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卷五十一 志第三十二
◎選舉一
○進士諸科 律科 經童科 制舉 武舉 試學士院官 司天醫學試科
自三代鄉舉里選之法廢，秦、漢以來各因一代之宜，以盡一時之才，茍足于用即已，故法度之不一，其來遠矣!在漢之世，雖有賢良方正諸科以取士，而推擇為吏，由是以致公卿，公卿子弟入備宿衛，因被寵遇，以位通顯。魏、晉而下互有因革，至于唐、宋，進士盛焉。當時士君子之進，不由是涂則自以為慊，此由時君之好尚，故人心之趣向然也。遼起唐季，頗用唐進士法取人，然仕于其國者，考其致身之所自，進士才十之二三耳!金承遼后，凡事欲軼遼世，故進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損之。其及第出身，視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若夫以策論進士取其國人，而用女直文字以為程文，斯蓋就其所長以收其用，又欲行其國字，使人通習而不廢耳。終金之代，科目得人為盛。諸宮護衛、及省臺部譯史、令史、通事、仕進皆列于正班，斯則唐、宋以來之所無者，豈非因時制宜，而以漢法為依據者乎?金治純駁，議者于是每有別焉。宣宗南渡，吏習日盛，苛刻成風，殆亦多故之秋，急于事功，不免爾歟。自時厥后，仕進之歧既廣，僥幸之俗益熾，軍伍勞效，雜置令祿，門蔭右職，迭居朝著，科舉取士亦復泛濫，而金治衰矣!原其立經陳紀之初，所為升轉之格，考察之方，井井然有條而不紊，百有余年才具不乏，豈非其效乎?奉詔作《金史》，志其《選舉》，因得而詳論之，司天、太醫、內侍等法歷代所有，附著于斯。鬻爵、進納，金季之弊莫甚焉，蓋由財用之不足而然也，特載《食貨志》。
金設科皆因遼、宋制，有詞賦、經義、策試、律科、經童之制海陵天德三年，罷策試科。世宗大定十一年，創設女直進士科，初但試策，后增試論，所謂策論進士也。明昌初，又設制舉宏詞科，以待非常之士。故金取士之目有七焉。其試詞賦、經義、策論中選者，謂之進士。律科、經童中選者，曰舉人。凡養士之地曰國子監，始置于天德三年，后定制，詞賦、經義生百人，小學生百人，以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親、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兄弟子孫，年十五以上者入學，不及十五者入小學。大定六年始置太學，初養士百六十人，后定五品以上官兄弟子孫百五十人，曾得府薦及終場人二百五十人，凡四百人。府學亦大定十六年置，凡十七處，共千人。初以嘗與廷試及宗室皇家袒免以上親、并得解舉人為之。后增州學，遂加以五品以上官、曾任隨朝六品官之兄弟子孫，余官之兄弟子孫經府薦者，同境內舉人試補三之一，闕里廟宅子孫年十三以上不限數，經府薦及終場免試者不得過二十人。凡試補學生，太學則禮部主之，州府則以提舉學校學官主之，曾得府薦及終場舉人，皆免試。
