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法法第十六

《管子》法法第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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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子》法法第十六

　　不法法，則事毋常；法不法，則令不行。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修令者不審也；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勝于身，則令行于民矣。

　　聞賢而不舉，殆；聞善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殆；廢人而復起，殆；可而不為，殆；足而不施，殆；幾而不密，殆。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毋內；人主孤而毋內，則人臣黨而成群。使人主孤而毋內、人臣黨而成群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

　　民毋重罪，過不大也，民毋大過，上毋赦也。上赦小過，則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故曰：赦出則民不敬，惠行則過日益。惠赦加于民，而囹圄雖實，殺戮雖繁，奸不勝矣。故曰：邪莫如蚤禁之。赦過遺善，則民不勵。有過不赦，有善不遺，勵民之道，于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斷者也。

　　君有三欲于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求而不得，則威日損；禁而不止，則刑罰侮；令而不行，則下凌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強以刑罰，則為人上者眾謀矣。為人上而眾謀之，雖欲毋危，不可得也。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法已錯又移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

　　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國毋怪嚴，毋雜俗，毋異禮，士毋私議。倨傲易令，錯儀畫制，作議者盡誅。故強者折，銳者挫，堅者破。引之以繩墨，繩之以誅僇，故萬民之心皆服而從上，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彼下有立其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故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況主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變易風俗，詭服殊說猶立。上不行君令，下不合于鄉里，變更自為，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不牧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誅。使賢者食于能，斗士食于功。賢者食于能，則上尊而民從；斗士食于功，則卒輕患而傲敵。上尊而民從，卒輕患而傲敵。二者設于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禍。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奔馬之委轡；毋赦者，痤雎之礦石也。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為未可以求之也。是故先王制軒冕所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使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君子食于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于力，則財厚而養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養足，四者備體，則胥足上尊時而王不難矣。

　　文有三侑，武毋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后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后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民之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雖有過，亦不甚矣。

　　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為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濕寒暑，不求其大；為雕文刻鏤，足以辨貴賤，不求其觀。故農夫不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游日，財無砥墆。故曰：儉其道乎！

　　令未布而民或為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予也。上妄予，則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于妄作；愚民操事于妄作，則大亂之本也。令未布而罰及之，則是上妄誅也。上妄誅，則民輕生；民輕生，則暴人興、曹黨起而亂賊作矣。令已布而賞不從，則是使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令已布而罰不及，則是教民不聽。民不聽，則強者立；強者立，則主位危矣。故曰：憲律制度必法道，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此正民之經也。

　　凡大國之君尊，小國之君卑。大國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為之用者眾也。小國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為之用者寡也。然則為之用者眾則尊，為之用者寡則卑，則人主安能不欲民之眾為己用也？使民眾為己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眾矣；法不立，令不行，則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廢者寡，則民不誹議；民不誹議，則聽從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與其所廢者鈞，則國毋常經；國毋常經，則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廢者多，則民不聽；民不聽，則暴人起而奸邪作矣。

　　計上之所以愛民者，為用之愛之也。為愛民之故，不難毀法虧令，則是失所謂愛民矣。夫以愛民用民，則民之不用明矣。夫至用民者，殺之危之，勞之苦之，饑之渴之；用民者將致之此極也，而民毋可與慮害己者，明王在上，道法行于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惡。故善用民者，軒冕不下擬，而斧鉞不上因。如是，則賢者勸而暴人止。賢者勸而暴人止，則功名立其后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聽上令；上令盡行，禁盡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力；推而戰之，民不敢愛其死。不敢轉其力，然后有功；不敢愛其死，然后無敵。進無敵，退有功，是以三軍之眾皆得保其首領，父母妻子完安于內。故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

　　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于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失于國也，諸侯之謀慮失于外也，故地削而國危矣。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得于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得于國也，諸侯之謀慮得于外也。然后功立而名成。然則國何可無道？人何可無求？得道而導之，得賢而使之，將有所大期于興利除害。期于興利除害莫急于身，而君獨甚。傷也，必先令之失。人主失令而蔽，已蔽而劫，已劫而弒。

　　凡人君之所以為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于臣矣；勢在上，則臣制于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臣雖不忠，君不能奪也；在子期年，子雖不孝，父不能服也。故《春秋》之記，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矣。故曰：堂上遠于百里，堂下遠于千里，門庭遠于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于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于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庭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于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出而不入謂之絕，入而不至謂之侵，出而道止謂之壅。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于寶，社稷先于親戚，法重于民，威權貴于爵祿。故不為重寶輕號令，不為親戚后社稷，不為愛民枉法律，不為爵祿分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

