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李建成的歷史評價
導語：李建成是唐朝李淵的太子，為唐朝的建立立夏犬馬功勞，讓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吧!
溫大雅：太子及王俱稟圣略，傾財賑施，卑身下士。逮乎鬻繒博徒，監門廝養，一技可稱，一藝可取，與之抗禮，未嘗云倦。故得士庶之心，無不至者。
劉昫：建成殘忍，豈主鬯之才。
劉昫：有功曰祖，有德曰宗。建成、元吉，實為二兇。中外交構，人神不容。
司馬光：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
王夫之：太原之起，雖由秦王，而建成分將以響長安，功雖不逮，固協謀而戮力與偕矣。
陳寅恪：然高祖起兵太原，李建成即與太宗各領一軍。及為太子，其所用官僚如王珪、魏徵之流即后來佐成貞觀之治的名臣，可知李建成亦為才智之人。
黃永年：其實從第一手文獻《大唐創業起居注》來看，從太原起兵到高祖進入長安稱帝建唐，建成的功業并不亞于李世民;至于政事上，《舊唐書.建成傳》說建成當了皇太子后，“高祖憂其不嫻政書，每令習時事，自非軍國大務，悉委決之”，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讓建成主持日常工作，學習做皇帝。而史書即使按太宗李世民定的調子多作改竄，也找不到建成此時在政事上弄得如何糟的話。相反，倒可以知道建成在這方面的經驗至少要比李世民豐富得多。”
對于李建成的功業問題，唐史學者李樹桐在他的《唐隱太子軍功考》一文中已有精辟論述，其文考證精詳，論證扎實嚴密，素為治唐史者所推重。現引全文如下，供有興趣的讀者參考。
唐隱太子軍功考
文/李樹桐
一 、引言
《舊唐書》卷六十四《隱太子建成傳》說：
及劉黑闥重反，王珪、魏徵謂建成曰：“殿下但以地居嫡長，爰踐元良，功績既無可稱，仁聲又未遐布。……”
同傳又說：
太宗乃射之，建成應弦而斃……建成等兵遂敗。高祖大驚，謂裴寂等曰：“今日之事(指玄武門之變)如何?” 蕭瑀、陳叔達進曰：“臣聞內外無限，父子不親，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建成、元吉，義旗草創之際，并不預謀，建立已來，又無功德。……”
傳后《贊》曰：
有功曰祖，有德曰宗，建成、元吉，實為二兇，中外交構，人神不容。
假設王珪、魏徵、蕭瑀、陳叔達所說的話為真，則隱太子建成是無功績可言的。史官所贊如果正確，則建成為所謂“二兇”之一，是人神不容的。但“成者王侯敗者賊”，是人們向來所難免的觀點。建成是玄武門之變中的失敗者，史官記載其事，不無掩功益過之嫌。現在假設真的認為建成毫無功績，和唐初其他一些史實，還會發生不可解的矛盾。建成究竟有沒有軍功?如有，有哪些?茲試考之。
二、平西河、克長安的軍功
《舊唐書高祖本紀》記載：
六月甲申，命太宗將兵徇西河，下之。
同書《太宗本紀》記載：
及義兵起，乃率兵略徇西河，克之。
倘若這記載不錯，則平西河并非建成之軍功。
《舊唐書》卷六十四《隱太子建成傳》說：
建成至(太原)，高祖大喜，拜左領軍大都督，封隴西郡公，引兵略西河郡，從平長安。
據此，建成會經引兵略西河的。記載既彼此矛盾，究竟建成會經略西河沒有呢?《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一說：
帝(指唐高祖)曰：“西河繞山之路，當吾行道，不得留之。”六月甲申，乃命大郎(建成)、二郎(世民)取之。除程命赍三日之糧。時文武官人并未屬置，軍中以次第呼太子、秦王為大郎、二郎，臨行，帝語二兒曰：“爾等少年，未之更事。先以此郡，觀爾所為，人具爾瞻，咸宜勉力。”大郎、二郎跪而對曰：“兒等早蒙弘訓，稟教義方，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家國之事，忠孝在焉。故従嚴令，事須稱旨。如或有違，請選軍法。”帝曰：“爾曹能爾，吾復何憂。”于時義師初會，未經講閱。大郎等慮其不攻，以軍法為言。三軍聞者，人皆自肅，兵向西河。大郎、二郎在路，一同義士，等其甘苦，齊其休息。風塵警急，身即在前行。民間近道果菜已上，非買不食。義士有竊取者，即遣求主為還價，亦不詰所竊之人。路左有長老或進蔬食壺漿者，……軍人等同分，未嘗獨受。如有牛酒饋遺，案輿來者，勞而遣之曰：“自隋法也，吾不敢。”頗慮前人有限，遂為終日不食以謝之。于是將士見而感悅，人百其勇。至西河城下，大郎、二郎不甲，親往喻之。城外欲入城，人無問男女小大，并皆放入城內。既見義軍寬容至此，咸思奔赴，唯有郡丞高德儒執迷不反。己丑，以兵臨之，飛梯才進，眾皆爭上。郡司法書佐朱知瑾等従城上引兵而入，執德儒以送軍門。……仍命斬焉。自外不戮一人，秋毫不犯。往還九日，西河遂定。師歸，帝聞喜曰：“以此用兵，天下橫行可也。”是日即定入關之策。
