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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xué)的派別與分類
我們稱”國學(xué)“，外國人稱”漢學(xué)“，以前也有人稱”中學(xué)“所謂”“中學(xué)為體，西學(xué)為用“，“國學(xué)“是近些年來學(xué)術(shù)界最為響亮的一個概念，是指本國的傳統(tǒng)文化與學(xué)術(shù)。以下是小編精心整理的國學(xué)的派別與分類，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國學(xué)的派別與分類 1
什么是文學(xué)?據(jù)我看來，有文字著于竹帛叫做“文”，論彼的法式叫做“文學(xué)”。文學(xué)可分有韻無韻二種：有韻的今人稱為“詩”，無韻的稱為“文”。古人卻和這種不同。《文心雕龍》說：“今之常言，有文有筆，有韻者文也，無韻者筆也。”范曄自述《后漢書》說：“文患其事盡于形，情急于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政可類工巧圖績，竟無得也;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可見有韻在古謂之“文”，無韻在古謂之“筆”了。不過做無韻的固是用筆，做有韻的也何嘗不用筆，這種分別，覺得很勉強(qiáng)，還不如后人分為“詩”“文”二項(xiàng)的好。
古時所謂文章，并非專指文學(xué)。孔子稱“堯、舜煥乎其有文章”，是把“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叫做“文”“八風(fēng)從律，百度得數(shù)”叫做“章”。換句話說：文章就是“禮”、“樂”。后來范圍縮小，文章專指文學(xué)而言。
一、無韻文
文學(xué)中有韻無韻二項(xiàng)，后者比前者多。我們現(xiàn)在先討論無韻的文。在討論文的派別之先，把文的分類講一講，并列表以清眉目：
我們普通講文，大概指集部而言，那經(jīng)、史、子，文非不佳，而不以文稱。但上表所列文的分類中，以“傳”而論，“四史”中列傳已在集部以外，“本紀(jì)”、“世家”和“傳”是同性質(zhì)的，也非集部所有，集部只有“家傳”。以“論”而論、除了文人單篇的論文，也有在集部以外的。譬如：莊子《齊物論》，荀子《禮論》、《樂論》，賈誼《過秦論》都是子部所有的。以“序”而論，也只單篇的，集中所已備;那連合的序，若《四庫提要》，就非集部所有。至如“編年史”中《左傳》、《資治通鑒》之類和“名人年譜”，都是記事文，也非集部所能包了。
“傳”是記述某人的一生或一事，我們所普通見到的。明人以為沒曾做過史官，不應(yīng)替人做“傳”，我以為太拘了。史官所做，是卿相名人的“傳”。那普通人的“傳”，文人當(dāng)然可以做的。
“行述”、“狀”和“傳”各不相同。“狀”在古時只有幾句考語，用以呈諸考功之官，憑之以定溢法。自唐李翱以為“狀”僅憑考語不能定溢法，乃定“狀”亦須敘事，就與“傳”相同。“行述”須敘事，形式與“傳”雖相同而用處不同。
“碑”原非為個人而作，若秦“嶧山碑”是紀(jì)始皇的功績，漢裴岑“紀(jì)功碑”是記破西域的事跡，差不多都是關(guān)于國家大事的。就以“廟碑”而論，雖為紀(jì)事，也不是純?yōu)榧o(jì)事的。只有墓上之碑，才是為個人而作。“碑”、“碣”實(shí)質(zhì)是一樣的，只大小長短不同。唐五品以上可用“碑”，六品以下都用“碣”的。“表”和“碑”、“碣”都不同，沒有大小長短的區(qū)別，說到彼等的內(nèi)質(zhì)，“傳”是紀(jì)事的，“狀”是考語兼紀(jì)事的，“碑”是考語多，后附有韻的銘，間有紀(jì)事，也略而不詳。宋以后“碑”和“傳”只有首尾的不同了。“表”，宋后就沒有“銘”，在漢時有“表記”、“表頌”的不同，“表頌”是有“銘”的。漢以前沒有“墓志”，西晉也很少，東晉以后才多起來。這也因漢人立碑過多，東晉下令禁碑，“墓志”藏在墓內(nèi)，比較便當(dāng)一些。北朝和唐并不禁碑，而墓志很流行：一、官品不及的，二、官品雖大曾經(jīng)犯罪的，三、節(jié)省經(jīng)費(fèi)的，都以此為便：“墓志”的文章，大都敷衍交情，沒有什么精采。至很小的事，記述大都用“書事”或“記”等。