凡經，《易》則用王弼、韓康伯注，《書》用孔安國注，《詩》用毛萇注、鄭玄箋，《春秋左氏傳》用杜預注，《禮記》用孔穎達疏，《周禮》用鄭玄注、賈公彥疏，《論語》用何晏集注。邢昺疏，《孟子》用趙岐注，孫奭疏，《孝經》用唐玄宗注，《史記》用裴骃注，《前漢書》用顏師古注。《后漢書》用李賢注，《三國志》用裴松之注，及唐太宗《晉書》、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姚思廉《梁書》《陳書》、魏收《后魏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魏征《隋書》、新舊《唐書》、新舊《五代史》，《老子》用唐玄宗注疏，《荀子》用楊倞注，《揚子》用李軌、宋咸、柳宗元、吳秘注，皆自國子監印之，授諸學校。凡學生會課，三日作策論一道，又三日作賦及詩各一篇，三月一私試，以季月初先試賦，間一日試策論，中選者以上五名申部。遇旬休、節辰皆有假，病則給假，省親遠行則給程。犯學規者罰，不率教者黜。遭喪百日后求入學者，不得與釋奠禮。凡國子學生三年不能充貢，欲就諸局承應者，學官試，能粗通大小各一經者聽。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上封事者乞興學校，推行三舍法，及鄉以八行貢春官，以設制舉宏詞。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戶部尚書鄧儼等謂：“三舍之法起于宋熙寧間，王安石罷詩賦，專尚經術。太學生初補外舍，無定員。由外升內舍，限二百人。由內升上舍，限百人。各治一經，每月考試，或特免解，或保舉補官。其法雖行，而多席勢力、尚趨走之弊，故蘇軾有‘三舍既興，貨賂公行’之語，是以元祐間罷之，后雖復，而宣和三年竟廢。臣等謂立法貴乎可久，彼三舍之法委之學官選試，啟僥幸之門，不可為法。唐文皇養士至八千人，亡宋兩學五千人，今策論、詞賦、經義三科取士，而太學所養止百六十人，外京府或至十人，天下僅及千人。今若每州設學，專除教授，月加考試，每舉所取數多者賞其學官。月試定為三等籍之，一歲中頻在上等者優復之，不率教、行惡者黜之，庶幾得人之道也。又成周鄉舉里選法卒不可復，設科取士各隨其時。八行者乃亡宋取《周禮》之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加之中、和為八也。凡人之行莫大于孝廉，今已有舉孝廉之法，及民有才能德行者令縣官薦之。今制，犯十惡奸盜者不得應試，亦六德六行之遺意也。夫制舉宏詞，蓋天子待非常之士，若設此科，不限進士，并選人試之，中選擢之臺閣，則人自勉矣。”上從其議。遂計州府戶口。增養士之數，于大定舊制京府十七處千人之外，置節鎮、防御州學六十處，增養千人。各設教授一員，選五舉終場或進士年五十以上者為之。府學二十有四，學生九百五人。(大興、開封、平陽、真定、東平府各六十人，太原、益都府各五十人，大定、河間、濟南、大名、京兆府各四十人，遼陽、彰德府各三十人，河中、慶陽、臨洮、河南府各二十五人，鳳翔、平涼、延安、咸平、廣寧、興中府各二十人。)節鎮學三十九，共六百一十五人。(絳、定、衛、懷、滄州各三十人，萊、密、潞、汾、冀、邢、兗州各二十五人，代、同、邠州各二十人，奉圣州十五人，余二十三節鎮皆十人。)防御州學二十一，共二百三十五人。(博、德、洺、棣、亳各十五人，余十六州各十人。)凡千八百人。
女直學。自大定四年，以女直大小字譯經書頒行之。后擇猛安謀克內良家子弟為學生，諸路至三千人。九年，取其尤俊秀者百人至京師，以編修官溫迪罕締達教之。十三年，以策、詩取士，始設女直國子學，諸路設女直府學，以新進士為教授。國子學策論生百人，小學生百人。府州學二十二，中都、上京、胡里改、恤頻、合懶、蒲與、婆速、咸平、泰州、臨潢、北京、冀州、開州、豐州、西京、東京、蓋州、隆州、東平、益都、河南、陜西置之。凡取國子學生、府學生之制，皆與詞賦、經義生同。又定制，每謀克取二人，若宗室每二十戶內無愿學者，則取有物力家子弟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者充。凡會課，三日作策論一道，季月私試如漢生制。大定二十九年，敕凡京府鎮州諸學，各以女直、漢人進士長貳官提控其事，具入官銜。(河南、陜西女直學，承安二年罷之，余如舊。)