考《大唐創業起居注》(以下簡稱《創業注》)為溫大雅所著。大雅是唐高祖起義后的大將軍府記室參軍，專掌文翰，《創業注》所記，多系他親見或親聞的記錄。而且取西河之時，高祖命溫大雅之弟大有與建成、世民偕行。(《創業注》、《通鑒》均有記載)，大雅縱未全部親見，亦必聞之于乃弟，所記當是實情。更重要的，以后太子建成合秦王世民不睦時，秦王命大雅鎮洛陽，可知大雅是接近秦王的。倘若取西河時，建成不曾參加，溫大雅決不會把建成參加進去以分秦王之功。所以大雅所記是可信的。相反的，《舊唐書》之作，大多根據高祖太宗實錄。而實錄時太宗于貞觀年間令許敬宗所作的。許敬宗修實錄時的態度，是“輒以己愛憎，由事刪改。”(據《舊唐書許敬宗傳》)如此，溫大雅的《創業注》，較之淵源于實錄的《舊唐書》，可靠得多了。
《通鑒》卷一百八十四，義寧元年六月“西河郡不從淵命，甲申，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文下，司馬光加考異曰：
《創業注》：“命大郎、二郎率眾討西河”，高祖、太宗實錄但云：“命太宗徇西河。”蓋史官沒建成之名耳。唐殷嶠傳：“從隱太子攻西河。”今從《創業注》。
是司馬光已考出“史官沒建成之名”來了。《唐鑒》卷一，隋大業十三年載：
高祖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郡，攻拔之，執郡丞高德儒。
建成具有攻拔西河的軍功，是無可置疑的了。
關于唐高祖攻克長安事，《新唐書·高祖本紀》記曰：
十月辛巳，次長樂宮，有眾二十萬，隋留守衛文升等奉代王侑守京城，高祖遣使諭之，不報，乃圍城……十一月丙辰，克京城。……
《通鑒》卷一百八十四義寧元年載：
甲辰，李淵命諸軍攻城，約毋得犯七廟及代王宗室，違者夷三族，……十一月丙辰，軍頭雷永吉先登，遂克長安。
若以上記載確實，唐高祖攻克長安，與建成絕不相干，他那有軍功可言?《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二說：
十月辛巳，帝(指唐高祖)至壩上，仍進營，停于大興城春明門之西北，與隴西、敦煌二公諸軍二十萬會焉。……辛卯，命二公各將所統兵往援，京城東面、南面，隴西公(建成)主之，西面、北面，敦煌公(世民)主之。……十一日(月之誤)丙辰昧爽，咸自通城。帝聞而馳往，欲止之而弗及。才至景風門，東面軍頭雷永吉等已先登而入。守城之人分崩。……
根據以上記載，則先登而入長安城的，是建成的東面軍頭雷永吉。也就是建成具有攻克長安的軍功。
在兩種記載不同時，需要考察哪一種記載比較可靠，《創業注》之價值，前已論定。新舊《唐書》和《通鑒》的取材，大致是根據高祖太宗實錄。實錄所記多失真實，已為史家定論。理由詳見拙作《李唐太原起義考實》等文，茲不多贅。
《創業注》既較淵源于實錄的新舊《唐書》和《通鑒》為可信，則建成實具有克長安的首功，已屬可信。
《通鑒》卷百八十四，義寧元年，“十一月丙辰，軍頭雷永吉先登”之下，司馬光加考異曰：
唐高祖實錄作雷紹，今從創業注。
據此，更可進一步的明了實錄掩沒建成軍功的方法，是將雷永吉改為雷紹，而且不書明屬于建成東面軍，致使雷紹和建成脫了節。本源既明，建成具有首克長安的軍功，是絕對可信的事實。
三、備突厥平稽胡的軍功
《舊唐書高祖本紀》武德三年載：
秋七月壬戌(初一)命秦王率諸軍討王世充，遣皇太子領蒲州以備突厥。
《新唐書高祖本紀》武德三年載：
七月壬戌，秦王世民討王世充;甲戌(十三日)，皇太子屯于蒲州以備突厥。
由以上兩條記載合起來看，遣皇太子的命令，雖于七月一日和命秦王的命令同日發出，但是及至皇太子到達蒲州時，已是七月十三日了。
在這兩條記載之后，無論《舊唐書》、《新唐書》，或《通鑒》等書里的每一條記載，都很難看出建成有軍功來。因為實錄時有意掩沒建成之功的，前面已作定論。在淵源于實錄的諸書里，不容易找到建成的軍功，自屬當然。要考建成有沒有軍功?必需先從當時的環境和建成的任務以及職權等問題著眼，茲依次研究如下：
在隋末唐初，突厥是據有中國北境的強大實力。唐高祖起義時，曾向突厥借兵。突厥恃功驕橫，恣求無厭。高祖以中原未定，每優容之。唐的目的在求逐步統一，而突厥則希望中國分裂混亂，以便它其中取利。突厥嘗以兵力幫助割據中的群雄，如梁師都、劉武周等，并且給以封號，目的就在此。
《舊唐書》卷五十六《梁師都》傳說：
及劉武周之敗，師都大將張舉、劉旻相次來降。師都大懼，遣尚書陸季覽說處羅可汗曰：“比者中原喪亂，分為數國，勢均力敵，所以北附突厥。今武周既滅，唐國亦大，師都甘從亡破，亦恐次及可汗。愿可汗行魏孝文帝之事，遣兵南侵，師都請為鄉(向)導。”處羅從之。
突厥處羅可汗所以聽從梁師都的話，目的就是阻止唐帝國的統一。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四上《突厥處羅可汗傳》說：
隋煬帝蕭后及齊王暕之子政道陷于竇建德。(武德)三年二月，處羅迎之于牙所，立政道為隋王。隋末中國人在虜庭者，悉隸于政道。行隋正朔，置百官，居于定襄。
這又是處羅可汗分化中國陰謀的實行。《通鑒》卷一百八十八，武德三年六月載：
武周既敗，是月處羅至晉陽，總管李仲文不能制，又留倫特勒使將兵數百人，云助仲文鎮守，自石嶺以北皆留兵戍之而去。
同書同卷同年秋七月又載：
壬戌(初一)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世充。……
癸亥(初二)突厥遣使潛詣王世充，潞州總管李襲譽邀擊敗之，虜牛羊萬計。
