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文學的基本特征
導語：正始是魏理宗曹芳的年號(240-248)，但習慣上所說的“正始文學”，還包括正始以后直到西晉立國(265)這一段時期的文學創(chuàng)作。讓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吧!
正始是齊王曹芳的年號(240-249)，但習慣上所說的正始文學則包括正始以后至西晉立國這一時期的文學。這一時期文學的總體特征是：
在整體風貌上，建安文學中那種高揚奮發(fā)、積極進取的精神已基本消失，而對人生的哲理性思考以及濃烈的憂生之嗟成為作品的主調。在藝術上，正始作家不再效法建安詩人用模仿樂府敘事體的方式揭露時事，而是將抨擊時事與抒寫感憤融為一體，使五言詩的抒情性進一步加強，詩歌在藝術進一步文人化。在風格上，正始詩人創(chuàng)造了曲折隱晦、清雋艱深的風格，并開創(chuàng)了把多首托喻寄興的詩歌集合成五古詠懷組詩的體例。而這種以組詩的形式發(fā)感慨、寄情懷、寫理想的方式，對后世詩歌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從此以后，文人往往將托喻寄興的五言古詩集合成組，來集中反映作家對社會人生的感懷。
從建安風骨到正始之音這一文學風尚的變化，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影響最著者，則是不時政局的變動以及玄學思潮的影響。
公元239年(明帝景初三年)明帝死，臨終以曹爽與司馬懿夾輔曹芳即帝位，但是不久曹爽與司馬懿圍繞權力之爭而矛盾激化，展開了激烈的斗爭。這場權力之爭幾乎貫穿于這一時期的始終。在殘酷的`政治斗爭未見分曉時，身處這一政治背景下的詩人便深感苦悶。正始十年(249)司馬懿趁曹爽掃祭高平陵之機，發(fā)動政變，控制洛陽，誅殺了曹爽，而在此前，由于不少名士曾依附曹魏，于是曹爽被誅殺后，這批依附者如何晏、鄧飏、丁謐等亦遭殺害，史稱當時“天下名士去其大半”。司馬懿死后，其子司馬師、司馬昭掌權，又相繼殺害了夏侯玄、毋丘儉、諸葛誕等名士，這一系列的殺戮，在政治上造成了一種高壓的局面，文人便普遍地感受到了政治上幻滅感與危機感，因此，他們在寫作詩文時，便不能不有所顧忌。他們不敢在作品中公開論及時政，只能以曲折隱晦的形式，抒寫自己的憂憤，這自然就使得這一時期的文學與建安文學的慷慨激昂、樂觀進取形成了反差。
除了時局政治的影響外，這一時期盛行的玄學思潮也對文學風貌的變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玄學作為一種社會思潮，其淵源可追溯至漢末，但談玄而成為一種社會風氣，則是正始年間出現的。正始初期，當時以洛陽為中心，在何晏、鄧飏周圍聚集著一批談玄的士人，也即正始名士。至正始中期以后，則形成了以“竹林七賢”為代表的另一談玄群體。玄學在內容上是以老莊思想為中心的。而老莊思想常常表現出對世俗社會、對傳統(tǒng)的儒家倫理道德的蔑視，因此受其影響，這時期在文人人生態(tài)度也就發(fā)生深刻的變化。在他們人生取向上，更多地具有了一種超凡脫俗的人生趣味以及一種自由自在、閑適愉悅、心與道冥的理想人生的追求。玄學在對士人的人生態(tài)度發(fā)生影響的同時，也自然對其文學創(chuàng)作也產生了影響。盛談老莊玄理，使得他們的詩歌明顯地表現出對于清虛高曠、自然悠遠的詩歌境界的追求，正始詩歌中的這類詩歌境界，顯然是與此有關的。另一方面，談玄需“校練名理”，通曉抽象理論的思辯，這也就不能不影響到詩歌的哲理成分，正始詩歌在抒情性加強的同時，又大都增添了一些理性的色彩，其原因即在此，正如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所說：“正始明道，詩雜仙心。”
正始文學風貌的形成，政治的因素與玄學的影響，可以說是糾葛在一起的。他們共同的作用，促成了正始文學特征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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