凡諸進士舉人，由鄉至府，由府至省，及殿廷，凡四試皆中選，則官之。至廷試五被黜，則賜之第，謂之恩例。又有特命及第者，謂之特恩。恩例者但考文之高下為第，而不復黜落。凡詞賦進士，試賦、詩、策論各一道。經義進士，試所治一經義、策論各一道。其設也，始于太宗天會元年十一月，時以急欲得漢士以撫輯新附，初無定數，亦無定期，故二年二月、八月凡再行焉。五年，以河北、河東初降，職員多闕，以遼、宋之制不同，詔南北各因其素所習之業取士，號為南北選。熙宗天眷元年五月，詔南北選各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海陵庶人天德二年，始增殿試之制，而更定試期。三年，并南北選為一，罷經義、策試兩科，專以詞賦取士。貞元元年，定貢舉程試條理格法。正隆元年，命以《五經》、《三史》正文內出題，始定為三年一辟。
大定四年，敕宰臣：“進士文優則取，勿限人數。”十八年，謂宰臣：“文士有偶中魁選，不問操履，而輒授翰苑之職。如趙承元，朕聞其無士行，果敗露。自今榜首，先訪察其鄉行，可取則授以應奉，否則從常調。”十九年，謂宰臣曰：“自來御試賦題，皆士人嘗擬作者。前朕自選一題，出人所不料，故中選者多名士，而庸才不及焉。是知題難則名儒亦擅場，題易則庸流易僥幸也。”平章政事唐括安禮奏曰：“臣前日言，士人不以策論為意者，正為此爾。宜各場通考，選文理俱優者。”上曰：“并答時務策，觀其議論，材自可見，卿等其議之。”二十年，謂宰臣曰：“朕嘗諭進士不當限數，則對以所取之外無合格文，故中選者少，豈非題難致然耶?若果多合格，而有司妄黜之，甚非理也。”又曰：“古者鄉舉有行者，授以官。今其考滿，察鄉曲實行出倫者擢之。”又曰：“舊不選策，今兼選矣。然自今府會兩試不須試策，已中策后，則試以制策，試學士院官。”二十二年，謂宰臣曰：“漢進士魁，例授應奉，若行不副名，不習制誥之文者，即與外除。”二十三年，謂宰臣曰：“漢進士，皇統間人材殆不復見，今應奉以授狀元，蓋循資爾。制誥文字，各以職事鋪敘，皆有定式，故易。至撰赦詔，則鮮有能者。”參知政事粘哥斡特剌對曰：“舊人已登第尚為學不輟，今人一及第輒廢而不學，故爾。”上于聽政之隙，召參知政事張汝霖、翰林直學士李晏讀新進士所對策，至縣令闕員取之何道?上曰：“朕夙夜思此，未知所出。”晏對曰：“臣竊念久矣!國朝設科，始分南北兩選，北選詞賦進士擢第一百五十人，經義五十人，南選百五十人，計三百五十人。嗣場，北選詞賦進士七十人，經義三十人，南選百五十人，計二百五十人。以入仕者多，故員不闕。其后南北通選，止設詞賦科，不過取六七十人，以入仕者少，故縣令員闕也。”上曰：“自今文理可采者取之，毋限以數。”二十八年，復經義科。
章宗明昌元年正月，言事者謂：“舉人四試而鄉試似為虛設，固當罷去。其府會試乞十人取一人，可以群經出題，而注示本傳。”上是其言，詔免鄉試，府試以五人取一人，仍令有司議外路添考試院，及群經出題之制。有司言：“會試所取之數，舊止五百人，比以世宗敕中格者取，乞依此制行之。府試舊六處，中有地遠者，命特添三處，上京、咸平府路則試于遼陽，河東南北路則試于平陽，山東東路則試于益都。以《六經》、《十七史》、《孝經》、《論語》、《孟子》、及《荀》、《揚》、《老子》內出題，皆命于題下注其本傳。”又諭有司曰：“舉人程文所用故事，恐考試官或遽不能憶，誤失人材，可自注出處，注字之誤，不在涂注乙之數。”