驃騎將軍可朱渾定遠告并州總管李仲文與突厥通謀，欲俟洛陽兵交，引胡騎直入長安。
甲戌(十三日)命皇太子鎮蒲反(坂)以備之。又遣禮部尚書唐儉安撫并州。踅(暫)廢并州總管府，徵仲文入朝。
根據以上諸條記載，可知在秦王世民東擊王世充時，突厥與王世充溝通。處羅可汗在石嶺以北留兵戍守。并州總管李仲文為突厥所制，他們有乘機直襲長安的企圖。正在這時，建成鎮守蒲州，以備突厥，他的責任當然在防止突厥南下和王世充溝通，并且防止突厥和李仲文的西寇，以鞏固京師長安。
《舊唐書高祖本紀》記載：
秋七月壬戌，命秦王率諸軍討王世充，遣皇太子鎮蒲州以備突厥。
對秦王已書明“率諸軍”，對皇太子則未有“率諸軍”的字樣，究竟皇太子的職權怎樣?史官既有意給略掉，只有從此事以前和以后的史書考察推斷。《舊唐書高祖本紀》義寧元年六月載：
癸巳，建大將軍府，并置三軍，分為左右，以世子建成為隴西公左領大都督，左統軍隸焉。太宗為敦煌公右領大都督，右統軍隸焉。
《通鑒》卷一百八十四義寧元年九月載：
丙寅，淵遣世子建成司馬劉文靜帥王長諧等諸軍數萬人，屯永豐倉守潼關以備東方兵。慰撫使竇軌等受其節度。敦煌公世民帥劉弘基等諸軍數萬人徇渭北，慰撫使殷開山受其節度。
由此可知在高祖起義后，建成、世民即同樣為高祖以下的統帥，所領軍隊多至數萬。《舊唐書高祖本紀》義寧二年(即武德元年)載：
春正月戊辰，世子建成為撫寧大將軍、東討元帥，太宗為副，總兵七萬(《通鑒》稱十余萬人)，徇地東都。
據此可知那時建成已是至少七萬軍的元帥，而且鼎鼎大名的唐太宗，那時還是建成的副元帥。及武德元年六月七日，建成被立為太子。他的地位，較作世子時，只有更為重要。那時，他們兄弟間尚沒有失和，建成沒有過失，他的職權，于理決不至于降低。(所謂高祖欲廢建成立太宗之說，實系史官以后偽造，參閱拙作《唐高祖三許立太宗辨偽》——見師大學報第六期)《舊唐書高祖本紀》武德四年正月載：
辛巳，命皇太子總統諸軍討稽胡。
《通鑒》卷一百九十武德五年十一月載：
甲申，詔太子建成將兵討黑闥，其陜東道大行臺及山東道行軍元帥，河南河北諸州并受建成處分。得以便宜從事。
同書卷一百九十一武德七年載：
上將幸仁智宮，命建成居守。
在太子建成鎮蒲州以前和以后，都是稱元帥或謂總統諸軍，或令居守，可見高祖對建成依任之重。而在鎮蒲州之時，既沒有書明任何名義，又未書明建成的職權，這顯然是史官為壓低建成的地位而略去的。事實上決不可能沒有名義沒有職權的。《唐會要》卷四載貞觀十七年閏六月(太宗)詔曰：
皇太子地惟儲副，寄深監撫，兼統禁旅，是允舊章。……大將已下，并受處分。
據此詔以證前事，可知向來太子地位之重，職權之大。
突厥是當時唐的強敵，應付突厥是一件艱巨的工作。指揮備突厥的軍事，責任決不輕于討伐僅據伊洛之地的王世充;事權應當統一而不應當政出多門，必為唐高祖所了解。而且唐初的軍權，向來全是操在高祖、建成、世民他們父子兄弟的手里。其次握有部分軍權的是皇室諸王，如淮安王神通、河間王孝恭等。至于非皇族的將領，最著名的如李靖、李勣等，在武德初年，都沒有脫離皇室諸王的指揮的。秦王討勢力微弱的王世充，尚是率諸軍;太子建成鎮蒲州的任務既是備更強的突厥，他的職權必是膺一方之任的。最低限度，并州及并州以北對突厥的前線，勢必是受建成節制的。不然的話，不只和先后的事例相違，而且在事實上建成只身怎能擔負起“備突厥”的重任!
前面曾經論定史官既掩沒建成克西河之功，又掩沒建成克長安之功。至于書寫建成鎮蒲州以后的軍事，史官怎能改變了掩沒建成之功的一貫態度呢?有以上的認識，然后才可以考建成鎮蒲州以后所建的軍功。
《新唐書高祖本紀》，武德三年七月載：
丙戌(二十五日)梁師都導突厥稽胡寇邊，行軍總管段德操敗之。
《通鑒》卷一百八十八武德三年七月亦載：
梁師都引突厥稽胡兵入寇，行軍總管段德操擊破之，斬首千余級。
《新唐書》記時間，而未記斬首數，《通鑒》記斬首數而未記時間，合而觀之，可得全貌。
建成于七月十三日屯于蒲州，段德操于七月二十五日擊破了梁師都所引導的突厥稽胡入寇的兵，是段德操的軍功，建立于建成屯蒲州的十二天以后。如按《舊唐書》所記，建成鎮蒲州之命，早在七月初一日，則段德操早已入建成指揮之下了。(據《通鑒》看建成統諸軍討稽胡的時候，段德操又以延州總管破稽胡，段德操當是建成的得力部將)段德操的軍功也就是太子建成的軍功。史官掩沒建成軍功的方法和克長安時不記雷永吉為建成部下，是前后如出一轍。
《通鑒》卷一百八十八武德三年載：
八月癸卯，梁師都石堡留守張舉帥千余人來降。九月庚午，梁師都將劉旻以華池來降，以為林州總管。
由梁師都的將張舉、劉旻的來降，可知段德操擊敗梁師都引導的突厥稽胡入寇所發生的影響，是梁師都的軍心離散。《通鑒》武德三年十一月載：
張舉、劉旻之降也，梁師都大懼，遣其尚書陸季覽說突厥處羅可汗曰：“……師都請為向導。”處羅從之。謀使莫賀咄設入自原州，泥步設與師都入自延州，處羅入自并州，突利可汗與奚、霫、契丹、靺鞨，入自幽州，會竇建德之師。自滏口西入，會于晉絳……處羅又欲取并州以舉楊政道……將出師而卒。
突厥處羅可汗之死，當時傳言為鄭元璹所毒。是否屬實，非本為研究目的。所欲研究的為：新繼汗位的頡利可汗為何不繼處羅可汗的遺志而來侵的問題。
《舊唐書高祖本紀》武德三年載：
十月庚子，懷戍(戎)賊帥高開道使降，授蔚州總管，封北平郡王。
