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卷九十七 志第四十五下
◎食貨五
食貨前志，據(jù)《經(jīng)世大典》為之目，凡十有九，自天歷以前，載之詳矣。若夫元統(tǒng)以后，海運之多寡，鈔法之更變，鹽茶之利害，其見于《六條政類》之中，及有司采訪事跡，凡有足征者，具錄于篇，以備參考;而喪亂之際，其亡逸不存者，則闕之。
海運
元自世祖用伯顏之言，歲漕東南粟，由海道以給京師，始自至元二十年，至于天歷、至順，由四萬石以上增而為三百萬以上，其所以為國計者大矣。歷歲既久，弊日以生，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以充歲運之恒數(shù)，而押運監(jiān)臨之官，與夫司出納之吏，恣為貪黷，腳價不以時給，收支不得其平，船戶貧乏，耗損益甚。兼以風(fēng)濤不測，盜賊出沒，剽劫覆亡之患，自仍改至元之后，有不可勝言者矣。由是歲運之?dāng)?shù)，漸不如舊。至正元年，益以河南之粟，通計江南三省所運，止得二百八十萬石。二年，又令江浙行省及中政院財賦總管府，撥賜諸人寺觀之糧，盡數(shù)起運，僅得二百六十萬石而已。及汝、潁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士誠竊據(jù)浙東、西之地，雖縻以好爵，資為藩屏，而貢賦不供，剝民以自奉，于是海運之舟不至京師者積年矣。
至十九年，朝廷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戶部尚書齊履亨征海運于江浙，由海道至慶元，抵杭州。時達識帖睦邇?yōu)榻阈兄袝∝┫啵瑥埵空\為太尉，方國珍為平章政事，詔命士誠輸粟，國珍具舟，達識帖睦邇總督之。既達朝廷之命，而方、張互相猜疑，士誠慮方氏載其粟而不以輸于京也，國珍恐張氏掣其舟而因乘虛以襲己也。伯顏帖木兒白于丞相，正辭以責(zé)之，巽言以諭之，乃釋二家之疑，克濟其事。先率海舟俟于嘉興之澉浦，而平江之粟展轉(zhuǎn)以達杭之石墩，又一舍而后抵澉浦，乃載于舟。海灘淺澀，躬履艱苦，粟之載于舟者，為石十有一萬。二十年五月赴京。是年秋，又遣戶部尚書王宗禮等至江浙。二十一年五月，運糧赴京，如上年之?dāng)?shù)。九月，又遣兵部尚書徹徹不花、侍郎韓祺往征海運一百萬石。二十二年五月，運糧赴京，視上年之?dāng)?shù)，僅加二萬而已。九月，遣戶部尚書脫脫歡察爾、兵部尚書帖木至江浙。二十三年五月，仍運糧十有三萬石赴京。九月，又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監(jiān)丞賽因不花往征海運。士誠托辭以拒命，由是東南之粟給京師者，遂止于是歲云。
鈔法
至正十年，右丞相脫脫欲更鈔法，乃會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及集賢、翰林兩院官共議之。先是，左司都事武祺嘗建言云：“鈔法自世祖時已行之后，除撥支料本、倒易昏鈔以布天下外，有合支名目，于寶鈔總庫料鈔轉(zhuǎn)撥，所以鈔法疏通，民受其利。比年以來，失祖宗元行鈔法本意。不與轉(zhuǎn)撥，故民間流轉(zhuǎn)者少，致偽鈔滋多。”遂準(zhǔn)其所言，凡合支名目，已于總庫轉(zhuǎn)支。至是，吏部尚書偰哲篤及武祺，俱欲迎合丞相之意。偰哲篤言更鈔法，以楮幣一貫文省權(quán)銅錢一千文為母，而錢為子。眾人皆唯唯，不敢出一語，惟集賢大學(xué)士兼國子祭酒呂思誠獨奮然曰：“中統(tǒng)、至元自有母子，上料為母，下料為子。比之達達人乞養(yǎng)漢人為子，是終為漢人之子而已，豈有故紙為父，而以銅為過房兒子者乎!”一坐皆笑。思誠又曰：“錢鈔用法，以虛換實，其致一也。今歷代錢及至正錢，中統(tǒng)鈔及至元鈔、交鈔，分為五項，若下民知之，藏其實而棄其虛，恐非國之利也。”偰哲篤、武祺又曰：“至元鈔多偽，故更之爾。”思誠曰：“至元鈔非偽，人為偽爾，交鈔若出，亦有偽者矣。且至元鈔猶故戚也，家之童稚皆識之矣。交鈔猶新戚也，雖不敢不親，人未識也，其偽反滋多爾。況祖宗成憲，豈可輕改。”偰哲篤曰：“祖宗法弊，亦可改矣。”思誠曰：“汝輩更法，又欲上誣世皇，是汝又欲與世皇爭高下也。且自世皇以來，諸帝皆謚曰孝，改其成憲，可謂孝乎?”武祺又欲錢鈔兼行，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為母，何者為子?汝不通古今，道聽途說，何足以行，徒以口舌取媚大臣，可乎?”偰哲篤曰：“我等策既不可行，公有何策?”思誠曰：“我有三字策，曰行不得，行不得。”又曰：“丞相勿聽此言。如向日開金口河，成則歸功汝等，不成則歸罪丞相矣。”脫脫見其言直，猶豫未決。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言曰：“呂祭酒言有是者，有非者，但不當(dāng)坐廟堂高聲厲色。