明昌二年，敕官或職至五品者，直赴御試。四年，平章政事守貞言：“國家官人之路，惟女直、漢人進士得人居多。諸司局承應，舊無出身，自大定后始敘使，至今鮮有可用者。近來放進士第數稍多，此舉更宜增取，若會試止以五百人為限，則廷試雖欲多取，不可得也。”上乃詔有司，會試毋限人數，文合格則取。
六年，言事者謂：“學者率恃有司全注本傳以示之，故不勉讀書，乞減子史注本傳之制。又經義中選之文多膚淺，乞擇學官，及本科人充試官。”省臣謂：“若不與本傳，恐碩學者有偶忘之失，可令但知題意而已。”遂命擇前經義進士為眾所推者、才識優長者為學官，遇差考試官之際，則驗所治經參用。詞賦進士，題注本傳，不得過五十字。經義進士，御試第二場，試論日添試策一道。
承安四年，上諭宰臣曰：“一場放二狀元，非是。后場廷試，令詞賦、經義通試時務策，止選一狀元，余雖有明經、法律等科，止同諸科而已。”至宋王安石為相，作新經，始以經義取人。且詞賦、經義、人素所習之本業，策論則兼習者也。今舍本取兼習，恐不副陛下公選之意。”遂定御試同日各試本業，詞賦依舊，分立甲次，第一名為狀元，經義魁次之。恩例與詞賦第二人同，余分為兩甲中下人，并在詞賦之下。五年，詔考試詞賦官各作程文一道，示為舉人之式，試后赴省藏之。時宰臣奏：“自大定二十五年以前，詞賦進士不過五百人，二十八年以不限人數，取至五百八十六人。先承圣訓合格則取，故承安二年取九百二十五人。兼今有四舉終場恩例，若會試取人數過多，則涉泛濫。”遂定策論、詞賦、經義人數，雖多不過六百人，少則聽其闕。時太常丞郭人杰轉對言，詞賦舉人，不得作別名兼試經義，及入學生精加試選，無至濫補。上敕宰臣曰：“近已奏定，后場詞賦經義同日試之。若府會試更不令兼試，恐試經義者少，是虛設此科也。別名之弊，則當禁之。補試入學生員，已有舊條，恐行之滅裂爾，宜嚴防閑。”張行簡轉對言：“擬作程文，本欲為考試之式，今會試考試官、御試讀卷官皆居顯職，擢第后離筆硯久，不復常習，今臨試擬作之文，稍有不工，徒起謗議。”詔罷之。
泰和元年，平章政事徒單鎰病時文之弊，言：“諸生不窮經史，唯事末學，以致志行浮薄。可令進士試策日，自時務策外，更以疑難經旨相參為問，使發圣賢之微旨、古今之事變。”詔為永制。先嘗敕樂人不得舉進士，而奴免不良者則許之。尚書省奏：“舊稱工樂，謂配隸之色及倡優之家。今少府監工匠，太常大樂署樂工，皆民也，而不得與試。前代令諸選人身及祖、父曾經免為良者，雖在官不得居清貫及臨民，今反許試，誠玷清論。”詔遂定制，放良人不得應諸科舉，其子孫則許之。上又謂：“德行才能非進士科所能盡，可通行保舉之制。省奏：“在《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所謂萬民，農工商賈皆是也。前代立賢無方，如版筑之士、鼓刀之叟，垂光簡策者不可勝舉。今草澤隱逸才行兼備者，令謀克及司縣舉，按察司具聞，以旌用之，既有已降令文矣。”上命復宣旨以申之。
