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級下冊《吆喝》課文
吆喝
二十年代一位在北京作寓公的英國詩人奧斯伯特·斯提維爾寫過一篇《北京的聲與色》，把當時走街串巷的小販用以招徠顧客而做出的種種音響形容成街頭管弦樂隊，并還分別列舉了哪是管樂、弦樂和打擊樂器。他特別喜歡聽串街的理發師(“剃頭的”)手里那把鉗形鐵鉉。用鐵板從中間一抽，就會“刺啦”一聲發出帶點顫巍的金屬聲響，認為很像西洋樂師們用的定音叉。此外，布販子手里的撥啷鼓和珠寶玉石收購商打的小鼓，也都給他以快感。當然還有磨剪子磨刀的吹的長號。他驚奇的是，每一樂器，各代表一種行當。而坐在家里的主婦一聽，就準知道街上過的什么商販。
囿于語言的隔閡，洋人只能欣賞器樂。其實，更值得一提的是聲樂部分——就是北京街頭各種商販的叫賣。
聽過相聲《賣布頭》或《改行》的，都不免會佩服當年那些叫賣者的本事。得氣力足，嗓子脆，口齒伶俐，咬字清楚，還要會現編詞兒，腦子快，能隨機應變。
我小時候，一年四季不論刮風下雨，胡同里從早到晚叫賣聲沒個停。
大清早過賣早點的：大米粥呀，油炸果(鬼)的。然后是賣青菜和賣花兒的，講究把挑子上的貨品一樣不漏地都唱出來，用一副好嗓子招徠顧客。白天就更熱鬧了，就像把百貨商店和修理行業都拆開來，一樣樣地在你門前展銷。到了夜晚的叫賣聲也十分精彩。
“餛飩喂——開鍋!”這是特別給開夜車的或賭家們備下的夜宵，就像南方的湯圓。在北京，都說“剃頭的挑子，一頭熱。”其實，餛飩挑子也一樣。一頭兒是一串小抽屜，里頭放著各種半制成的原料：皮兒、餡兒和佐料兒，另一頭是一口湯鍋。火門一打，鍋里的水就沸騰起來。餛飩不但當面煮，還講究現吃現包。講究皮要薄，餡兒要大。
從吆喝來說，我更喜歡賣硬面餑餑的：聲音厚實，詞兒樸素，就一聲“硬面——餑餑”，光宣布賣的是什么，一點也不吹噓什么。
可夜晚過的，并不都是賣吃食的，還有唱話匣子的。大冷天，背了一具沉甸甸的留聲機和半箱唱片。唱的多半是京劇或大鼓。我也聽過一張不說不唱的叫“洋人哈哈笑”，一張片子從頭笑到尾。我心想，多累人啊!我最討厭勝利公司那個商標了：一只狗蹲坐在大喇叭前頭，支棱著耳朵在聽唱片。那簡直是罵人。
那時夜里還經常過敲小鈸的盲人，大概那也屬于打擊樂吧。“算靈卦!”我心想：“怎么不先替你自己算算!”還有過乞丐。至今我還記得一個乞丐叫得多么凄厲動人。他幾乎全部用顫音。先挑高了嗓子喊“行好的——老爺——太(哎)太”，過好一會兒，(好像餓得接不上氣兒啦)才接下去用低音喊：“有那剩飯——剩菜——賞我點兒吃吧!”
四季叫賣的貨色自然都不同。春天一到，賣大小金魚兒的就該出來了，我對賣蛤蟆骨朵兒(蝌蚪)最有好感，一是我買得起，花上一個制錢，就往碗里撈上十來只;二是玩夠了還能吞下去。我一直奇怪它們怎么沒在我肚子里變成青蛙!一到夏天，西瓜和碎冰制成的雪花酪就上市了。秋天該賣“樹熟的秋海棠”了。賣柿子的吆喝有簡繁兩種。簡的只一聲“喝了蜜的大柿子”。其實滿夠了。可那時小販都想賣弄一下嗓門兒，所以有的賣柿子的不但詞兒編得熱鬧，還賣弄一通唱腔。最起碼也得像歌劇里那種半說半唱的道白。一到冬天，“葫蘆兒--剛蘸得”就出場了。那時，北京比現下冷多了。我上學時鼻涕眼淚總凍成冰。只要兜里還有個制錢，一聽“烤白薯哇真熱乎”，就非買上一塊不可。一路上既可以把那燙手的白薯揣在袖筒里取暖，到學校還可以拿出來吃可以拿出來大嚼一通。
叫賣實際上就是一種口頭廣告，所以也得變著法兒吸引顧客。比如賣一種用秫秸稈制成的玩具，就吆喝：“小玩藝兒賽活的。”有的吆喝告訴你制作的過程，如城廂里常賣的一種近似燒賣的吃食，就介紹得十分全面：“蒸而又炸呀，油兒又白搭。面的包兒來，西葫蘆的餡兒啊，蒸而又炸。”也有簡單些的，如“鹵煮喂，炸豆腐喲”。有的借甲物形容乙物，如“栗子味兒的白薯”或“蘿卜賽過梨”。“葫蘆兒--冰塔兒”既簡潔又生動，兩個字就把葫蘆(不管是山楂、荸薺還是山藥豆的)形容得晶瑩可人。賣山里紅(山楂)的靠戲劇性來吸引人，“就剩兩掛啦”。其實，他身上掛滿了那用繩串起的紫紅色果子。
有的小販吆喝起來聲音細而高，有的低而深沉。我怕聽那種忽高忽低的，也許由于小時人家告訴我賣荷葉糕的是“拍花子的”拐賣兒童的，我特別害怕。他先尖聲尖氣地喊一聲“一包糖來”，然后放低至少八度，來一聲“荷葉糕”。這么叫法的還有個賣蕎麥皮的。有一回他在我身后“喲”了一聲，把我嚇了個馬趴。等我站起身來，他才用深厚的男低音唱出“蕎麥皮耶”。
