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極言直諫
導語：魏征是唐太宗時期有名的諫臣，身為一名諫臣，他始終謹記自己肩上的責任。讓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他吧!
魏徵備經喪亂，仕途坎坷，閱歷豐富，因而也造就了他的經國治世之才，他對社會問題有著敏銳的洞察力，而且為人耿直不阿，遇事無所屈撓，深為精勤于治的唐太宗所器重。太宗屢次引魏徵進入臥室，“訪以得失”，魏徵也“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無不言”，對于朝政得失，頻頻上諫。唐太宗曾褒獎他說：“卿所陳諫，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誠奉國，何能若是?”不久，遷任尚書左丞。貞觀三年(629年)即以秘書監參知國政，進封鄭國公。魏徵的直言極諫是著名的，當時以“識鑒精通”而聞名的宰相王珪曾高度評價他說：“每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據《貞觀政要》記載統計，魏徵向太宗面陳諫議有五十次，呈送太宗的奏疏十一件，一生的諫諍多達“數十余萬言”。其次數之多，言辭之激切，態度之堅定，都是其他大臣所難以倫比的。
魏徵的諫諍涉及面很廣，朝廷軍國大事的失誤自然是他上諫的主要內容。為了醫治隋末戰亂的創傷，他規諫太宗要與民休養生息，一改隋煬帝奢靡之風，反對營造宮室臺榭和對外窮兵黷武;為了社會的安定，他規諫太宗要廢除隋的嚴刑峻法，代之以寬平的刑律;為了政治清明，他規諫太宗用人要“才行俱兼”，對官吏中的貪贓枉法之徒要嚴懲不貸。在刑賞問題上，他認為刑賞之本在于勸善懲惡，在王法面前，“貴賤親疏”一律對待;在君主的思想作風上，他規諫太宗要兼聽廣納，認為“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以防止貴臣壅蔽，下情不得上達。他規諫太宗要以“亡隋為戒”，接受歷史教訓，居安思危，力戒驕奢淫逸。對這些有關國家治亂、社稷存亡的大問題，魏徵在上諫時一向是堅持原則，據理力爭，對唐太宗的失誤批評也是尖銳的`。
他提倡上書言辭激切，無所顧忌。貞觀八年(634)，陜縣丞皇甫德參上書說：“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太宗看后大怒，要給他定以訕謗之罪。魏徵馬上勸諫說，昔日賈誼給漢文帝上疏說：“可為痛哭者三，可為太息者五。”自古上書，都是言辭激切，不這樣就不能引起皇帝的警覺，激切并不是訕謗。太宗聽后有所悔悟說：“朕初責此人，若責之，則誰敢言之。”魏徵對唐太宗常常是面折廷諍，有時弄得他面紅耳赤，甚至下不了臺。一次罷朝后，太宗曾余怒未息地說：“會須殺此田舍翁。”又說魏徵“每廷辱我”。不難看出，魏徵的犯顏直諫，往往是一針見血，甚至到了太宗難以忍受的程度。
除了軍國大事外，魏徵對太宗其他一些不合義理的做法也提出善意的批評。貞觀六年(632)八月，長樂公主下嫁，太宗以公主是長孫皇后所生，敕令資妝要倍于永嘉長公主。魏徵上諫，以為長公主尊于公主，公主之禮不應超過長公主。長孫皇后聽到此事后，十分欽佩魏徵的剛直敢諫，頗有感觸地對太宗說：“嘗聞陛下重魏徵，殊未知其故。今聞其諫，實乃能以義制主之情，可謂正直社稷之臣矣。妾與陛下結發為夫婦，曲蒙禮待，情義深重，每言必候顏色，尚不敢輕犯威嚴，況在臣下，情疏禮隔，故韓非為之《說難》，東方稱其不易，良有以也。”之后，便親自去魏徵家，賜帛五百匹。魏徵的直言極諫，甚至說出了連長孫皇后也不敢輕易說出的話。
盡管太宗對魏徵的尖銳批評一時難以接受，但他畢竟認識到魏徵是忠心奉國，有利于國家長治久安，對他的犯顏直諫曾感嘆說：“人言魏徵舉動疏慢，我但覺嫵媚，適為此耳。”當然，唐太宗的開明政治是魏徵屢次極言直諫的重要原因，因此他回答說：“陛下導之使言，臣所以敢諫，若陛下不受臣諫，豈敢數犯龍鱗?”這一番話也并不只是謙遜之辭。
魏徵對朝政失誤的批評，對貞觀政治糾謬補缺，多所裨益。太宗已感到自己不可一日離開他。太宗曾把魏徵比作良匠，自己比作金子，金子原在礦石里，它之所以稱貴，是由“良冶鍛而為器，便為人所寶”。史家高度評價魏徵說：“臣嘗閱《魏公故事》，與文皇討論政術，往復應對，凡數十萬言。其匡過弼違，能近取譬，博約連類，皆前代諍臣之不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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