《通鑒》武德三年十二月載：
突厥倫特勒在并州為民患，并州總管劉世讓設策擒之。上聞之甚喜。張道源從竇建德在河南密遣人詣長安，請出兵攻洺州以震山東。丙午，詔世讓為行軍總管使將兵出土門趣洺州。……竇建德行臺尚書恒山胡大恩請降。
據有幽州的羅藝，早于武德三年初來降，高開道、胡大恩又相繼來降，在備突厥的防線上，已較前為鞏固了。而突厥在并州的倫特勒又為唐軍所擒。(通突厥的李仲文已被徵入朝。后來伏誅。)新即汗位的頡利可汗，雖然“承父兄之資，兵馬強盛，有憑陵中國之志”，在一時也無機會對中國發動攻勢了。比較太子剛出鎮蒲州時(三年七月)，經五個月的時間，唐國所受的威脅，減輕了許多，局勢已大為改變了。
《新唐書》卷七十九《隱太子建成傳》說：
帝(高祖)欲其(建成)習事，乃敕非軍國大事，聽裁決之。
可知高祖是很依重建成的。高祖既委建成以備突厥的重任，而建成屯駐的又是防突厥的要地蒲州。前面所提到的幾件大事，直接間接都與突厥有關。那時秦王世民正在忙于討伐王世充，當然不暇顧及這些事。唐高祖縱然不會事事取決于建成，建成必是大致參與謀議，或是奉命執行的。
《舊唐書高祖本紀》武德四年正月載：
辛巳，命皇太子總統諸軍討稽胡。
《全唐文》卷一《高祖令太子建成統軍詔》說：
稽胡部類，居近北邊，習惡之徒，未悉從化，潛竄山谷，竊懷首鼠，寇抄居民，侵擾亭堠，可令太子建成總統諸軍，以時致討。分命驍勇，方軌齊驅，跨谷彌山，窮其巢穴，元惡大憝，即就誅夷，驅掠之民，復其本業，行軍節度，期會進止者，委建成處分。
由以上兩條記載，可以說明數事：
(一) 建成是總統諸軍的。有關行軍節度，期會進止者委建成處分。
(二) 建成討稽胡，是采取攻勢，不像五個月前“備突厥”，僅限防守了。
如果防守成問題，決不能改變為攻勢。攻勢在“北邊”展開，必是內地防守已不成問題了。不只突厥和王世充溝通的危險消失了，而且突厥對唐北邊的威脅，也一時解除。
《舊唐書》卷六十四《隱太子建成傳》說：
(武德四年)，稽胡酋帥劉仚成擁部落數萬人為邊害，又詔建成率師討之。軍次鄜州，與仚成遇，擊大破之。斬首數百級，虜獲千余人。……仚成……奔梁師都。
《通鑒》系劉仚成亡奔梁師都事于武德四年三月，距建成初受命討稽胡的正月，才費時兩月。
在建成受命討稽胡稍前幾日，唐以胡大恩(竇建德行臺尚書令降唐)為代州總管，封定襄王賜姓李。原來代州石嶺以北一帶地方，從劉武周之亂以后寇盜充斥，大恩徙鎮雁門，討擊悉平之。唐高祖敕代州總管府內詔說：
代州總管定襄王(李)大恩，勤績尤著，安輯邊境……其代州總管府內，石嶺以北，自從武德四年二月二十九日以前，所有愆犯，罪無輕重，悉從原宥，可并令安居復業，勿使驚擾。
可知在武德四年二月，(建成受命討稽胡后一月余)代州管域內，已入于暫時安定的局面。
《通鑒》武德四年四月載：
己亥(十二日)，突厥頡利可汗寇雁門，李大恩擊之。
頡利可汗是突厥諸可汗中有名的梟雄，他竟被擊走，可見雁門一帶防務相當鞏固了。
在同書同年同月載：
太子還長安。
最低限度，那時突厥在邊境上沒大滋事了。
從鎮蒲州時(三年七月)起，到長安時(四年四月)止，建成使突厥不能與王世充溝通聯合，擊敗突厥的前驅梁師都，并擊潰了突厥的羽翼稽胡，又于武德四年八月丁亥安撫北邊(《通鑒》)，在此期間，屏藩在北邊，掩護著東征軍不受突厥的威脅，使太宗順利的擒王擒竇(武德四年五月)，能說建成沒有軍功么?
四、平劉黑闥的軍功
《舊唐書》卷六十四《隱太子建成》傳說：
及劉黑闥重反，王珪、魏征謂建成曰：“……今黑闥率破亡之余，眾不盈萬，加以糧運限絕，瘡痍未瘳，若大軍一臨，可不戰而擒也。愿請討之，且以立功，深自封植，因結山東英俊。” 建成從其計，遂請討劉黑闥，擒之而旋。
如果以上的記載為真，則劉黑闥重反之亂，是極容易平的。建成擒黑闥，不只沒有軍功，而且有企圖“深自封植”的罪過。但是這記載是否是事實?有沒有可信的價值?當然不能專憑這片面之辭。
《舊唐書》卷五十五《劉黑闥傳》說：
(武德五年)六月，黑闥復借兵于突厥來寇山東，七月，至定州，其舊將曹湛、董康買先亡在鮮虞，復聚兵以應黑闥。高祖遣淮揚王道玄、原國公史萬寶討之，戰于下博，王師敗績，玄道死于陣，萬寶輕騎逃還。由是河北諸州盡叛，又降于黑闥。旬日間悉復故城，復都洺州。十一月，高祖遣元吉擊之，遲留不進，又令隱太子建成督兵進討。
這一記載，簡單的說明了隱太子建成出討劉黑闥的背景。高祖的所以要令隱太子建成“督兵進討”實在是因為淮揚王道玄戰死，而元吉又“遲留不進”的環境下，不得不如此安排。(至于高祖為何不令世民再出征，非本文研究范圍，不贅。)
前面所引的兩段記載，雖然同出于《舊唐書》，但因前段出于建成傳，史官不無張建成惡之嫌;后段出于劉黑闥傳，側重在黑闥和唐軍戰爭的關系，重心不在建成，對建成無褒貶的必要;所以后段遠較前段為可信。
《舊唐書劉黑闥傳》說：
建德署為將軍，封漢東郡公，令將奇兵，東西掩襲。黑闥既遍游諸賊，善觀時變，素驍勇多奸詐。建德有所經略，必令專知斥候。常間入敵中，覘視虛實，或出其不意，乘機奮擊，多所克獲，軍中號為神勇。
同傳又說：
其設法行政皆師建德，而攻戰勇略過之。
同傳又載范愿的話說：
漢東公劉黑闥果敢多奇略，寬仁容眾，恩結于士卒。
劉黑闥能力之強，由此可知。至于建成受命之時的局勢，《通鑒》卷一百九十武德五年十一月載：