特別出色的是那種合轍押韻的吆喝。我在小說《鄧山東》里寫的那個賣炸食的確有其人，至于他替學生挨打，那純是我瞎編的。有個賣蘿卜的這么吆喝：“又不糠來又不辣，兩捆蘿卜一個大。”“大”就是一個銅板。甚至有的乞丐也油嘴滑舌地編起快板：“老太太(那個)真行好，給個餑餑吃不了。東屋里瞧(那么)西屋里看，沒有餑餑賞碗飯。”
現在北京城倒還剩一種吆喝，就是“冰棍——三分勒”。語氣間像是五分的減成三分了，其實就是三分一根兒， 可見這種帶戲劇性的叫賣藝術并沒失傳。
經典課文品讀
此文開頭第一段寫了洋人斯提維爾如何欣賞北京街頭小販用以招徠顧客而作出的種種聲響，作者把洋人欣賞的過程較為詳細地表現出來。
這一部分并非重點，但為什么作者還要這么詳細地把斯提維爾感受街頭商販的種種音響的過程表現出來呢?你看，他把這些聲響形容為街頭管弦樂隊，他特別喜歡聽理發師手里的“鉗形鐵鉉的聲音”，“認為很像西洋樂師用的定音叉”，“布販子手里的撥浪鼓和珠寶玉石收購商打的小鼓，也給他以快感”、令他驚奇的是，“每一樂器，各代表一種行當，坐在家里的主婦一聽，就準知道街上過的什么商販”……這個感受的過程不詳細寫的'話，似乎也是可以的，似乎也不會有損于意思的表達。
但我們仔細來感受這個洋人欣賞的過程，就會發現，他所注重的只是聲音帶來的感官享受，他的關注是比較表面化和機械化的，與心靈無關。我想作者寫得這么詳細，其實是要我們更多地去關注斯提維爾與作者在感受過程上的差異。
斯提維爾只能獲得感官享受，那么作者從各種吆喝聲里又獲得了什么呢?他感受的過程又是如何的?
作者感受到的是吆喝詞、吆喝調的藝術性，如“栗子味兒的白薯”，就是用甲物形容乙物、還有“就剩兩掛啦”，靠的是戲劇性來吸引人。在吆喝時還講究聲音的高低起伏以及合轍押韻，如“又不糠來又不辣，兩捆蘿卜一個大”。這充分體現了吆喝本身給人的豐富的藝術享受。
我們還發現，作者在介紹吆喝時，不僅關注了其藝術性，還聯系了自己的一些生活體驗，比如，作者在第10段中提及自己對“賣蛤蟆骨朵兒的最有好感”，因為小時候的自己能夠買得起，玩夠了還能把它們吞下去;上學的時候冬天天氣很冷，一聽說“烤白薯啊真熱乎，”非買上一個不可，既可取暖，又能溫飽。而那個賣荷葉糕的、賣蕎麥皮的，總用忽高忽低的聲音來吆喝，“把我嚇了個馬趴”，讓我心有余悸。這些吆喝能喚醒作者童年的美好的回憶。而那個敲小鈸的盲人、那些個叫得凄厲動人或者編起快板的乞丐，又讓人作者在童年時代便體驗了底層生活的艱辛。
我們看，這些吆喝曾經和作者的生活息息相關，滲透在作者生活的點點滴滴里，它們蘊含著作者美好溫暖的回憶，作者并不是像斯提維爾那樣站在一個觀眾的角度來看這些街頭商販們表演，他是和這些吆喝融為一體的，那些吆喝就是作者生命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所以作者和斯提維爾的體驗是不同的，一個是純粹的感官體驗，一個是既融入了藝術的享受，又融入了作者個人的生命體驗。這些吆喝并不僅僅是一種藝術形式，更多的是人成長中重要的生活載體和情感附著體。
蔣勛有一篇文章《過得像個人，才能看到美》，里邊寫了一個公司員工問他5歲的女兒將來應該學的是鋼琴還是小提琴，作者只建議11點下班的他多抱抱女兒，這比較重要。作者在下文寫到“因為所有的藝術講的都是人的故事，一個孩子如果不記得父親的體溫，她將來看畫、聽音樂都沒有感動。如果沒有人的記憶，所有藝術對她而言都只是賣弄而已。”
作者還說“我原來希望的藝術是能恢復人的品味和人的感覺，但他們接觸了這些東西都沒有感覺，像有些企業會固定舉辦一些音樂會，但他們卻沒有辦法進入那個世界。所以我現在希望向大家說的是人的原點，當我們失去人的原點，談所有的美都是假的。”
《吆喝》這篇文章，講的其實是人與人之間的故事，講的就是人的原點。《三字經》里說“人之初，性本善”，所謂原點，我想就是人最初的那些關于善的生命體驗，而沒有那些與生命相關的體驗，一切藝術的欣賞都是空洞的、流于表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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