單篇論文，在西漢很少，就是《過秦論》也見《賈子新書》中的。東漢漸有短論，延篤《仁孝先后論》可算是首創(chuàng)。晉人好談名理，“論說”乃出。這種論文，須含陸士衡文賦所說“精微流暢”那四字的精神。
“奏”，秦時所無，有之自漢始。漢時奏外尚有“封事”，是奏密事用的。奏，有的為國家大事，有的為個人的事，沒有定規(guī)的。“議”，若西漢《石渠議》、《鹽鐵論》、《白虎通》，都是合集許多人而成的。后來，凡議典禮，大都用“議”的。
“書”，在古時已有，差不多用在私人的往還，但古人有“上書”，則和“奏記”差不多，也就是現(xiàn)今的“說帖”和“票”。至如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卻又和“移文”一樣了。
“序”、也是古所已有，如《序卦》、《書序》、《詩序》都是的，劉向《別錄》和《四庫提要》也是這一類。后人大概自著自作，或注釋古書附加一序的。古人的“題詞”和“序”相同，趙岐注《孟子》，一“序”一“題詞”，都用在前面。“跋”，大都在書后，體裁和序無不同之處。
紀(jì)事論議而外，尚有集部所無的，如：
(一)數(shù)典之文：
1.官制。如《周禮》、《唐六典》、《明清會典》之類。
2.儀注。《儀禮》、《唐開元禮》等皆是。
3.刑法。如《漢律》、《唐律》、《明律》、《清律》之類。
4.樂律。如宋《律呂正義》、清《燕樂考原》等。
5.書目。如劉向《別錄》，劉歆《七略》，王儉、阮孝緒《七錄》、《七志》，宋《崇文書目》，清《四庫提要》之類。
(二)習(xí)藝之文：
1.算術(shù)。如《九章算法》、《圜法》之類。
2.工程。如《周禮考工記》，徐光啟的《龍骨車》、《玉衡車》之類。
3.農(nóng)事。如北魏《齊民要術(shù)》、元王楨《農(nóng)書》、明徐光啟《農(nóng)政全書》之類。
4.醫(yī)書。如《素問》、《靈樞》、《傷寒論》、《千金要方》之類。
5.地志。如《禹貢》、《周禮職方志》、《水經(jīng)》、《水道提綱》、《乾隆府廳州縣志》、《方輿志略》之類。
以上各種，文都佳絕，也非集部所具的，所以我們目光不可專注在集部。
文學(xué)的分類既如上述，我們再進(jìn)一步討論文學(xué)的派別：
經(jīng)典之作，原非為文，諸子皆不以文稱。《漢書賈誼傳》稱賈誼“善屬文”，文乃出。西漢一代，賈誼、董仲舒、太史公、枚乘、鄒陽、司馬相如、揚(yáng)雄、劉向，稱為“文人”，但考《漢書》所載趙充國的奏疏，都草絕千古，卻又不以“文人”稱，這是什么原故呢?想是西漢所稱為“文人”，并非專指行文而言，必其人學(xué)問淵博，為人所推重，才可算文人的。東漢班彪著《王命論》，班固著《兩都賦》，以及蔡邕、傅毅之流，是當(dāng)時著稱的文人。但東漢講政治若崔實(shí)《政論》，仲長統(tǒng)《昌言》，說經(jīng)若鄭康成之流，行文高出諸文人上，又不以文名了。在西漢推尊文人，大概注目在淹博有學(xué)問一點(diǎn)，東漢推尊的文人，有些不能明白了。東西漢文人在當(dāng)時并無派別，后人也沒曾有人替他們分成派別的。
三國時曹家父子三人(操、丕、植)文名甚高。操以《詔令》名，丕以《典論》名，植以《求自試表》等稱。人們所以推尊他們，還不以其文，大都是以詩推及其文的。徐干詩不十分好，《中論》一書也不如仲長統(tǒng)所著而為當(dāng)時所稱。吳中以張昭文名為最高，我們讀他所著，也無可取，或者以道德而推及其文的。陸家父子(遜、抗、凱、云、機(jī))都以文名，而以陸機(jī)為尤，他是開晉代文學(xué)之先的。晉代潘、陸雖并稱，但人之尊潘終不如陸，《抱樸子》中有贊陸語，《文中子》也極力推尊他，唐太宗御筆贊也只有陸機(jī)、王羲之二人，可見人們對他的景仰了。自陸出，文體大變：兩漢壯美的風(fēng)氣，到了他變成優(yōu)美了;他的文，平易有風(fēng)致，使人生快感的。晉代文學(xué)和漢代文學(xué)，有大不同之點(diǎn)。