劉黑闥擁兵而南，自相州以北，州縣皆附之，惟魏州總管田留安勒兵拒守。黑闥攻之不下，引兵南拔元城，復還攻之。
十二月又載：
戊午，劉黑闥陷恒州，殺刺史王公政。……是時，山東豪杰多殺長史，以應黑闥，上下相猜，人益離怨。
當時黑闥軍勢之盛，局勢的嚴重可知。
《新唐書》卷七十九《隱太子建成傳》說：
黑闥敗洺水(指武德五年三月秦王李世民破黑闥于洺水，黑闥奔突厥事)，建成問征曰：“山東其定乎?”對曰：“黑闥雖敗，殺傷太甚，其魁黨皆縣名處死，妻子系虜，欲降無繇，雖有赦令，獲者必戮，不大蕩宥，恐殘賊嘯結，民未可安。”既而黑闥復振，廬江王瑗棄洺州，山東亂。命齊王元吉討之，有詔將者赦罪，眾不信。建成至，獲俘皆撫遣之，百姓欣悅。賊懼，夜奔，兵追戰。黑闥眾猶盛，乃縱囚使相告：“褫而甲還鄉里，若妻子獲者，既已釋矣。”眾乃散，或縛其渠長降。
《通鑒》卷一百九十武德五年十二月載：
劉黑闥攻魏州不下，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大軍至昌樂，黑闥引兵拒之，再陣皆不戰而罷。魏征言于太子曰：“……今宜解其囚俘，慰諭遣之，則可坐視其離散矣。”太子從之。黑闥食盡，眾多亡，或縛其渠帥以降。黑闥恐城中兵出與大軍表里擊之，遂夜遁。
如果以上兩項記載不虛，則黑闥自魏州夜遁，是太子采納魏征慰撫策略所發生的效果。關系建成討平劉黑闥戰爭全局至大。
關于以上所引建成采用魏征所建議的慰撫政策，《舊唐書高祖本紀》、《建成傳》、《劉黑闥傳》，均無一字提及。可以推知《高祖實錄》里本來就沒有這段記載。當然不免掩沒建成軍功之嫌。但這段記載的可靠性亦不可不究。
清趙翼《二十二史札記·新唐書條》有云：
論者謂《新唐書》事增于前文省舊，此固歐(陽修)宋(祁)二公之老于文學，然難易有不同者。舊書當五代離亂，載籍無稽之際，掇拾輯補，其事較難。至宋時文治大興，殘編故冊，次第出現。觀《新唐書·藝文志》所載，唐代史事(書)無慮數十百種，皆五代修(舊)唐書時所未嘗見者，據以參考，自得精詳。
這是趙翼對新《唐書》精詳于舊《唐書》理由的解釋。這解釋是極對的。從舊新兩《唐書》仔細比較，推知《新唐書建成傳》所載魏征勸建成之事，必定是出于宋初次第出現的殘編故冊中，歐、宋據以補入的。司馬光《資治通鑒》又是采歐著《新唐書》的。曾公亮進《新唐書表》譽《新唐書》“補緝闕亡，黜正偽謬”。魏征建議建成采安撫之策，正是“補緝闕亡”之一例。
《舊唐書》卷七十一《魏征傳》說：
與裴矩西入關，隱太子聞其名，引直洗馬，甚禮之。及(建成)敗，太宗召之……引為詹事主簿，及踐祚，擢拜諫議大夫，封鉅鹿縣男。使安輯河北，許以便宜從事。征至磁州遇前宮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錮送詣京師。征謂副使李桐客曰：“吾等受命之日，前宮齊府左右皆令赦原不問，今復送思行，此外誰不自疑。徒遣使往，彼必不信。此乃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且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寧可慮身，不可廢國家大計。今若釋遣思行，不問其罪，則信義所感，無遠不臻。古者大夫出疆，茍利社稷，專之可也。況今日之行，許以便宜從事。主上既以國士見待，安可不以國士報之乎?”即釋思行等，仍以啟聞。
觀上項記載，知魏征的“安撫”高見，是無獨有偶的，兩事相比，前后如一。魏征后來能負責處理李思行案以報太宗，以前亦必能建議于禮遇他的太子建成。建成為國為私，也必能采納。如此，建成的采用安撫策略以及所收到的效果，必是可信的事實，不過這事實卻為作實錄的許敬宗有意的.略去罷了。
《通鑒》卷一百九十武德五年十二月載：
(黑闥)夜遁，至館陶，永濟橋未成不得度。壬申(二十五)太子齊王以大軍至。黑闥使王小胡背水而陣，自視作橋，成，即過橋西。眾遂大潰，舍杖來降。大軍度橋追黑闥，度者才千騎，橋壞，由是黑闥得與數百騎亡去。
同書同卷武德六年春正月載：
己卯(初三)，劉黑闥所署饒州刺史諸葛德威執黑闥舉城降。時太子遣騎將劉弘追黑闥，黑闥為官軍所迫，奔走不得休息，至饒州，得者才百余人，餒甚。德威出迎，延黑闥入城，黑闥不可。德威涕泣固請，黑闥乃從之，至城旁市中憩止。德威饋之食。食未畢，德威勒兵執之。送詣太子，并其弟十善斬于洺州。
黑闥從魏州夜奔以后的事跡，于此可以明見了。計黑闥自魏州夜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夜)，到至饒陽為諸葛德威所執(六年正月初三)，其間只有七天之久。
劉黑闥戰斗能力之強，和他復叛以后局勢的嚴重，前已述及。太子建成平劉黑闥之戰，就是如上的簡單嗎?魏征的安慰策略，能是一經宣布，馬上收效的嗎?勢必要再進一步研討。
考高祖詔太子討劉黑闥的時間，是在武德五年十一月甲申(初七日)(新舊紀通鑒均同。)太子敗黑闥于魏州，新紀系于十二月壬申(二十五日)。又敗之于毛州(即館陶)事，新書系于甲戌(二十七日)。德威執黑闥以降，新書系于六年正月己卯(初三)。后段確是極為順利的，但是前段從奉命出討到敗黑闥于魏州，中間足有四十八日之久。諸書都沒有建成戰功的明顯記載，難道這些天都沒有接觸嗎?建成坐待安撫策略收效嗎?
