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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的民族遷徙
初秋的北平，深夜微涼。空蕩蕩的大街上，一群人拎著箱子，行色匆匆。人群中有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家，還有清華大學的三位教授。
時為1937年9月—— 北平被日軍占領一個多月后。幾位大名鼎鼎的中國學界精英做出艱難抉擇：離開北平這個是非之地，踏上向南流亡之旅??
為保護和搶救平津地區的教育、文化界知識分子及民族精英，當時的國民政府教育部向他們秘密發出了撤退至長沙、西安等地的命令。一場中國現代史上最悲壯的知識分子大遷徙就此拉開序幕??
作家岳南歷時八年采訪和收集資料，厘清了當年那段塵封的史事，在160萬字的《南渡北歸》一書中，全景式展現了陳寅恪、傅斯年等幾十位人文科學領域的大師們，在那場動蕩亂世中曲折的生命軌跡和不屈的學術追求。
“從這些人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人格的力量和不朽的精神，以及一個民族復興的意志與希望。”岳南對本刊記者說。
近日，岳南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表示，寫作這本書是為了讓今天的人們了解，那個動亂年代還有這樣一群人在以這樣的方式和精神面貌生活著。
南渡終將北歸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稱曰南渡。南渡之人，未能有北返者。晉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正如這段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所記，我國歷史上曾有三次“南渡”都以國破難返而告終。
悲劇沒有延續。發生在抗戰期間的第四次“南渡”，比之歷史，敵人更為兇惡，處境更為艱險，卻在不到十年的時間內“北歸”。
這樣的完勝，在岳南看來，得之于當時中華民族所表現出的勇氣、智慧、團結的力量和必勝的信心—— 而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當時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大師們對國民的影響。
“這個影響除了站在講臺上的教授類型的知識分子薪火相傳，還有不站在講臺上的知識分子們以身示范所起的作用。這兩股力量形成了一個強大磁場，在民族危難到來的時候，釋放出了內在的能量，感化、催發著中國軍民為抗戰勝利而不惜身家性命，以從來沒有過的勇氣與信心、智慧，贏得了抗戰的勝利。”岳南對本刊記者說。
岳南在書中描述了這樣的情節：1938年初，已在長沙組成臨時大學的各高校師生分批向昆明遷徙，另行組建以北大、清華、南開師生為主體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漫長而艱辛的旅途中，師生們仍未放棄實踐和教學，一路調查社會與民眾生活，寫下了一本本日記和觀察心得。每到一地，借休整之機，曾昭掄、聞一多等教授還向當地的軍政官員、士紳與民眾作政治文化方面的講演，分析中國的國力、軍隊和武器，與他們探討堅持抗戰的種種論題。
而發生在陳寅恪先生身上的故事則更讓岳南感佩。
陳寅恪在困于日軍占領的香港時，于貧病交加中仍倚床誦讀《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南宋建炎以來志士仁人堅守民族氣節的愛國事跡，激起了陳寅恪的共鳴。在書的最后一卷，他寫下這樣的跋語：“于萬國兵戈饑寒疾病之中，以此書消日，遂匆匆讀一過。昔日家藏殿本及學校所藏之本雖遠勝此本之為訛脫，然當時讀此書猶是太平之世，故不及今日讀此之親切有味也。”
后來，當駐港日本憲兵為陳家送去急需的大米企圖拉攏他時，陳寅恪夫婦嚴詞拒絕，將大米丟出門外，寧肯全家餓死也不“折腰”。
氣節之外，即使在最艱苦的條件下，學者們也從未放棄過自己的學術事業。
1943年，英國劍橋大學教授、科技史家李約瑟，借訪問中國之機，特意到遷至李莊的同濟大學，探望闊別十多年的老友童第周。當看到老友那間只有一架雙筒顯微鏡的簡陋實驗室時，李約瑟實在不敢相信，就在這里，童第周完成了高難度的實驗，并撰寫了數篇在國際上引起矚目的高質量論文。這次李莊之行讓李約瑟畢生難忘—— 在中國西南部這個偏僻山坳里，他看到了一批堅韌不拔又滿懷熱情的中國學者。
國難當頭之時，中國知識分子所表現出的這種精神、風骨和氣度，令著名學者馬一浮在香港防空洞里躲避日本轟炸時，仍對戰爭的前景滿懷信心—— “這場戰爭注定是中國贏的。我們用第一流的人才在抵抗著日本二流人才的進攻，焉有不勝之理!”
馬一浮的預言終成現實。1945年，中國軍民贏得了抗戰勝利。次年5月4日，西南聯大在昆明舉辦了校史上最后一次結業典禮。這一天，也是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正式復校的日子。
“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杰。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祈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除倭虜復神京，還燕碣。”三校師生們唱著由馮友蘭作詞的西南聯大校歌整裝北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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