漢代厚重典雅，晉代華妙清妍，差不多可以說一是剛的，一是柔的。東晉好談?wù)摱鵁o以文名者，駢文也自此產(chǎn)生了。南北朝時傅季友(宋人)駢體殊佳，但不能如陸機(jī)一般舒卷自如，后此任昉、沈約輩每況斯下了。到了徐、庚之流，去前人更遠(yuǎn)，對仗也日求精工，典故也堆疊起來，氣象更是不雅淡了。至當(dāng)時不以文名而文極佳的，如著《崇有論》的裴，著《神滅論》的范縝等，更如：孔琳(宋)、蕭子良(齊)、袁翻(北魏)的奏疏，干寶、袁宏、孫盛、習(xí)鑿齒、范曄的史論，我們實(shí)在景仰得很。在南北朝文家亦無派別，只北朝人好摹仿南朝，因此有推尊任昉的有推尊沈約的等不同。北朝至周，文化大衰，到了隋代，更是文不成文了。
唐初文也沒有可取，但輕清之氣尚存，若楊炯輩是以駢兼散的。中唐以后，文體大變，變化推張燕公、蘇許公為最先，他們行文不同于庚也不同于陸，大有仿司馬相如的氣象。在他們以前，周時有蘇綽，曾擬《大誥》，也可說是他們的濫觴。韓、柳的文，雖是別開生面，卻也從燕、許出來，這是桐城派不肯說的。中唐蕭穎士、李華的文，已漸趨于奇。德宗以后，獨(dú)孤及的行文，和韓文公更相近了。后此韓文公、柳宗元、劉禹錫、呂溫，都以文名。四人中以韓、柳二人最喜造詞，他們是主張?jiān)~必己出的。劉、呂也愛造詞，不過不如韓、柳之甚。韓才氣大，我們沒見他的雕琢氣;柳才小，就不能掩飾。韓之學(xué)生皇甫湜、張籍，也很歡喜造詞。晚唐李翱別具氣度，孫樵佶屈聱牙，和韓也有不同。駢體文，唐代推李義山，漸變?yōu)楹蟠摹八牧w”，我們把他和陸機(jī)一比，真有天壤之分。唐人常稱孟子、荀卿，也推尊賈誼、太史公，把晉人柔曼氣度掃除凈盡，返于漢代的“剛”了。
宋蘇軾稱韓文公“文起八代之衰”，人們很不佩服。他所說八代，也費(fèi)端詳。有的自隋上推合南朝四代及晉、漢為八代，這當(dāng)然不合的;有的自隋上推合北朝三代及晉、漢、秦為八代，那是更不合了。因?yàn)樗抉R遷、賈誼是唐人所極尊的，東坡何至如此糊涂?有的自隋上推合南朝四代、北朝三代為八代，這恰是情理上所有的。
宋初承五代之亂，已無文可稱;當(dāng)時大都推重李義山，四六體漸盛，我們正可以說李義山是承前啟后的人，以前是駢體，以后變成四六了。北宋初年，柳開得韓昌黎集讀之，行文自以為學(xué)韓，考之實(shí)際，和韓全無關(guān)系，但宋代文學(xué)，他實(shí)開其源。以后穆修、尹洙輩也和四六離異，習(xí)當(dāng)時的平文(古文一名，當(dāng)時所無)，尹洙比較前人高一著。北宋文人以歐陽修，三蘇、曾、王為最著。歐陽本習(xí)四六，后來才走入此途，同時和他敵對，首推宋祁。祁習(xí)韓文，著有《新唐書》，但才氣不如韓。他和歐陽交情最深，而論文極不合。他的長兄宋郊，習(xí)燕、許之文，和他也不同。
明人稱“唐宋八大家”，因此使一般人以為唐宋文體相同。實(shí)在唐文主剛，宋文主柔，極不相同。歐陽和韓，更格格不相入。韓喜造詞，所以對于李觀、樊宗師的文很同情。歐陽極反對造詞，所以“天地軌，萬物茁，圣人發(fā)”等句，要受他的“紅勒帛”。并且“黈纊塞耳，前旒蔽明”二語，見于《大戴禮》，歐陽未曾讀過，就不以為然，它無論矣。三蘇以東坡為最博，洵、轍不過爾爾。王介甫才高，讀書多，造就也較多。曾子固讀書亦多，但所作《樂記》，只以大話籠罩，比《原道》還要空泛。有人把他比劉原甫，一浮一實(shí)，擬于無倫了。宋人更稱曾有經(jīng)術(shù)氣，更堪一笑!
南宋文調(diào)甚俗，開科舉文之端。這項(xiàng)文東坡已有雛形，只未十分顯露，后來相沿而下，為明初宋濂輩的臺閣體。中間在元代雖有姚燧、虞集輩尚有可觀，但較諸北宋已是一落千丈。
宋代不以文名而文佳者，如劉敞、司馬光輩謹(jǐn)嚴(yán)厚重，比歐陽高一等，但時人終未加以青目，這也是可惜的。
明有“前七子”、“后七子”之分。“前七子”(李夢陽等)恨臺閣體;“后七子”(王世貞等)自謂學(xué)秦、漢，也很庸俗。他們學(xué)問都差于韓、蘇，摹擬不像，后人因此譏他們?yōu)閭误w。歸有光出，和后七子中王世貞相抗敵，王到底不能不拜他的下風(fēng)。歸所學(xué)的是歐、曾二家，確能入其門庭，因此居偽體之上。正如孟子所說，“五谷不熟，不如荑稗”的了!