考秦王世民討王世充，討劉黑闥，從奉詔到發動攻勢，多系二十余日。太子建成的備突厥，從奉詔到屯蒲州，只費十三日，從屯蒲州到段德操擊敗突厥，只費十二日。(依《通鑒》記載計算)建成此次奉命討黑闥，局勢非常緊急;他最多準備二十多天，甚至三十多天，無論如何，決不能遲遲不發動攻勢，達到四十八天之久。
前面已經引述：“相州以北州縣皆附之”，“山東豪杰多殺長吏以應黑闥”的話，可知魏州只是黑闥本人和主力的所在，其他附屬于黑闥的州縣還多。而且洺州是黑闥建都之地。何能不設兵駐守。魏州并不暴露于黑闥占領區的最前線，洺州比魏州還接近于唐軍的領域;太子建成無論采取任何路線，在攻到魏州之前，不會不和劉黑闥的軍隊接觸的。況且如果沒有戰事，那里獲得戰俘?那里會“解其囚俘，慰諭遣之”呢?原先元吉進討之時，有詔降者赦罪，眾不信;建成進軍時，但宣布“有詔降者赦罪”的空話，眾人就會馬上相信嗎?必定有赦罪的事實才可。無論赦其降者，或解其囚俘，一定是發生在或大或小的戰事之后的事。根據上述諸理由可以肯定：建成在魏州破黑闥之時，必定早已有若干次或大或小的勝利的。
《舊唐書劉黑闥傳說》：
隱太子建成督兵進討，頻戰大捷，六年二月(五年十二月之誤)，又大破之于館陶。
《舊唐書》系抄襲實錄，雖盡量掩沒建成的軍功，但是在大破之于館陶之前，于不知不覺間已露出“頻戰大捷”了。
《新唐書》卷八十八《錢九隴傳》說：
佐皇太子建成討劉黑闥，魏州力戰破賊，以功最，封郇國公。以本官為苑游將軍。
錢九隴力戰破賊，封郇國公，其他封爵較低的人數，必定更多，可見魏州之戰，仍是相當用力的。戰況亦必相當激烈。
《舊唐書》卷六十一《竇琮傳》說：
以本官檢校晉州總管，尋從隱太子討平劉黑闥，以功封譙國公，賞黃金五十斤。
竇琮的建軍功未說明由于魏州之捷，很可能建于魏州以外的其他地區。而其封賞，亦不亞于從太宗平東都的諸將。如果沒有顯著的戰功，何至于如此封賞?
《通鑒》卷一百九十武德五年十二月載：
癸亥(十六日)，幽州大總管李(羅)藝復廉、定二州。
《舊唐書羅藝傳》說：
明年(指武德五年)，黑闥引突厥俱入寇，藝復將兵與隱太子建成會于洺州，因請入朝，高祖遇之甚厚。俄拜左翊衛將軍。藝自以功高位重無所降下。
如果羅藝只是與建成會于洺州，而高祖拜之為左翊衛將軍，已很夠了，他何至于還自以為功高位重有不滿意的感覺?想不是但來洺州相會，而是在洺州會師的。根據羅藝于十二月十六日復廉定二州，可推知他們會師于洺州的時間，當在此后的不久。洺州是黑闥建都之地，羅藝與建成會師于此，想必有一場戰爭的。前會論及在破黑闥于館陶之前，已“頻戰大捷”，洺州之捷，當是不能少的諸大捷之一。只是史官為掩沒建成的軍功而略去罷了。
在黑闥從魏州夜遁之前，太子建成的軍隊，早已有了許多次大捷;不只建成平黑闥全部戰爭的前面一大段時間(四十八天)有了安排，而且由于洺州等地的大捷，魏征的安撫政策，才可以由眾人不信而漸信，由小有效而大見功效，不至于有“突然大效”的怪現象了。
《實錄》和《舊唐書》掩沒建成的軍功，是前后一貫的。《新唐書》和《通鑒》，將魏征勸建成采安撫政策的史實補入，使人大有“黃河之水天上來”之感。加上由錢九隴、竇琮、羅藝等人以及《舊紀》所透露出的“頻戰大捷”，補入洺州及其他各地(如相州等)的大捷，才可以看出建成平黑闥軍功的全部暗影來。
五、捍衛北疆的軍功
這里所說的捍衛北疆，實際上還是防御突厥，只是時間是指的武德末年。
太子建成的軍功，是史官有計劃掩沒的，前面已獲結論。如果直接考建成捍衛北疆的軍功，恐怕極難獲得正面的記載的。這里只好用間接方法去推求。
唐高祖建國之初，突厥仗恃強盛，異常蠻橫，高祖因中原未定，每優容之。后來唐逐漸吞并群雄具有統一的規模，對突厥的態度，也隨之轉變。《通鑒》卷一百九十一武德八年四月記曰：
初，上以天下大定，罷十二軍。既而突厥為寇不已，辛亥，復置十二軍。以太常卿竇誕等為將軍。簡練士馬，議大舉伐突厥。
同年又記曰：
先是，上與突厥書用敵國禮。秋七月甲辰，上謂侍臣曰：“突厥貪婪無厭，朕將征之。自今勿復為書，皆用詔敕。”
唐高祖對突厥的態度，轉趨強硬，由此可知。至于武德八年四月的前后，突厥來寇的事跡，新舊《唐書》記載都極簡略，惟《通鑒》記載較詳，茲摘錄如下：
武德七年三月丁酉，突厥寇原州。
五月辛未，突厥寇朔州。
六月突厥寇代州之武州城。
七月己巳，苑君璋以突厥寇朔州，總管秦武通擊卻之。
戊寅，突厥寇原州，遣寧州刺史鹿大師救之……
庚辰，突厥寇隴州，遣護軍尉遲敬德擊之。
癸未，突厥寇陰盤。
己丑，突厥吐利設與苑君璋寇并州。
苑君璋引突厥寇朔州。
八月戊辰，突厥寇原州。
壬申，突厥寇忻州，丙子，寇并州，京師戒嚴。
戊寅，寇綏州。刺史劉大俱擊卻之。
庚寅，岐州刺史柴紹破突厥于壯陽谷。
九月癸卯，突厥寇綏州，都督劉大俱擊破之。獲特勒三人。
十月己巳，突厥寇甘州。
八年，六月丙子，遣燕郡王李(羅)藝屯華亭縣及彈箏硤……以備突厥。丙戌，頡利可汗寇靈州。
乙酉，頡利可汗寇相州。
丙辰，代州都督藺 與突厥戰于新城。
