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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周游列國名人故事
名人既可能是歷史人物,也可能是政治人物,也可能是公眾人物,就是大伙都能知道的人物。而名人典故就是名人的曾經做過的事情,他的故事。也就是他個人的歷史。以下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孔子周游列國名人故事,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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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名叫孔丘,春秋時魯國人。其父是魯國地位不高的武官。孔子3歲死了父親,隨母來到曲阜住下。據說,他從小聰明好學,尤喜愛禮節,無事時,他就擺上大盆小盤,學著大人祭夭祭祖的樣子。
孔子年輕時,讀書很用功。很多詩書都能熟記,他精通“六藝”(指禮節、音樂、射箭、駕車、書寫、計算)。因此,未到30歲,名聲大振。所謂“三十而立”就源于此吧。
由于孔子名聲漸漸大起來,有些人前來拜他做老師,他就索性辦了個書院,收學生教書。
后來,經到孔子這里學禮的南官敬叔的推薦,魯昭公還讓孔子到周朝的都城洛邑去考察周朝的禮樂。
在孔于35歲那年,件昭公被魯國掌權的蘭家大夫—季孫氏、孟孫氏、叔孫氏轟走了。這樣,孔子就到了齊國,去求見齊景公,他向齊景公談了自己的政治主張。齊景公很贊成他的看法,還想用他。但國相晏嬰認為孔子的主張不切實際,不能治國,結果齊景公沒用孔子。孔子只好再回到魯國,仍教書。
公元前500年,魯定公派孔子做了中都(今山東漢上縣)宰,即地方小官。第二年,做了魯國的司空,又從司空升做司寇。這時候,齊景公和晏嬰都想拉攏鄰國魯國和中原諸侯,想重振齊桓公當年的霸業。這二人商議后,寫信給魯定公,約他在齊魯的夾谷地方開會。那時,諸侯開大會,需有個大巨當助手,稱做“相禮”。于是,魯定公決定讓孔子擔任相禮。
于是,定公把準備到夾谷跟齊國會盟的事都跟孔于說了,孔子聽后說:“齊國屢次侵犯我邊境、這次約我們會盟,我們要小心從事,要有兵馬防備。希望把左右司馬都帶去。”魯定公采納了孔子的建議,派兩員大將帶了一些人馬,去夾谷開會。
在夾谷會議上,因孔子做相禮,魯國沒有吃虧。齊國沒有占到伶國的便宜。會后,齊國認為孔于留在魯國做官對齊國不利,想了個計策。挑選了80名歌女派人送到魯國。
魯定公很高興,接受了這斑樂女以后,天天吃喝玩樂,不理國事。孔子見此很著急,多次想勸說定公,但定公總躲著他。這使孔子很失望。他與自己的學生談了心事,他的學生說:“魯君不辦正事,咱們走吧!”
此后,孔子離開魯國,帶著一批學生開始周游列國,希望能有機會實行他的以禮治國的政治主張。他先后到過衛國、曹國、宋國、鄭國、陳國、蔡國、楚國等,這些國家的國君都沒有用他。其原因是,當時大國爭霸,小國面臨被并吞的危險,整個天下都在發生變革。而孔子宣揚的是恢復周禮制度,當然不會有人接受。
一次,孔子在陳、蔡一帶,楚昭王打發人請他。而陳、蔡的大夫怕孔子到了楚國對他們不利,便出兵車半路將孔子截住。孔一子被圍困好兒天,連飯也吃不上。后來,楚國得知,派兵才給他解了圍。
孔子在列國碰了許多汀子,奔波了七八年,年紀也大了。最后還是回到各國,把全部精力放到著書和教學上面。相傳,他教過的學生約3000人,名人72人。
孔子周游列國,沒能實現他的政治主張,但他廣泛地了解了各國的文化,這為他的著述創造了良好條件。他和他的弟子整理了很多古代文化典籍,如(詩經)、《尚書》、《春秋)等。這些古籍為我國燦爛的古代文化豐富了內容。
孔子死后,他的門徒繼續傳授他的學說,形成了一個儒家學派。孔子就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
孔子的故事:孔子改錯
一天。孔子帶領著子路、子貢、顏淵等幾個門生外出講學。師生們來到海州,天空忽然電閃雷鳴,狂風暴雨大作。當地的一個老漁翁把他們領進一個山洞避雨。
這山洞面對著大海,是老漁翁平常歇腳的地方。孔子覺得洞里有點悶熱,便走到洞口,觀看雨中的海景,看著看著,不覺詩興大發,吟成一聯:風吹海水千層浪;雨打沙灘萬點坑。
老漁翁聽了忙道:“先生,你說的不對呀!難道海浪整頭整腦只有千層,沙坑不多不少正好萬點?先生你數過嗎?”