桐城派，是以歸有光為鼻祖，歸本為昆山人，后來因?yàn)榉健⒁εd自桐城，乃自為一派，稱文章正宗。歸講格律、氣度甚精工，傳到顧亭林有《救文》一篇，講公式禁忌甚確，規(guī)模已定。清初汪琬學(xué)歸氏甚精，可算是歸氏的嫡傳，但桐城派不引而入之，是純?yōu)榈赜蛏系年P(guān)系了。
方苞出，步趨歸有光，聲勢甚大，桐城之名以出。方行文甚謹(jǐn)嚴(yán)，姚姬傳承他的后，才氣甚高，也可與方并駕。但桐城派所稱劉大櫆，殊無足取，他們竟以他是姚的先生，并且是桐城人，就憑意氣收容了，因此引起“陽湖”和他對抗。陽湖派以惲敬、張惠言為巨子。惠言本師事王灼，也是桐城派的弟子。他們嫉惡桐城派獨(dú)建旗幟，所以分裂的，可惜這派傳流不能如桐城派的遠(yuǎn)而多。姚姬傳弟子甚多，以管同、梅曾亮為最。梅精工過于方、姚，體態(tài)也好，惜不甚大方，只可當(dāng)作詞曲看。曾國藩本非桐城人，因?yàn)槁暶雍眨┏桥蓮?qiáng)引而入之。他的著作，比前人都高一著。歸、汪、方、姚都只能學(xué)歐、曾。曾才有些和韓相仿佛，所以他自己也不肯說是桐城的。桐城派后裔吳汝綸的文，并非自桐城習(xí)來，乃自曾國藩處授得的。清代除桐城而外，汪中的文也卓異出眾，他的敘事文與姚相同，駢體文又直追陸機(jī)了。
我們平心論之，文實(shí)在不可分派。言其形式，原有不同，以言性情才力，各各都不相同，派別從何分起呢?我們所以推重桐城派，也因?yàn)閷W(xué)習(xí)他們的氣度格律，明白他們的公式禁忌，或者免除那臺閣派和七子派的習(xí)氣罷了。
他們所告訴我們的方式和禁忌，就是：
(一)官名地名應(yīng)用現(xiàn)制。
(二)親屬名稱應(yīng)仍《儀禮喪服》、《爾雅釋親》之舊。
(三)不俗——忌用科舉濫調(diào)。
(四)不古。
(五)不枝。
二、有韻文
我們在此可以討論有韻文了。有韻文是什么?就是“詩”。有韻文雖不全是詩，卻可以歸在這一類。在古代文學(xué)中，詩而外，若“箴”，全是有韻的;若“銘”，雖雜些無韻，大部分是有韻的;若“誄”，若“像贊”，若“史述贊”，若“祭文”，也有有韻的，也有無韻的。那無韻的，我們可歸之于文;那有韻的可歸之于詩了。至于《急就章》、《千字文》、《百家姓》、“醫(yī)方歌訣”之類，也是有韻的，我們也不能不稱之為詩。前次曾有人把《百家姓》可否算詩來問我，我可以這么答道：“詩只可論體裁，不可論工拙。《百家姓》既是有韻，當(dāng)然是詩。”總之，我們要先確定有韻為詩、無韻為文的界限，才可以判斷什么是詩。像《百家姓》之流，以工拙論，原不成詩，以形式論，我們不能不承認(rèn)他是詩。
詩以廣義論，凡有韻是詩;以狹義論，則惟有詩可稱詩：什么可稱詩?《周禮春官》稱六詩，就是風(fēng)、賦、比、興、雅、頌。但是后來賦與詩離，所謂比、興也不見于《詩經(jīng)》。究竟當(dāng)日的賦、比、興是怎樣的，已不可考。后世有人以為賦、比、興就在《風(fēng)》、《雅》、《頌》之中，《鄭志》張逸問：“何詩近于比、賦、興?”答曰：“比、賦、興，吳札觀詩時，已不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fēng)》、《雅》、《頌》中，難復(fù)摘別，篇中義多興，此謂比、賦、興，各有篇什。自孔子淆雜第次而毛公獨(dú)旌表興，其比、賦俄空焉。圣者顛倒而亂形名，大師偏觢而失鄰類。”鄭康成《六藝論》也說：《風(fēng)》、《雅》、《頌》中有賦、比、興。《毛傳》在《詩》的第一節(jié)偶有“興也”二字，朱文公也就自我作古，把“比也”、“賦也”均添起來了。我以為《詩》中只有《風(fēng)》、《雅》、《頌》，沒有賦、比、興。左氏說：“《彤弓》、《角弓》，其實(shí)《小雅》也;吉甫作誦，其風(fēng)肆好，其實(shí)《大雅》也。”考毛公所附“興也”的本義，也和賦、比、興中的“興”不同，只不過像樂府中的“引”、“艷”一樣。
“六詩”本義何在?我們除比、興不可考而外，其余都可溯源而得之：
(一)風(fēng)。《詩小序》：“風(fēng)者上以風(fēng)化下，下以風(fēng)刺上。”我以為風(fēng)的本義，還不是如此。風(fēng)是空氣的激蕩，氣出自口就是風(fēng)，當(dāng)時所謂風(fēng)，只是口中所謳唱罷了。