　　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國。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過與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則傷國一也。勇而不義傷兵，仁而不法傷正。故軍之敗也，生于不義；法之侵也，生于不正。故言有辨而非務者，行有難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務，不茍為辯；行必思善，不茍為難。

　　規矩者，方圜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圜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圜。雖圣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圜也。

　　一曰：凡人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盡賢于人也；曰人君也，故從而貴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有故。為其殺生，急于司命也；富人貧人，使人相畜也；良人賤人，使人相臣也。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君臣之會，六者謂之謀。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奪；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奪。故《春秋》之記，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六位在臣，則主蔽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謂之蔽，令出而不入謂之壅，令出而不行謂之牽，令入而不至謂之瑕。牽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在賢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寶也。

　　一曰：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

　　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

　　凡論人有要：矜物之人，無大士焉。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滿虛在物，在物為制也。矜者，細之屬也。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土焉。德行成于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釣名之人，無賢士焉。釣利之君，無王主焉。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

　　明君公國一民以聽于世，忠臣直進以論其能。明君不以祿爵私所愛，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君不私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經也。今以誣能之臣事私國之君，而能濟功名者，古今無之。誣能之人易知也。臣度之先王者，舜之有天下也，禹為司空，契為司徒，皋陶為李，后稷為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賢人也，猶尚精一德以事其君。今誣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賢之能。自此觀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故列尊祿重，無以不受也；勢利官大，無以不從也；以此事君，此所謂誣能篡利之臣者也。世無公國之君，則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成功之臣。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殺之。

　　貧民傷財，莫大于兵；危國憂主，莫速于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廢也。兵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也；此二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此二者傷國一也。黃帝唐虞，帝之隆也，資有天下，制在一人。當此之時也，兵不廢。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順，而求廢兵，不亦難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國治而民務積，此所謂擅也。動與靜，此所患也。是故明君審其所擅，以備其所患也。

　　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難；懦弱之君，不免于內亂。猛毅之君者輕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道正者不安、則材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吾情偽，為敵謀我，則外難自是至矣。故曰：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難。懦弱之君者重誅，重誅之過，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則群臣比周；群臣比周，則蔽美揚惡；蔽美揚惡，則內亂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于內亂。

　　明君不為親戚危其社稷，社稷戚于親；不為君欲變其令、令尊于君；不為重寶分其威，威貴于寶；不為愛民虧其法，法愛于民。

　　作品簡介

　　在戰國與漢朝初年，人們一般都說“黃老之學”，漢初的“文景之治”就被認為是黃老之學又一次成功的政治實踐。直到曹魏以降，上流社會大搞文化沙龍，又隨著政治空氣的窒息，關注時政的黃老逐漸滑向了談虛論玄，道家由“外王”轉向了“內圣”，這才有了老莊并稱，進入了莊子之名最顯的魏晉玄學時代。

　　對于“黃老之學”，有個不太雅致的說法，叫“君人南面之術”，相當有法家的感覺。事實上，《老子》對法家確實產生過很大的影響，《韓非子》中就有《解老》和《喻老》兩篇，是最早的《老子》注講本，其中偏重的正是君人南面之術。君人南面之術，顧名思義，就是教人怎么做領導，怎么搞政治的，屬于古代的行為組織學。

　　《管子》，此書在《漢書·藝文志》列入道家類，而《隋書·經籍志》則改列法家類。甚至，越往深里看，就越是覺得在漢初各派之間并非那么壁壘森嚴，這和春秋戰國時代實在是大為不同了。比如，當時的青年俊彥賈誼在談到儒家“別尊卑”的禮治思想的時候，卻離奇地引用了《管子》的話，說：“《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這句話如果放到《論語》或者《孟子》里邊，一點兒也不顯得扎眼。

　　《管子》雖然托名管仲，學者們卻幾乎沒人認為它真是春秋時代的著作，而把成書年限推定在戰國到西漢這段時間。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觀點即出自《管子》，《管子·權修·第三》載：“ 一年之計，莫如樹谷；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

　　郭沫若在《藝文類聚》里發現了一段話，和《管子》所載幾乎是一樣的內容：

　　周容子夏以侈靡見桓公。桓公曰：“侈靡可以為天下乎。”

　　子夏曰：“可。夫雕橑而后炊之，雕卵然后瀹之，所發積藏，散萬物也。”