八月壬戌，突厥逾石嶺，寇并州。癸亥，寇靈州。
丁卯，寇潞、沁、韓三州。、
詔安州大都督李靖出潞州道，行軍總管任環屯太行以御突厥，頡利可汗將兵十余萬大掠朔州。
壬申，并州道行軍總管張瑾與突厥戰于太谷，全軍皆沒。
庚辰，突厥寇靈武。甲申，靈州都督任城王道宗擊破之。
丙戌，突厥寇綏州，丁亥，頡利可汗遣使請和而退。
九月癸巳，突厥沒賀咄陷并州一縣。丙申代州都督藺 擊破之。
丙午，右領軍將王君廓破突厥于幽州，俘斬二千余人。突厥寇藺州。
戊寅，突厥寇鄯州，遣霍公柴紹救之。
戊戌，突厥寇彭州。
九年二月丁亥，突厥寇原州，遣折威將軍楊毛擊之。
辛亥，突厥寇靈州。
癸丑，南海公歐陽胤奉使在突厥，帥其徒五十人謀掩襲可汗牙帳，事泄，突厥囚之。
丁巳，突厥寇涼州，都督長樂王幼良擊走之。
四月丁卯，突厥寇朔州。庚午寇原州，癸酉寇涇州。
戊寅，安州大都督李靖與突厥頡利可汗戰于靈州之硤石，自旦至申，突厥乃退。
癸未，突厥寇西會州。
五月戊戌，突厥寇秦州。
丙午，突厥寇蘭州。
以上突厥所寇的原州、朔州、代州、忻州、幽州、綏州、隴州、甘州、靈州、涇州、藺州、鄯州、彭州、涼州，大體都在邊疆。既沒有繼續侵入內地的記錄，當是不久即退去了。比較深入內地的是寇并州，更深入的是寇相州，和潞、沁、韓三州。據《舊唐書地理志》，潞州在京師東北一千一百里，沁州在京師東北一千二十五里，相州在京師東北一千四百二十一里。如此，可以作一簡單結論說：突厥的侵唐，自武德七年到九年的上半年，都很不得手。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門事變發生了，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被殺，高祖立秦王世民為太子。世民于是八月九日登上帝座。這是唐室內部的巨大變化。正因為此內部的變化，影響到唐帝國對突厥的關系，也發生巨大變化。
《舊唐書太宗本紀》載：
(武德九年八月)甲戌(十九日)，突厥頡利寇涇州。乙亥(二十日)突厥進寇武功，京師戒嚴。……己卯(二十四日)，突厥寇高陵。辛巳(二十六日)，行軍總管尉遲敬德與突厥戰于涇陽大破之，斬首千余級。癸未(二十八日)，突厥頡利至用戶渭水便橋之北。
這里最值得注意的有三點：
第一：涇州在京師長安西北四百九十三里，武功離京師一百五十里。于一日之關，突厥南侵竟達三百里以上，幾乎如入無人之境。鎮涇州的羅藝，如果稍加抵抗，突厥的入侵決不能如此之速。這種情形是過去絕沒有的，實可驚人。
第二：二十六日尉遲敬德如果真的大敗突厥，則二十八日突厥頡利可汗決不能到達渭水便橋之北。可知敬德縱有小勝，必有大敗。最低限度必被突厥擊破一個缺口。不然，突厥決不能飛越唐軍陣地而南進到渭水便橋之北。
第三：尉遲敬德是玄武門事變中太宗的一個功臣，當時的官職是涇州道行軍總管;涇陽是京師長安北面的重要門戶，敬德所率領的必是唐太宗最精銳的軍隊。敬德在涇陽不能堵御住突厥的軍隊，而讓他們侵到渭水便橋之北，必定是太宗在力盡智竭之后，不得已的結果。
至于以后突厥的退去，《隋唐嘉話》說：
衛公(李靖)……以白衣從趙郡王南征，靖巴陵、擒蕭銑、蕩平揚越，師不留行，皆武之。于武德末年，突厥至渭水橋，控弦四十萬。太宗初親庶政，驛召衛公問策。時發諸州軍未到，長安居人勝兵不過數萬。胡人精騎騰突挑戰，日數十合。帝怒，欲擊之。靖請傾府庫，賂以求和，潛軍邀其歸路。帝從其言，胡兵遂退。
《隋唐嘉話》為劉餗所著。他是天寶初年集賢院學士兼知史官。他的父親子玄是有名的史學家，他的哥哥貺也是史官。他們父子兄弟前后任史官三十多年，對唐初史事記載的真實性，遠超過高祖太宗實錄。因此，他的記載是可信的。他既記胡兵退的原因是“靖請傾府庫以求和……帝從其言。”則突厥之退，確是因為已經得到太宗的重賂。
數年以來，頡利可汗說所率的突厥軍，雖然頻來寇掠，但是經唐軍的嚴密防御，終不能為大患。及玄武門事變以后，頡利可汗便大舉深入，直抵渭水北岸便橋，迫得太宗除“傾府庫賂(突厥)以求和外，別無法可想。其中原因，是特別值得提出檢討的。
《通鑒》卷一百九十二武德九年八月載，突厥入侵時太宗的話說：
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直抵郊甸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御故也。
太宗的話，失于籠統，而仍不能道出真正原因來。高麗的泉蓋蘇文弒其君建武而立其侄藏為傀儡，唐太宗親率大軍十萬征伐高麗，猶不能克。聰明神武的唐太宗為什么不能抵御得住入寇的突厥呢?其中必另有真因。
《舊唐書高祖本紀》載：
(一) 武德三年秋七月壬戌，命秦王率諸軍討王世充，遣皇太子鎮蒲州以備突厥。
(二) 四年正月辛巳，命皇太子總統諸軍討稽胡。
(三) 五年八月丙辰，突厥頡利寇雁門，己未，進寇朔州，遣皇太子及秦王討擊，大敗之。