孔子覺得老漁翁的活有幾分道理,便問道:“既然不妥,怎樣才合適呢?”老漁翁不慌不忙地說,“咱生在水邊,長在海上,時常唱些漁歌。歌也罷,詩也罷,雖說不必真魚真蝦,字字實在,可也得合情合理,句句傳神。依我看,你那兩句應當改成這樣:‘風吹海水層層浪,雨打沙灘點點坑。’浪層層,坑點點,數也數不清,這才合乎情理。”
子路在一旁火了,沖著老漁翁說:“哎哎,圣人作詩,你怎能亂改!”
孔子喝道:“子路!休得無禮!”
老漁翁拍著子路的肩膀說:“圣人有圣人的見識,但也不見得樣樣都比別人高明。比方說,這魚怎么打法,你們會嗎?”
一句話,把子路問了個啞口無言。
老漁翁瞧著子路的窘態,也不答活,飛身奔下山去,跳上漁船,撒開漁網,打起魚來。
孔子看著老漁翁熟練的打魚動作,想著他談海水、改詩句、議“圣人”、責子路的情形,猛然間發覺自己犯了個大錯誤,于是把門生招攏在一起,嚴肅地說:為師以前對你們講過‘生而知之’,這句話錯啦!大家要記住: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說罷,順口吟出小詩一首:登山望滄海,茅塞豁然開;圣賢若有錯,即改莫徘徊!
孔子的遭遇:周游列國十四年,屢被拒仍雄心不改
從長線而言,中華民族需要孔子;從短線而言,春秋時期似乎不需要孔子。孔子一直想參與到春秋時代的洪流當中去,然而,后者卻拒絕他的參與。
公元前535年,17歲的孔子第一次嘗到被拒絕的滋味。那一年,魯國的管理層季氏宴請境內有身份的人,具體而言就是“士”,喪母不久的孔子也登門了,然而,世界對于這個還不到弱冠之年的孩子是無情的,季家的管家陽虎擋在門口,說:“請走,沒你什么事。”
年少的孔子轉身離開。不知當時的他,有沒有做好心理準備,因為從這次吃閉門羹開始,他會遭遇一次比一次更難堪的拒絕和驅趕。
孔子樂觀向上的的故事
公元前517年,35歲的孔子在齊國,因為一次會談,齊景公很欣賞他的業務能力和愿景設計。正當人生將大有起色時,晏子出來了,他的一番話阻止了孔子進入齊高層。歷史不可捉摸,孔子和晏子都是圣賢,然而,那個時代,需要的是晏子,暫時還不是孔子,因此,兩賢不能共事。齊拒絕了孔子。
公元前497年,孔子55歲,這是他最接近理想的一次。他已掌握魯公司管理大權,三個月的施政令魯公司的管理和業績大有起色。例如,賣牲口的不大肆提價了;外來客商不用去尋求幫助,魯公司的商務管理機構能主動提供服務。
魯公司好了,齊公司就緊張了,于是給魯送來女樂,擾亂孔經理的管理,孔子只得走人。這一回,魯拒絕了孔子,孔子也拒絕了魯。
公元前496年,孔子56歲,在衛國,衛靈公一方面對他很客氣,給他高薪,一方面卻不信任他。孔子走后,衛靈公又想起孔子的好,再把他接回衛國。但這一次,衛靈公對孔子連基本的禮貌都沒有了,兩人開業務會時,董事會主席衛靈公仰天看飛雁,“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這種姿態很傷人,孔子只得再次走人。
除了吃閉門羹,還有嘲笑。公元前492年,孔子與學生們失散,獨自一人在鄭國國都東門外等學生。一個年已花甲的老人,旅途勞頓,神情疲憊地在城門外等人,當然光鮮不到哪里去,于是有人對子貢說:“東門那邊有個丑八怪,像喪家犬。”
更有甚者,孔子的生命受到了威脅。公元前493年和公元前489年,前后在陳國和蔡國,曾經兩度被圍困,最危急的時候,斷糧七天。好在,子貢是個外交牛人,搬來了楚國的野戰軍團,才將老師救出重圍。這一回楚國要供養和重用孔子,然而,出于利益考量,最終還是拒絕了孔子。
孔子實在有太多的理由去悲觀生活,然而,他并不在意。例如,對于“喪家之狗”的描述,孔子居然認了:“而謂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說我像喪家狗,確實如此。那天早上確實狼狽,別人能如實地描繪出來,干嘛不認呢?