　　郭沫若由此推測，“侈靡篇”的真正作者就是這位周容子夏，寫作時間則應該是在漢朝呂后當政的時候。——如果我們相信這個論斷的話，再聯系起《漢書·藝文志》里邊的作品分類，那么，西漢人眼中的道家思想似乎已經隱隱出現了一個輪廓。

　　《管子》八十六篇，《漢書·藝文志》道家類著錄。班固注：“名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有《列傳》。”《管子》以黃老道家之道為基礎，以其開放性在理論上解決了儒、法、名諸家之間的分歧，使得道融匯諸家理論，《管子》黃老道家通過一系列環節論證禮、法出自于道。在道與名的融合中，《管子》黃老道家提出“名生于當”的命題，而“當”也就是道的別稱。《管子》從名的根源與制定名的圣人兩個方面論證“名”是“道”的顯現，從而最終把“名”建立在“道”的基礎上。正是《管子》黃老道家之道的開放性使得《管子》黃老道家在理論上可以融合百家。《管子》融道家和法家而得出政治上的黃老學說，提出德、法兼治的政治主張，在中國法律思想史上具有深遠的影響。

　　首次著錄《管子》的《漢書·藝文志》將其列入道家類，《漢書·藝文志》是依據《七略》而來，故最早將《管子》列入道家的可能是劉歆。不僅于此，據說在宋版《道藏》中，《管子》還曾一度被收載，成為道教經典。

　　《漢書·藝文志》認為道家源出于史官。史官在記錄歷史上“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⑤的過程中，逐漸領悟了政治興衰的關鍵在于君主要正確掌握“南面之術”：秉要執本、清虛自守、卑弱自持。應注意的是，這只是道家對于君主政治的一自得認識，而非其政治學說的全部，禮學、仁義同樣為道家所重視，這可以從《漢書·藝文志》特別提及了道家學說的一極端發展反推而得出，“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

　　對道家的思想特征有比較詳盡闡釋的，還有稍早司馬談的《論六家之要旨》，司馬談將當時“務為治者”分為六家：陰陽、儒、墨、名、法、道德，他對其中的“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的“道家”（即道德家）持贊賞認可態度。他總結出道家有如下之特征：

　　1、融合兼具諸家之長，“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

　　2、無為無不為，“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不為物先，不為物后”、“指約而易釆，事少而功多”；

　　3、善于變易，“無成執，無常形”，與時遷，與物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②如以司馬談和《漢書·藝文志》所論述的道家特征去比對《管子》，確有許多符應之處，比如“無為”政治，重禮、法，因人情等。

　　另外，從現存《管子》76篇中，論“道”的就達65篇，“道”字共出現了486次這一現象，也能作一說明。“虛無無形謂之道”（《心術上》），“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內業》），這是以虛無為本之道；“人道不順，則有禍亂”（《五輔》），這是在講存亡之道；“不自以為所貴，則君道也”（《乘馬》），這是君王南面之道；《內業》《白心》《心術》上下等篇，教人怎樣“修道、得道”，馬非百認為“內業”就是今天之氣功氣。

　　《漢書·藝文志》指出道家源出于史官。史官在記錄歷史上“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⑤的過程中，逐漸領悟了政治興衰的關鍵在于君主要正確掌握“南面之術”：秉要執本、清虛自守、卑弱自持。應注意的是，這只是道家對于君主政治的一自得認識，而從《隋書·經籍志》開始將《管子》列入法家，以后的歷代官志著作都承襲其劃法。出現這樣變化的原因跟道家學說自身的興衰變化有關。《管子》中論“法”的篇幅僅次于論“道”，至魏晉南北時，老莊之道又逐漸成為道家正統，那么含雜法家思想的《管子》自然就被劃出道家，劃入法家。

　　管子是我國古代重要的政治家 、軍事家、道法家。集中體現于《管子》一書。是書篇幅宏偉，內容復雜，思想豐富。如《牧民》《形勢》等篇講霸政法術；《侈靡》《治國》等篇論經濟生產，此亦為《管子》精華，可謂齊國稱霸的經濟政策；《七法》《兵法》等篇言兵法；《宙合》《樞言》等篇談哲學及陰陽五行等；其余如《大匡》《小匡》《戒》《弟子職》《封禪》等為雜說。《管子》是研究我國古代特別是先秦學術文化思想的重要典籍。