(二)頌。“頌”在《說文》就是“容”字，《說文》中“容”只有納受的意義，這“頌”字才有形容的意義。《詩小序》謂“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我們于此可想見古人的頌是要“式歌式舞”的。
(三)賦。古代的賦，原不可見，但就戰(zhàn)國以后諸賦看來都是排列鋪張的。古代凡兵事所需，由民間供給的謂之“賦”，在收納民賦時候，必須按件點(diǎn)過。賦體也和按件點(diǎn)過一樣，因此得名了。
(四)雅。這項(xiàng)的本義，比較的難以明白：《詩小序》說：“雅者正也”雅何以訓(xùn)作正?歷來學(xué)者都沒有明白說出，不免引起我們的疑惑。據(jù)我看來，“雅”在《說文》就是“鴉”，“鴉”和“烏”音本相近，古人讀這兩字也相同的，所以我們也可以說“雅”即“烏”。《史記李斯傳諫逐客書》、《漢書楊惲傳報(bào)孫會宗書》均有“擊缶而歌烏烏”之句，人們又都說“烏烏”秦音也。秦本周地，烏烏為秦聲，也可以說烏烏為周聲。又商有頌無雅，可見雅始于周。從這兩方面看來，“雅”就是“烏烏”的秦聲，后人因?yàn)樗柙伒亩际菑R堂大事，因此說“雅”者正也。《說文》又訓(xùn)“雅”為“疋”，這兩字音也相近。“疋”的本義，也無可解，《說文》訓(xùn)“疋”為“足”，又說：“疋，記也。”大概“疋”就是后人的“疏”，后世的“奏疏”，也就是記。《大雅》所以可說是“疋”，也就因?yàn)椤洞笱拧肥怯浭轮姟?/p>
我們明白這些本義，再去推求《詩經(jīng)》，可以明白了許多。太史公在《孔子世家》說：“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袵席。故曰《關(guān)雎》之亂以為《風(fēng)》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可見古詩有三千余篇。有人對于三千余篇，有些懷疑，以為這是虛言。據(jù)我看來，這并非是虛言。《風(fēng)》、《雅》、《頌》已有三百余篇，考他書所見逸詩，可得六百余篇;若賦、比、興也有此數(shù)，就可得千二百篇了。《周禮》稱九德六詩之歌，可見六詩以外，還有所謂九德之歌。在古代盛時，“官箴、占繇皆為詩，所以序《庭燎》稱‘箴’，《沔水》稱‘規(guī)’，《鶴鳴》稱‘誨’，《祈父》稱‘刺’，詩外更無所謂官箴，辛甲諸篇，也在三千之?dāng)?shù)”。我們以六詩為例，則九德也可得千八百篇：合之已有三千篇之?dāng)?shù)，更無庸懷疑。至于這三千篇刪而為三百篇，是孔子所刪，還是孔子以前已有人刪過呢?我們無從查考。不過孔子開口就說誦詩三百，恐怕在他以前，已有人把詩刪過了!大概三千篇詩太復(fù)雜，其中也有誦世系以勸戒人君，若《急就章》之流，使學(xué)者厭于諷誦。至若比、賦、興雖依情志，又復(fù)廣博多華，不宜聲樂，因此十五流中刪取其三，到了孔子不過整齊彼的篇第不使凌亂罷了。
《詩經(jīng)》只有《風(fēng)》、《雅》、《頌》，賦不為當(dāng)時所稱，但是到了戰(zhàn)國，賦就出來了。屈原、孫卿都以賦名：孫卿以《賦》、《成相》分二篇題號已別。屈原《離騷》諸篇，更可稱為卓立千古的賦。《七略》次賦為四家：一曰屈原賦，二曰陸賈賦，三曰孫卿賦，四曰雜賦。屈原的賦是道情的，孫卿的賦是詠物的，陸賈賦不可見，大概是“縱橫”之變。后世言賦者，大都本諸屈原。漢代自從賈生《惜誓》上接《楚辭》，《鳥》仿佛《卜居》，司馬相如自《遠(yuǎn)游》流變而為《大人賦》，枚乘自《大招》、《招魂》散而為《七發(fā)》，其后漢武帝《悼李夫人》、班婕好《自悼》，以及淮南、東方朔、劉向輩大都自屈、宋脫胎來的。至摹擬孫卿的，也有之，如《鸚鵡》、《焦鷯》諸賦都能時見一端的。
三百篇以后直至秦代，無詩可見。一到漢初，詩便出來了。漢高祖《大風(fēng)歌》，項(xiàng)羽《虞兮歌)，可說是獨(dú)創(chuàng)的詩。此后五言詩的始祖，當(dāng)然要推《古詩十九首》。這十九首中據(jù)《玉臺新詠》指定九首是枚乘作的，可見這詩是西漢的產(chǎn)品。至蘇武、李陵贈答之詩，有人疑是東漢時托擬的。這種五言詩多言情，是繼四言詩而起的，因?yàn)樗难栽娭寥倨烈颖M矣，以后繼作，都不能比美，漢時雖有四言詩，若韋孟之流，才氣都不及，我們總覺得很淡泊。至碑銘之類(嶧山碑等)又是和頌一般，非言情之作，其勢非變不可，而五言代出。