孔子的堅強:對自己有信心、對文化有樂觀預期
一個人樂觀與否,不能完全按照平時的表現來判斷,而是要放在最危急的時刻來觀察,指標越嚴格,環境越嚴酷,結果越靠譜。
孔子的腦袋上有個土丘狀的玩意,偏偏陽虎和他長得不是一般的像。而陽虎和匡地的人結了梁子,孔子卻不好彩地到了匡這地兒來,由此“享受”了與魯國權貴陽虎同等的待遇——被當地人圍得水泄不通,怎么解釋都沒用。
當時的情況危急到連師生之間都不知道彼此的生死。比如顏回就掉隊了,好不容易才趕上,孔子說:“顏同學,我以為你死了呢。”顏回答了句蕩氣回腸的話:“老師您健在,顏回我哪里敢去死。”
在這種隨時會丟性命的情況下,孔子很淡定,沒有憂懼。而這樣生死關頭的樂觀才是真正的樂觀。
其實,樂觀來自于孔子對于文化的使命感,來自對文化的樂觀預期。就在匡地被圍困五天五夜的時候,孔子說了一番振聾發聵的話:“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這番話算是一個“劇透”吧,孔子的樂觀,都來自于這句話所透露的使命感。
孔子的使命感來自于對文化的傳承。他比較了夏、商、周三朝的文化,覺得周朝的文化十分完備和豐富,是最佳范本,于是決定繼承周的文化,《論語·八佾》記載:“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他自覺地將自己當成周文王事業的繼承人,說:周文王死了,文化不是掌握在孔丘手里嗎?如果老天爺不想要周朝文化,那么就不會安排我繼承它。既然老天讓我學習繼承了周朝文化,說明它不想讓我滅亡,我是有文化使命的,匡地的這些人能大過天命嗎?所以,他們又能把我怎么樣?
孔子所說的天,可以理解為文化方面的使命,歷史發展的趨勢。
由此可見,真正樂觀的人是有使命感的人,他不只是看得開而已,而是看得準、看得遠、看得透,孔子把自己和周朝文化捆綁在一起,天下需要這種文化,尤其后世子孫需要這種文化,那么,從文化延續的意義而言,他就不會遭遇意外。因為對文化自信,從而他對自己的安危也是自信的。孔子不是看好自己,而是看好中華文化。
果然,后來衛國聽說孔子被困,馬上派兵解圍。之后的楚國也如此。這些諸侯國雖然沒有真正重用孔子,但他們也知道,這位大師肩負著夏商周以來的文化傳承,真的要是出意外了,他們也不好向祖宗交代。他們不重用孔子,未必是他們的錯,也不是孔子的錯,只是孔子的時代還沒有到來。
孔子有文化使命感,諸侯有文化責任感,這就是孔子樂觀的根源所在。一個人真的要樂觀,就要有使命感、責任感和擔當感。
儒家的樂觀態度:但求人能弘道,不求道能弘人
孔子對于周朝文化的繼承,《史記·孔子世家》有記載,公元前518年,34歲的孔子出了趟差,地點就是周王朝的中心,在這里見到了史上最牛的圖書管理員——老子。他特意向老子學習禮,課程結束后,李耳老師將孔子送到門外,送了幾句心訣,其中一句譯成現代文就是:人別把自己看得太重了,“毋以有己”。
這話說到要點了,孔子并不把自己的個人命運和功名看得太重,他在乎的不是個人,而是個人所承擔的文化傳承。
儒家的一句名言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出自《論語·衛靈公》。啥意思?就是說人能夠弘揚光大“道”,但是別指望著“道”來讓人獲得好處,諸如榮華富貴之類的,傳道的人與所傳的道,未必是互惠的。在道面前,別把自己看得太重了。在這上面,道家和儒家達到高度的統一。
正因為孔子心中只有文化使命感,時刻以文化,以道為核心,因此他經得起一次又一次的被拒絕,如果反過來,他想拿著文化來博取個人的出路,當成一門換取生存和富貴的專業,那么,他的氣度和勇氣一下就沒了,周游列國14年沒找到如意的工作,就夠他崩潰十幾回了。
受儒家這種以人弘道思想的影響,中華歷史上的圣賢都不計較個人待遇和前程,為文化,為蒼生,為大眾,舍生取義,舍小我而成大我,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對本國的優秀文化有信心,這才是真正的樂觀,真正的豁達,真正的看得開,是中華文化最優秀的部分。
感謝孔子,在中華民族文化思想的地平線上,他給我們留下一個樂觀堅定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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