　　書籍概括

　　《管子》是中國春秋時期（公元前770～前476）齊國政治家、思想家管仲及管仲學派的言行事跡。《漢書·藝文志》將其列入子部道家類，《隋書·經籍志》列入法家類。史學家章學誠說：《管子》，道家之言也。據中國日本學者研究，該書是先秦時期各學派的言論匯編，內容很龐雜。

　　《管子》一書以黃老道家為主既提出以法治國的具體方案，又重視道德教育的基礎作用；既強調以君主為核心的政治體制，又主張以人為本，促進農工商業的均衡發展；既有雄奇的霸道之策，又堅持正義的王道理想；既避免了法家忽視道德人心的傾向，又補充了儒家缺乏實際政治經驗的不足，在思想史上具有不可抹殺的重要地位。

　　《管子》一書原為86篇，至唐又亡佚10篇，今本存76篇，托名春秋管仲著。其實《管子》同先秦許多典籍一樣，既非一人之著，亦非一時之書。是一部稷下黃老道家學派的文集匯編。當前，學術界普遍認同這種觀點。

　　總覽《管子》全書，內容較為龐雜，匯集了道、法、儒、名、兵、農、陰陽、輕重等百家之學。但其思想的主流是黃老道家思想，其思想特點是將道家、法家思想有機地結合起來，既為法治找到了哲學基礎，又將道家思想切實地落實到了社會人事當中，這同三晉法家思想是有根本區別的。《漢書》把《管子》分在道家類，《隋志》以后的類書卻把它分在法家類。不同的歸屬恰好說明《管子》的思想特點。同時，黃老道家兼容并包，積極吸收儒、墨等學派的思想長處，將禮義和等級名分的理論納入自己的思想體系中，主張禮法結合，倡導確立嚴格的等級名分體系及以之為基礎的社會道德規范。這些都適應了戰國中期的時代需要，反映了齊國變法時期的政治實踐。

　　《管子》一書中的《心術上》《心術下》《白心》《內業》《水地》《形勢》《宙合》《樞言》《九守》《正》《形勢解》《版法解》《勢》等側重于用道家學說來闡釋法家政治，通常被認為是黃老道家的作品⑨。它集中地反映了黃老道家道法結合、兼容并包的學術特點，是繼《黃帝四經》之后黃老道家思想的又一大發展，它促使黃老學派的思想進一步走向成熟。

　　《水地》提出水是萬物本原的思想，學術界有人認為這是管仲的思想，也有人認為是稷下唯物派的思想。

　　《心術上》《心術下》《白心》《內業》中提出了精氣為萬物本原的樸素唯物主義精氣說，認為萬物、人都產生于精氣，精氣是一種精細的氣。說“凡物之精，此則為生。下生五谷，上為列星。”“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文中也講“道”，認為道是“虛而無形”，不能被感官直接感知，口不能言，目不能見，耳不能聽。道與精氣的關系，講得不明確。

　　“黃老之學”顧名思義就是黃帝、老子之學，“黃老”之稱，始見于《史記》②。現存文獻有保存在《管子》中的各篇，此外還有1973年在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本《黃帝四經》。帛書中《十六經》的內容托言黃帝，只能證明它是齊國背景下的產物，另外也是更關鍵的是《黃帝四經》的內容與《管子》一書中相關內容相比，十分相似。這其中“節用民力，因地制宜地發展生產，讓老百姓能夠發家致富，這些都是老學思想所沒有的”③。拿這些“老學思想所沒有”的東西，與《管子·經言》中的《牧民》《形勢》《權修》等諸篇對照一下，帛書思想的地域背景在齊這一點，便可一目了然。《管子》黃老各篇與帛書《黃帝四經》是一個學派的文獻。

　　書籍內容

　　《管子書》相傳為管仲所作。劉向序說：“所校徽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漢內府所藏篇教最多，依定本八十六篇算，其中重復篇數，總在四倍左右。現存《管子》分為《經言》《外言》《內言》《短語》《區言》《雜篇》《管子解》《管子輕重》八部，《內言》亡《王言》《謀失》兩篇，《短語》亡《正言卜篇》，《雜篇》亡《言昭》《修身》《問霸》三篇，《管子解》亡《牧民解卜》篇，《管子輕重》亡《三問乘馬》《輕重丙》《輕重庚》三篇，計亡失十篇。