漢代雅已不可見，《郊祀歌》之流，和頌實(shí)相類似，四言而外，也有三言的，也有七言的。此后頌為用甚濫，碑銘稱“頌”，也是很多的。
漢代文人能為賦未必能以詩名，枚乘以詩長，他的賦卻也不甚著稱。東漢一代，也沒有卓異的詩家，若班固等，我們只能說是平凡的詩家。
繼十九首而振詩風(fēng)，當(dāng)然要推曹孟德父子。孟德的四言，上不摹擬《詩經(jīng)》，獨(dú)具氣魄，其他五言七言諸詩，雖不能如十九首的沖淡，但色味深厚，讀之令人生快。魏文帝和陳思王的詩，也各有所長，同時劉楨、王粲輩畢竟不能和他們并駕。鐘嶸《詩品》評古詩十九首說是“一字千金”，我們對于曹氏父子的詩，也可以這樣說他，真所謂：“其氣可以抗浮云，其誠可以比金石。”
語曰：“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可見詩是發(fā)于性情。三國以前的詩，都從真性情流出，我們不能指出某句某字是佳，他們的好處，是無句不佳無字不佳的。曹氏父子而后，就不能如此了。
曹氏父子而后，阮籍以《詠懷詩》聞于世。他本好清談，但所作的詩，一些也沒有這種氣昧。《詩品》稱阮詩出于《離騷》，真是探源之論，不過陳思王的詩，也出自《離騷》，阮的詩還不能如他一般痛快。
晉初左思《詠史詩》、《招隱詩》風(fēng)格特高，與曹不同，可說是獨(dú)開一派。在當(dāng)時他的詩名不著，反而陸機(jī)、潘岳輩以詩稱。我們平心考察：陸詩散漫，潘詩較整飭，畢竟不能及左思，他們也只可以說是作賦的能手罷了。當(dāng)時所以不看重左思，也因他出身微賤，不能像潘、陸輩身居貴胄的原故。《詩品》評詩，也不免于徇俗，把左思置在陸、潘之下，可為浩嘆!其他若張華的詩，《詩品》中稱他是“兒女情多，風(fēng)云氣少”。我們讀他的詩意，只覺得是薄弱無力量，所謂兒女情多，也不知其何所見而云然，或者我們沒曾看見他所著的全豹，那就未可臆斷了!
東晉清談過甚，他們的“清談詩”，和宋時“理學(xué)詩”一般可厭。他們所做的詩，有時講講莊、老，有時談?wù)劮鹄恚駥O綽、許詢輩都是如此。孫綽《天臺山賦》有“大虛遼廓而無閡，運(yùn)自然之妙有”等句，是前人所不肯用的。《詩品》說他們的詩，己是“風(fēng)騷體盡”，很是不錯。在東晉一代中無詩家可稱，但劉琨《扶風(fēng)歌》等篇，又是詩中佳品，以武人而能此，卻也可喜!
陶淵明出，詩風(fēng)一振，但他的詩終不能及古人，《詩品》評為“隱逸之詩”。他講“田舍風(fēng)味”，極自然有風(fēng)致，也是獨(dú)樹一幟。在他以前，描寫風(fēng)景的詩很少，至他專以描寫風(fēng)景見長，如“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之句，真古人所不能道。淵明以后，謝靈運(yùn)和顏延之二家繼他而起。謝描摹風(fēng)景的詩很多，句調(diào)精煉，《詩品》說他是“初出芙蓉”。顏詩不僅描風(fēng)景，作品中也有雕刻氣，所以推為詩家，或以顏學(xué)問淹博之故。《詩品》評顏謂為“鏤金錯彩”。陶詩脫口自然而出，并非揉作而成，雖有率爾之詞，我們總覺得可愛。如謝詩就有十分聱牙之處，我們總可以覺得他是矯作的。小謝(謝脁)寫風(fēng)景很自然，和淵明不相上下，而當(dāng)時學(xué)者終以小謝不及大謝，或者描寫風(fēng)景之詩，大家都愛工巧，所以這般評論。梁代詩家推沈約(永明體自他出)，律詩已有雛形了。古詩所以變?yōu)槁稍姡惨蛑x、顏詩不可諷誦，他因此故而定句調(diào)。沈約的律詩，和唐后律詩又不相同。《隋書經(jīng)籍志》載他的《四聲譜》有一卷，可見譜中所載調(diào)是很多的，并不像唐后律詩這么簡單。他的四聲譜，我們雖不能見，但讀他的詩，比謝、顏是調(diào)和些，和陶、小謝卻沒有什么分別呢。
宋鮑照、齊江淹，也以詩名。鮑有漢人氣味，以出身微賤，在當(dāng)時不甚著稱。江善于擬古，自己的創(chuàng)作卻不十分高明。
南北朝中，我們只能知道南朝的作品。北朝究竟有無詩家，久已無從考得，但《木蘭詩》傳自北朝，何等高超，恐怕有些被淹沒了呢!