宣宗貞祐二年，御史臺言：“明年省試以中都、遼東、西北京等路道阻，宜于中都、南京兩處試之。”三年，諭宰臣曰：“國初設科，素號嚴密，今聞會試至于雜坐喧嘩，何以防弊?”命治考官及監察罪。興定二年，御史中丞把胡魯言：“國家數路收人，惟進士之選最為崇重，不求備數，惟務得賢。今場會試，策論進士不及二人取一人，詞賦、經義二人取一，前雖有圣訓，當依大定之制，中選即收，無問多寡，然大定間赴試者或至三千，取不過五百。泰和中，策論進士三人取一，詞賦、經義四人取一，向者貞祐初，詔免府試，赴會試者幾九千人。而取八百有奇，則是十之一而已。時已有依大定之制，亦何嘗二人取一哉!今考官泛濫如此，非所以為求賢也。宜于會試之前，奏請所取之數，使恩出于上可也。”詔集文資官議，卒從泰和之例。又謂宰臣曰：“從來廷試進士，日晡后即遣出宮，恐文思遲者不得盡其才，令待至暮時。”特賜經義進士王彪等十三人及第，上覽其程文，愛其辭藻，咨嘆久之。因怪學者益少，謂監試官左丞高汝礪曰：“養士學糧，歲稍豐熟即以本色給之，不然此科且廢矣!”五年，省試經義進士，考官于常格外多取十余人，上命以特恩賜第。又命河北舉人今府試中選而為兵所阻者，免后舉府試。
策論進士，選女直人之科也。始大定四年，世宗命頒行女直大小字所譯經書。每謀克選二人習之。尋欲興女直字學校，猛安謀克內多擇良家子為生，諸路至三千人。九年，選異等者百人，薦于京師，廩給之。命溫迪罕締達教以古書，作詩、策，后復試，得徒單鎰以下三十余人。十一年，始議行策選之制，至十三年始定每場策一道，以五百字以上成，免鄉試府試，止赴會試御試。且詔京師女直國子學，諸路設女直府學，擬以新進士充教授，以教士民子弟之愿學者。俟行之久學者眾，則同漢進士三年一試之制。乃就憫忠寺試徒單鎰等，其策曰：“賢生于世，世資于賢，世未嘗不生賢，賢未嘗不輔世。蓋世非無賢，惟用與否。若伊尹之佐成湯，傅說之輔高宗，呂望之遇文王，皆起耕筑漁釣之間，而其功業卓然，后世不能企及者，蓋殷、周之君能用其人，盡其才也。本朝以神武定天下，圣上以文德綏海內，文武并用，言小善而必從，事小便而不棄，蓋取人之道盡矣!而尚憂賢能遺于草澤者，今欲盡得天下之賢用之，又俾賢者各盡其能，以何道而臻此乎?”憫忠寺舊有雙塔，進士入院之夜半，聞東塔上有聲如音樂，西入宮。考試官侍御史完顏蒲涅等曰：“文路始開而有此，得賢之祥也。”中選者得徒單鎰以下二十七人。十六年，命皇家兩從以上親及宰相子，直赴御試。皇家袒免以上親及執政官之子，直赴會試。至二十年，以徒單鎰等教授中外，其學大振。遂定制，今后以策、詩試三場，策用女直大字，詩用小字，程試之期皆依漢進士例。省臣奏：“漢人進士來年三月二十日鄉試，八月二十日府試，次年正月二十日會試，三月十二日御試。”敕以來年八月二十五日于中都、上京、咸平、東平府等路四處府試，余從前例。上曰：“契丹文字年遠，觀其所撰詩，義理深微，當時何不立契丹進士科舉，今雖立女直字科，慮女直字創制日近，義理未如漢字深奧，恐為后人議論。”丞相守道曰：“漢文字恐初亦未必能如此。由歷代圣賢漸加修舉也。圣主天姿明哲，令譯經教天下，行之久亦可同漢人文章矣!”上曰：“其同漢人進士例。譯作程文，俾漢官覽之。”二十二年三月，策試女直進士。至四月癸丑，上謂宰臣曰：“女直進士試已久矣，何尚未考定?”參知政事斡特剌對曰：“以其譯付看故也。”上令速之。二十三年，上曰：“女直進士設科未久，若令積習精通，則能否自見矣。”二十八年，諭宰臣曰：“女直進士惟試以策，行之既久，人能預備，今若試以經義可乎?”宰臣對曰：“《五經》中《書》、《易》、《春秋》已譯之矣，俟譯《詩》、《禮》畢，試之可也。” 上曰：“大經義理深奧，不加歲月不能貫通。今宜于經內姑試以論題，后當徐試經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