　　書中最古部分為《輕言》，但其中底文句有些屬于很晚的時代，從思想內容看來，不能看出是齊宣王以前底作品。并且書中思想很復雜，新舊材料互混，看來不是出于一人底手筆。大概是稷下先生假托管仲的名字以自尊，而思想上主要的派別屬于道家與法家。故《漢書·藝文志》列入道家類，《隋書·經籍志》列入法家。諸篇中最顯出道家思想的是《心術》上下篇及《白心》與《內業》二篇。《內業》解道的意義，《心術》《白心》說依道以正名備法。這幾篇恐怕是稷下的道家所傳誦的道經。

　　在《心術》上篇中可以看出由道家轉移為法家的傾向。如說：“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流之體，謂之禮。簡物小米一道，殺慘禁誅，謂之法。”在另一段又說：“天之道虛其無形。虛則不屈，無形則無所位越。無所位超，故遍流萬物而不變。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得以職道之精。故隱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得以然也。以無為之謂道，舍之之謂德，故道之與德無間，故言之者不別也。間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義者，調各處其宜也。禮以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逾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殺慘禁誅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權，權出乎道。道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極。”這是明禮義理法皆出于道德，而此道德同體無間，其所以不同只在所舍及所以舍而已。《老子》以為“失道而后德”，這里說道德無間，文辭上雖然有點不同，但終極的原則仍是道。“法出乎權，權出乎道”，這道是天地之道，不會有過失底，所以底下說，“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

　　法本從道出，所以至公無私。君子能抱持這一道以治天下便不致于喪失天下。《心術》說：“是故圣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圣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不亂于天下，而天下治。專于意，一于心，耳目端，知遠之證。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藍而知兇吉乎？能止乎？能已乎？能毋問于人而自得之于己乎？放日，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這一段與《勝于·庚桑楚》所出老子之言很相近，想是當時流傳的道家言。人能得道，一切都可行，知巧也可以舍棄。《白心篇》說：“孰能棄名與功而還與眾人同？孰能棄功與名而還反無成？”又說：“孰能去辨與巧而還與眾人同道？故日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修者王道狹；臥名利者寫生危；知周于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為阻也。”因為“道之大如大，其廣如地，其重如石，其輕如羽”，所以很容易得，容易用。

　　在同篇里說：“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余。天下行之，不聞不足。此謂道矣。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于賦。”舍一切以求道，就不致于滿，不致于滅亡，而達到虛靜的地位。雖然，道是不可摸捉的，為政者既舍知巧，就不得不正名備法。所以說，“建當立有，以靖為宗，以時為寶，以政為儀，和則能久。”建設當立在適當與有上頭，雖仍以靖為宗，而時與政卻是實在的施設。注說：“建事非時，雖盡善不成。時為事寶也。政者，所以節制其事，故為儀。”實際的政事是時間與手段的運用。運用得當，天下便治了。

　　所以說，“非吾儀，雖利不為；非吾當，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上之隨天，其次隨人。人不倡不和，天不始不隨，故其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原始計實，本其所生；知其象而索其形；緣其理而知其情；索其端而知其名。故苞物眾者，莫大于天地；化物多者，莫多于日月；民之所急，莫急于水火。然而天不為一物枉其時；明君圣人亦不為一人枉其法。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圣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是故萬物均，既夸眾矣。是以圣人之治也，靜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名正法備，則圣人無事。”這尚法正名的思想與慎到的主張相同。總之，棄嗜欲知巧、恬淡無為，正名備法，是稷下道家因倡齊物的論調，進而主張絕圣棄知，專任名法的結果。

　　《管子》是先秦時期各學派的言論匯編，內容很博大，大約成書于戰國（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時代至秦漢時期，內容很龐雜，包括法家、儒家、道家、陰陽家、名家、兵家和農家的觀點。《管子》一書的思想，是中國先秦時期政治家治國、平天下的大經大法。《管子》基本上是稷下道家推尊管仲之作的集結。即以此為稷下之學的管子學派。《漢書·藝文志》將其列入子部道家類，《隋書·經籍志》列入法家類。《四庫全書》將其列入子部法家類。清代史學家章學誠說：《管子》，道家之言也。據中國、日本學者統計《管子》全書幾乎各篇都有《老子》的語言片段與哲學思想。內容博大精深，大約成書于春秋戰國（前475～前221）至秦漢時期，漢初有86篇﹐今本實存76篇﹐其余10篇僅存目錄。包括儒家、法家、陰陽家、名家、兵家和農家的觀點，其中以黃老道家著作最多，其次法家著作18篇，其余各家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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