梁末詩又大變，如何遜、陰鏗的作品，只有一二句佳絕了。在此時，古今詩辟下一大界限，全篇好是古詩的特色，一二句好是此后的定評。隋楊素詩絕佳，和劉琨可仿佛。此時文人習(xí)于南北朝的詩風(fēng)，愛用典故，并喜雕琢。楊素武人不愛雕琢，亦不能雕琢，所以詩獨(dú)能過人。當(dāng)時文人專著眼在一二句好處，對于楊素不甚看重。所以隋煬帝為了忌嫉“空梁落燕泥”、“庭草無人隨意綠”二佳句，就殺兩詩人了。
唐初，律詩未出，唐太宗和魏征的詩，和南北朝相去不遠(yuǎn)。自四杰(駱賓王、王勃、楊炯、盧照鄰)出，作品漸含律詩的氣味，不過當(dāng)時只有五言律，并未有七言律。四杰之文很卑微，他們的詩，卻有氣魄。成就五言的是沈佺期、宋之問，他們的詩，氣魄也大，雖有對仗，但不甚拘束。五言古詩到此時也已窮極，五律七古不能不產(chǎn)生了。唐以前七古雖有，但不完備，至唐始備全。七古初出，若李太白、崔顥的詩，都蒼蒼茫茫，信筆寫去，無所拘忌。李詩更含復(fù)古的氣味，和同時陳子昂同一步驟。
盛唐詩家以王維、孟浩然、張九齡為最。張多古詩，和李、陳同有復(fù)古的傾向。王、孟詩與陶相近，作品中有古詩有律詩，以描寫風(fēng)景為最多，都平淡有意趣。
李、陳、張，三家都是復(fù)古詩家，三人中自然推李為才最高。他生平目空古人，自以為在古人之上，在我們看來，他的氣自然盛于前人，說他是高于前人恐怕未必。王、孟兩家是在古今之間，到了杜甫，才開今派的詩。
杜甫的詩，元稹說他高于李，因?yàn)槎帕⑴怕芍w為李所不及的。據(jù)我看來，李詩是成線的，杜詩是成面的，杜詩可說是和“賦”有些相像，必要說杜勝于李，卻仍不敢贊同。并且自杜詩開今，流于典故的堆疊，自然的氣度也漸漸遺失，為功為罪，未可定論!至于杜的古詩，和古人也相去不遠(yuǎn)，只排律一體，是由他首創(chuàng)，“子美別開新世界”，就是這么一個世界罷!在杜以前諸詩家，除顏延之而外，沒有一個以多用書為貴的，自杜以后，才非用典故，不能夸示于人。或者后人才不如古，以典故文飾，可掩了自己的短處!正如天然體態(tài)很美的女子，不要借力于脂粉，那些體態(tài)不甚美的，非藉此不可了。昌黎的詩，習(xí)杜之遺風(fēng)，更愛用典故，并愛用難識的字，每況愈下了，但自然之風(fēng)尚存，所以得列于詩林。
韋應(yīng)物、柳宗元兩家，和昌黎雖同時，而作品大不相同。他們有王、孟氣味，很自然平淡的。我們竟可以說柳的文和詩截不相同。同時有元微之、白居易二家，又和別家不同。他們隨便下筆，說幾句民情，有《小雅》的風(fēng)趣，他們所以見稱也以此。
晚唐溫庭筠、李義山兩家愛講對仗，和杜甫愛典故是一樣的結(jié)合，便成宋代的詩風(fēng)。“西昆體”染此風(fēng)甚深，所以宋代詩話，專在這些地方留意。
宋初歐陽修、梅圣俞對于西昆體很反對，但歐陽修愛奇異的詩句，如“水泥行郭索(這句是詠蟹，“郭索”兩字見揚(yáng)子《太玄經(jīng)》)，云木叫鉤辀(這句是詠鳩，“鉤辀”兩字見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句，已不可解，他卻大加贊賞，和他的論文，大相抵觸的。梅圣俞的詩，開考古之源，和古人詠古的詩，又大不相同了。總之，宋人的詩，是合“好對仗，引奇字，考據(jù)”三點(diǎn)而成，以此病入膏肓。蘇軾的詩，更打破唐詩的規(guī)模，有時用些佛典之法理，太隨便了。王荊公愛講詩律，但他的詩律，忽其大者而注重小者，竟說：“上句用漢書，下句也要用漢書的。”(按原話為：“用漢人語，止可以漢人語對。”見《石林詩話》)自此大方氣象全失;我們讀宋祁“何言漢樸學(xué)(見《漢書》)，反似楚技官(見《史記吳起傳》)”之句，再看王維“正法調(diào)狂象(見佛法)，玄言問老龍(見《莊子》)”之句，真有天壤之判呢!有宋一代，詩話很多，無一不深中此病。惟《滄浪詩話》和眾不同，他說“詩有別才，不關(guān)學(xué)也;詩有別趣，不關(guān)理也”。此種卓見，可掃宋人的習(xí)氣了。
南宋陸放翁含北宋習(xí)氣也很深，惟有范石湖、劉后村自有氣度，與眾不同。黃山谷出，開江西詩派之源。黃上學(xué)老杜，開場兩句必對仗，是他們的規(guī)律，這一派詩無足取。
元、明、清三代詩甚衰，一無足取。高青邱的詩失之靡靡，七子的詩失之空門面，王漁洋、朱彝尊的詩失之典澤過濃，到了翁方綱以考據(jù)入詩，洪亮吉愛對仗，更不成詩。其間稍可人意的，要推查初白的，但也不能望古人之項(xiàng)背。洪亮吉最賞識“足以烏孫涂上繭，頭幾黃祖座中梟”二句，我們讀了只作三日嘔!
