯迅一拿到修習日語的畢業(yè)證書，便立刻跑到偏僻的仙臺去……
仙臺又怎樣呢，在仙臺醫(yī)學專科學校里，只有魯迅一個中國人，那些討厭的同胞的嘴臉，自然是可以免見了，但是，日本人那股蔑視中國人的風氣，在仙臺同樣很盛。仙臺報紙上的辱罵中國人的言論，一點都不比其他地方溫和，魯迅所在的那個班的學生中，也同樣有對他白眼相加、毫不掩飾的人。他考試成績中等，便有同學以為是得了老師的暗中幫助，于是托辭去檢查他的筆記，甚至寫信向他發(fā)出威脅。課間放電影，映到日本軍人揮刀砍殺中國人，而圍觀的其他中國人一臉麻木的時候，也有同學大聲地議論：“只要看中國人的樣子，就可以斷定中國是必然滅亡……”
比之家鄉(xiāng)和南京，這種歧視更讓魯迅無法忍受，因為它針對的不僅是一個人，也不僅是中國的漢族，而是整個的中華民族！這不僅傷害他的自尊，還傷害了他對自己貧弱祖國的感情──當時的他雖然對祖國的“風雨如磐” 并不滿意，尤其痛恨腐敗無能的滿清政府，但對祖國，他還是要“我以我血薦軒轅”。
三
患難見真情，患難中也格外珍視真情，一個長期飽受歧視與冷遇的人，如果誰曾經(jīng)對他提供過幫助，付出過熱情與尊重，他一定會倍覺感動，倍加感激，甚至終生不會忘記。感情分外豐富和敏感的魯迅當然也是這樣。
在日本“舉國上下都彌漫著鄙視中國人的風氣”，藤野先生不但不歧視他，反而對他這個中國學生特別熱情、友好與尊重，這當然會令飽受歧視的魯迅終生懷念與感激。單說藤野先生給他改“講義”，竟讓魯迅“很吃了一驚”，同時也感到一種“不安和感激”。今天我們讀《藤野先生》 中的這段時，還應注意以下幾點：（1）魯迅所說的“講義”，實際上是課堂筆記而不是作業(yè)。──別說是高等院校，即使是中小學，教師也沒有給學生“ 添改”課堂筆記的義務。（2）不是“批改”，不是“修改”，而是“添改”，這需要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的付出。（3）改得十分認真，不是只改一處或幾處，而是“從頭到末”；“不但增加了許多脫漏的地方，連文法的錯誤，也都一一訂正”。（4）絕不是偶一為之，而是“每一星期”一次，“一直繼續(xù)到教完了他所擔任的功課：骨學，血管學，神經(jīng)學”。（5）藤野先生這樣做，可沒有任何經(jīng)濟利益、政治利益或其他利益，相反，還招來了“愛國青年”的不滿和懷疑。
藤野先生還特別理解和尊重魯迅。解剖實習時，他聽說中國人敬重鬼神，怕魯迅不肯解剖尸體，還特別加以關照。得知魯迅棄醫(yī)從文時，藤野先生“臉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說話，但竟沒有說”。為什么“竟沒有說”？答案只有一個：他尊重魯迅的人生選擇。后來他把魯迅請到自己家里，拿出一張照片作為留念，背面寫著“惜別”二字（實際是“惜別藤野 謹呈周君”8個字）。
縱觀魯迅一生，可以這樣說，從1893年祖父因科場舞弊案被捕入獄，到1926年寫《藤野先生》，除了初到教育部當僉事那幾年，魯迅實際上一直都并不得意，一直都生活在輕蔑、歧視、勢利、冷酷甚至是誣陷和迫害之中（雖然其中也有性格的因素）。從《朝花夕拾》全書、從整部《魯迅傳》和其他資料來看，還不曾有誰像藤野先生這樣在那么長的時間內(nèi)給他以那么熱情的關懷和幫助，特別是在他留學日本的時候。所以魯迅說：“ 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偉大的。”
藤野先生在日本并非著名學者，其言其行也許并非楷模，但是，在對待魯迅，其實也是對待中國人的態(tài)度上，確實難能可貴！須知，那是在中國在甲午海戰(zhàn)慘敗之時；是在日本獨霸東亞的野心日漸膨脹，舉國上下都彌漫著一股鄙視中國人的風氣之時；是在日本人視中國人為“豬頭三”、“下等動物”之時。
現(xiàn)在，我們可以歸納藤野先生的品質(zhì)了，那是在日本舉國上下鄙視中國人的風氣時對中國人的特別熱情友好與尊重。我們也可以概括《藤野先生》的主題了，那就是贊揚藤野先生在日本舉國上下鄙視中國人的風氣時對中國人的特別熱情友好與尊重，同時也抒發(fā)自己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