若從其言，此事終不行耶!”明日，諷御史劾之，思誠歸臥不出，遂定更鈔之議而奏之。下詔云：“朕聞帝王之治，因時制宜，損益之方，在乎通變。惟我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頒行中統(tǒng)交鈔，以錢為文，雖鼓鑄之規(guī)未遑，而錢幣兼行之意已具。厥后印造至元寶鈔，以一當(dāng)五，名曰子母相權(quán)，而錢實未用。歷歲滋久，鈔法偏虛，物價騰踴，奸偽日萌，民用匱乏。爰詢廷臣，博采輿論，僉謂拯弊必合更張。其以中統(tǒng)交鈔壹貫文省權(quán)銅錢一千文，準(zhǔn)至元寶鈔二貫，仍鑄至正通寶錢與歷代銅錢并用，以實鈔法。至元寶鈔，通行如故。子母相權(quán)，新舊相濟，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
十一年，置寶泉提舉司，掌鼓鑄至正通寶錢、印造交鈔，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踴，價逾十倍。又值海內(nèi)大亂，軍儲供給，賞賜犒勞，每日印造，不可數(shù)計。舟車裝運，軸轤相接，交料之散滿人間者，無處無之。昏軟者不復(fù)行用。京師料鈔十錠，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mào)易，公私所積之鈔，遂俱不行，人視之若弊楮，而國用由是遂乏矣。
鹽法
大都之鹽：元統(tǒng)二年四月，御史臺備監(jiān)察御史言：“竊睹京畿居民繁盛，日用之中，鹽不可闕。大德中，因商販把握行市，民食貴鹽，乃置局設(shè)官賣之。中統(tǒng)鈔一貫，買鹽四斤八兩。后雖倍其價，猶敷民用。及泰定間，因所任局官不得其人，在上者失于鈐束，致有短少之弊。于是巨商趨利者營屬當(dāng)?shù)溃跃止偾直I為由，輒奏罷之，復(fù)從民販賣。自是鈔一貫，僅買鹽一斤。無籍之徒，私相犯界，煎賣獨受其利，官課為所侵礙。而民食貴鹽益甚，貧者多不得食，甚不副朝廷恤小民之意。如朝廷仍舊設(shè)局，官為發(fā)賣，庶課不虧，而民受賜矣。”
既而大都路備三巡院及大興、宛平縣所申，又戶部尚書建言，皆如御史所陳。戶部乃言，以謂“榷鹽之法，本以裕國而便民。始自大德七年罷大都運司，令河間運司兼辦。每歲存留鹽數(shù)，散之米鋪，從其發(fā)賣。后因富商專利，遂于南北二城設(shè)局，凡十有五處，官為賣之。當(dāng)時立法嚴(yán)明，民甚便益。泰定二年，因局官綱船人等多有侵盜之弊，復(fù)從民販賣，而罷所置之局。未及數(shù)載，有司屢言富商高抬價直之害。運司所言綱船作弊，蓋因立法不嚴(yán)，失于關(guān)防所致。且各處俱有官設(shè)鹽鋪，與商賈販賣并無窒礙，豈有京城之內(nèi)，乃革罷官賣之局。宜準(zhǔn)本部尚書所言，及大都路所申，依舊制于南北二城置局十有五處。每局日賣十引，設(shè)賣鹽官二員，以歲一周為滿，責(zé)其奉公發(fā)賣。每中統(tǒng)鈔一貫，買鹽二斤四兩，毋令雜灰土其中，及權(quán)衡不得其平。凡買鹽過十貫者禁之，不及貫者從所買與之。如滿歲無短少失陷及元定分?jǐn)?shù)者，減一界升用之;若有侵盜者，依例追斷其合賣鹽數(shù)。令河間運司分為四季，起赴京廒，用官定法物，兩平稱收，分給各局。其所賣價鈔，逐旬起解，委本部官輪次提調(diào)之。仍委官巡視，如有豪強兼利之徒，頻買局鹽而增價轉(zhuǎn)賣于外者，從提調(diào)巡督官痛治之。仍令運司嚴(yán)督押運之人，設(shè)法防禁，毋致縱令綱船人等作弊。其客商鹽貨，從便相參發(fā)賣。”四月二十六日，中書省上奏，如戶部所擬行之。
至元三年三月，大都京廒申戶部云：“近奉文帖，起運至元二年京廒發(fā)賣食鹽一萬五千引，令兩平稱收，如數(shù)具實申部。除各綱淹沒短少鹽計八百四十八引，本廒實收一萬四千一百五十有二引，已支一萬一百引付各局發(fā)賣，見存鹽四千五十有二引，支撥欲盡。所據(jù)至元三年食鹽，宜依例于河間運司起運一萬五千引赴都，庶民間食用不闕。”戶部準(zhǔn)其所言，乃議：“京廒食鹽，今歲宜從河間運一萬五千引，其腳價席索等費，令運司于鹽課錢內(nèi)通算支用。仍召募有產(chǎn)業(yè)船戶，互相保識，每一千引為一綱，就差各該場官一員，并本司奏差或監(jiān)運巡鹽官，每名管押一綱，于大都興國等場見收鹽內(nèi)驗數(shù)，分派分司官監(jiān)視，如數(shù)兩平支收，限三月內(nèi)赴京廒交卸，取文憑赴部銷照。但有雜和沙土，濕潤短少數(shù)，并令本綱船戶、押運場官、奏差監(jiān)運諸人，如數(shù)均賠，依例坐罪。”中書如戶部所議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