(四) 六年秋七月，突厥頡利寇朔州，遣皇太子及秦王屯并州以備之(新紀謂皇太子屯于北邊，秦王世民屯于并州)。九月丙子，突厥退，皇太子班師。
(五) 八年六月，突厥寇定州，命皇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并州，以備突厥。……九月突厥退。
根據以上記載，知道太子建成和秦王世民常常在防御北邊的突厥。而建成在北邊的時間，較世民為長。所駐防地，似更在前線。
《通鑒》卷一百九十一，武德九年載：
會突厥郁射設將數萬屯河南入塞圍烏城，建成薦元吉代世民督軍北征，上從之。
由于武德末年，建成與世民兄弟不睦，建成薦元吉代世民事，當屬可信，元吉既代世民，而又與建成合作，實際上在北邊防御突厥的責任，幾乎等于全由建成來承擔。
《新唐書》卷九十二《羅藝傳》說：
黑闥引突厥入寇，藝復以兵與皇太子建成會洺州，遂請入朝。帝(指唐高祖)厚禮之，拜左翊衛大將軍。藝負其功，且貴重不少居。秦王左右嘗至其營，藝疻辱之。高祖怒以屬吏，久乃釋。時突厥放橫，藉藝盛名，詔以本官領天節軍將鎮涇州。太宗即位，進開府儀同三司，藝內懼乃圖反。
由以上記載，知道和太子接近，與秦王不合的羅藝，于突厥放橫之時，有憚虜的威名。在太宗即位前后，他都是鎮涇州的。
《舊唐書》卷六十《廬江王瑗》傳說：
(武德)九年，累遷幽州大都督……時隱太子建成將有異圖，外結于瑗。
《新唐書》卷七十六《廬江郡王瑗傳》說：
太子死，太宗令通事舍人崔敦禮召瑗。(王)君廓……即謂瑗曰：“事變(指玄武門事變)未可知。大王國懿親，受命守邊，用兵十萬而從一使者召乎?”
根據以上記載，可知幽州大都督李瑗，有兵十萬之眾，也是建成的黨羽。
《新唐書》卷九十七《魏征傳》說：
(太宗)即位，拜諫議大夫，封鉅鹿縣男。當是時，河北州縣素事隱(太子)、巢(剌王)者不自安，往往曹伏思亂。征白太宗曰：“不示至公，禍不可解。”帝曰：“爾行安喻河北。”道遇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傳送京師。征與其副謀曰：“屬有詔(東)宮(齊王)府舊人普原之。今復執送志安等，誰不自疑者。吾屬雖往，人不信。”即貸而后聞。
可知太宗于玄武門事變以后，雖有赦令，但仍在不斷的逮捕建成、元吉的余黨。而逮捕最多使太宗和魏征都感到需要安諭的地區，是河北州縣。更由此可以推知河北一帶是建成、元吉舊部最多的地區，也就是他們的軍隊素來駐防的區域。
太宗即位的前后，鎮守幽州的廬江王瑗反了，鎮守涇州的羅藝也反了。可知他們在建成死后的不自安。由李志安、李思行的被逮，可知在河北一帶駐防的建成、元吉舊部也都不自安。另外無名的羅藝和李瑗不知還有多少，他們都在不自安。這當然影響到戰斗意志的低落。突厥在大舉入寇之前，必然要探聽唐國內部的情形。頡利可汗的敢大舉深入者，必基于此。頡利入寇的起點選中羅藝所守的涇州，理由亦在此。突厥軍能一日南下三百里，以及太宗發諸州軍不能及時趕到長安的理由也都在此。簡單地說：太宗皇帝的不能抗御突厥，就是因為建成死后，駐防北邊的建成舊部因情緒關系，無形中放棄了捍衛邊疆的責任。
建成在負責防御突厥之責時，突厥終不能侵入內地，建成死后兩月余，突厥竟能直薄渭水，兵臨長安城下，迫的太宗不得不訂城下之盟。前后史事相比，建成在武德末年捍衛北疆的軍功，不是很明顯的嗎?
房屋因有棟梁而安時，棟梁的功用并不明顯，及拆去棟梁而房屋倒場后，棟梁的功用始顯著的證明。唐隱太子建成捍衛北疆的軍功，就如房屋之有棟梁一樣。玄武門事變以前和以后的歷史事實，便是最好的證明。
六、結論
唐高祖即位后，立建成為太子而立世民為秦王。世民再部屬慫恿下設法奪嫡。及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世民發動玄武門事變，殺了建成和元吉。高祖遂立世民為太子。及太宗即位以后，必需要說出自己得即帝位的合理合法的根據來。于是造自己的功，造建成的過等等一套工作，是勢必要作的。在這個原則下，自然不能不去掩沒建成的軍功。
許敬宗奉太宗命作高祖實錄，掩沒建成的軍功一項工作，就在所修實錄里完成。掩沒建成軍功的方法有下列之多：
(一) 對建成立的軍功，除去建成之名。如平西河之役。
(二) 對建成部下將領立軍功的，不書明屬于建成部下。如克長安之役，將雷永吉改名為雷紹，而且不書明屬于建成部下。
(三) 對建成的職權或官銜從略，使受建成指揮的軍隊所建之功不屬于建成。如書“太子屯蒲州以備突厥”，及以后各戰役是。
(四) 對建成部屬的戰功，特別從略。如太子建成平劉黑闥時，他的部將錢九隴、竇琮等的軍功，毫不加描述。若與秦王世民平王世充、竇建德時對秦王及其部屬軍功的描述相比，尚不及數十或百分之一。
(五) 對建成的軍功或戰勝，往往改為戰敗或罪過。如霍縣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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