詩至清末，窮極矣。窮則變，變則通;我們在此若不向上努力，便要向下墮落。所謂向上努力就是直追漢、晉，所謂向下墮落就是近代的白話詩，諸君將何取何從?提倡白話詩人自以為從西洋傳來，我以為中國古代也曾有過，他們?nèi)缫L祖，我可請出來。唐代史思明(夷狄)的兒子史朝義，稱懷王，有一天他高興起來，也詠一首櫻桃的詩：“櫻桃一籃子，一半青，一半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贄：”那時有人勸他，把末兩句上下對掉，作為“一半與周贄，一半與懷王”，便與“一半青，一半黃”押韻。他怫然道：“周贄是我的臣，怎能在懷王之上呢?”如在今日，照白話詩的主張，他也何妨說：“何必用韻呢?”這也可算白話詩的始祖罷。一笑!
國學(xué)的派別與分類 2
1、學(xué)究派。也就是正統(tǒng)官方主流學(xué)術(shù)觀點(diǎn)了。此類中人，都是吃官飯說官話的。非常講究學(xué)術(shù)傳承，誰的弟子，就必然繼承誰的學(xué)術(shù)研究觀點(diǎn)。比如百家講壇中很多明星學(xué)者。這些人，身份地位比較高，因此非常容易取得話語權(quán)，并獲得大眾的認(rèn)同。
2、秀才派。所謂秀才，即知識分子。沒有老學(xué)究的官方身份和權(quán)威背景，但是卻也有文化有知識有思想，很是有些特立獨(dú)行的師心自用的研究觀點(diǎn)。這一類人，默默無聞?wù)撸较吕锕ぷ髦嚅_展各種學(xué)術(shù)研究，比比皆是。
3、宗教派。此類人，都或多或少具有儒釋道的宗教界身份。以世外高人的形象出現(xiàn)，并從宗教的角度，講解一些國學(xué)問題。其中最著名的，莫過于南懷瑾了。
4、江湖派。此類人，就是社會泛濫成災(zāi)上的各種大師活佛了。這種人，江湖氣非常濃厚，一切言行的出發(fā)點(diǎn)，不外求財(cái)二字。比如搞天價養(yǎng)生班的李一，再比如，各種出書的著名風(fēng)水大師。
5、科學(xué)派。此類人，都是根據(jù)現(xiàn)代科學(xué)結(jié)論，來重新解讀研究國學(xué)。筆者個人認(rèn)為，這是一幫非常天真可愛的人。
6、現(xiàn)代派。這一類人，滿腦子都是現(xiàn)代人的思維方式，卻用現(xiàn)代人的腦子，去硬套古人的學(xué)問。用一些心靈雞湯或小段子、小故事或小資情調(diào)，去論述古人的國學(xué)。其中混得最明白的，莫過于講論語的于丹。此流派，深受社會上大量的擁有一張高等文憑的知識分子的歡迎。
7、隱士派。此類人，都各有各的秘密傳承的，不過都不愿講出來。默默隱藏在人海中。但是，這些人，都各有各的真本領(lǐng)的。或是宗教修行，或是琴棋書畫，或是舞文弄墨，或是風(fēng)水占卜，各有各的訣竅的。這些訣竅，不能形之于文字，但是在實(shí)踐中，用起來很靈的。
8、圣賢派。真正的活菩薩一樣的人物，在這個世界上，也許還是有的。并不是只有古代才有圣賢，當(dāng)今社會也有的。只不過，遇到了，大多數(shù)人也認(rèn)不出來罷了。世上的人，絕大多數(shù)都是認(rèn)假不認(rèn)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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