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稱帝與篡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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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稱帝與篡漢

　　東漢末年，皇權衰落，群雄割據。曹操挾持漢獻帝，歷經數十年征戰，逐步統一北方，被封為魏王，掌握漢末實權。公元220 年正月，曹操病死，其子曹丕繼位為魏王，并逼早已徒具虛名的漢獻帝“禪讓”。同年十月，漢獻帝宣布退位并將皇位“禪讓”給曹丕。曹丕故作推辭，在“三讓”之后才“答允”接受。十月二十九日，丕登壇受禪，改國號為魏，改元黃初，是為魏文帝，并尊曹操為武皇帝，廟號太祖。十一月一日，曹丕封業已退位的獻帝為山陽公。至此，歷一百九十余年的東漢正式結束，三國時代的魏朝正式建立。

　　曹丕和他父親曹操不同，接過魏王位子之后整天想著如何更上一層樓，登上天子的寶座。漢獻帝的禪讓是一場勞心勞力的大運動，整個曹魏上上下下幾乎都調動了起來。

　　曹丕發動起自己所有的力量，一起演了一場戲。先是曹丕的臣子勸進，臣子講述了很多理由，說曹丕如何如何，可以稱帝，漢室如何如何，天命衰微。后是大臣們紛紛去聒噪漢獻帝，威逼利誘，漢獻帝無奈，只能頒布詔命，表示自己懇求禪位與曹丕。于是曹丕順理成章的改漢為魏。

　　還在曹操活著的時候，作為接班人的曹丕已經擁有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力，以五官中郎將身份協助曹操掌握軍權，以副丞相身份協助曹操掌握政權。曹操死時吧，曹丕已經羽毛豐滿，爪牙遍布，逼宮奪權的條件已經成熟。他不想學習父親，不愿在皇權和軍權矛盾重重、危機四伏中游走鋼絲，在父喪完畢后，立即緊鑼密鼓地開始了逼宮奪權。擔心到輿論可能造成的國內混亂，曹丕玩起了禪讓的把戲。

　　所謂“禪讓”就是轉讓，不用轉字而用禪字，無非使轉讓獲得最高的級別，顯得極隆重極主動罷了。《辭海》禪讓條目注釋曰:“相傳堯為部落聯盟首領時，四岳推舉舜為繼承人。堯對舜進行了三年考核后，使幫助辦事。堯死后，舜繼……”這條注釋有三處乖謬：其一，部落聯盟是原始社會的稱謂，遍查古籍，唐堯以及之前的炎帝、黃帝、顓頊、帝嚳等，都沒有部落聯盟長之類職務，都是稱帝的'，顓頊、帝嚳與堯、舜、禹合稱為五帝。其二，轉讓有一個大前提，即轉讓自己的所有權。既然原始社會是公有制社會，公共權力更屬于公有，那么任何人就無權將公共權力私相授受，如能夠私相授受，權力就不是公有，部落聯盟就屬于烏有子虛。其三，注釋者并不了解堯與舜之間的血緣關系，更不了解四岳的本來含意。所謂四岳，不過是黃帝家族內部擁有實權的臣宰們組成的貴族。黃帝及其之后的五帝傳位，不是一脈相傳而是兩脈相傳，是在黃帝兩個兒子，即昌意與玄囂后代中相傳，換句話說，顓頊、帝嚳、堯，舜、禹都是黃帝的嫡系子孫。

　　由此觀之，中國歷史上并沒有禪讓制度，也沒有產生禪讓的經濟基礎。炎帝一朝以神農氏命名，說明當時中國已進入農耕社會，自私狹隘的農業經濟，只能產生一家天下為基礎的專制制度。

　　所謂的禪讓，純是天真史學家編造的歷史童話。子虛烏有的傳說，卻給后世軍事寡頭提供了和平奪取皇權的依據，曹丕撿起古人的夢囈，在溫文爾雅的形式中完成了權力移交。所謂“禪讓”，不過是一場宮廷政變，主動者是擁有軍權的屬下，屬下手中的軍權，已膨脹到沒有制約的地步。被動者是擁有皇權的圣上，失去軍權的皇權已變成負數，連人身自由一家平安都丟失殆盡。然而曹丕不愿留下強枝凌干的罵名，就要把主動的急不可待，變成被動的難以拒絕;把傀儡皇帝對皇權的割舍不得，變成情真意切、千乞百求的“禪讓”;企求承歡新主子的大臣們，自然要充當前臺的執行導演，他們穿梭于今日皇帝與明日皇帝之間，一面逼宮，一面勸進。他們之所以甘做惡人，無非要謀進身之階，故而不惜以名節貞操作為資本，盡可能追求加官晉爵的豐厚利潤，想做更加體面的開國功臣。在編纂《三國志》、《后漢書》時候，陳壽、范曄將逼宮過程都忽略了，令讀者看不出“禪讓”后邊的蛛絲馬跡。好在裴松之為偏于簡略的《三國志》作注釋時，補充了大量史料，使后世有幸看到“禪讓”這出戲劇的一個側面，雖然不完整，但極其生動。

　　延康元年 (公元220年)，漢獻帝在脅迫之下，發出“禪讓”的第一道詔書，以羨慕唐堯讓位于虞舜為理由，決定步其后塵，禪位于魏王曹丕。詔書一發出，中郎將李伏便獻圖讖之說，勸曹丕登基。侍中劉謾、辛毗、劉曄，尚書令桓階及陳群、陳矯等隨之附和。曹丕表態說:“犁牛身上的花紋與老虎相像，莠草小時很像禾苗，很多事情(做起來)像是對的，其實不對，就像今天(你們所說的)。究察你們所說的事情，實在是加重了我的罪過。”(原文為：“犁牛之駁似虎，莠之幼似禾，事有似是而非者，今日是矣。睹斯言事，良重吾不德。”)

　　太史丞許芝把當時蝗蟲成災解釋成最為祥瑞的征兆，就像2008年一些主流文化人將川北幾萬只青蛙亂走亂跳解釋為天降祥瑞一樣，引用大量的圖讖之說第二次勸進。曹丕說:“我恩德太少，聲名太鄙微，恩未被四海，澤未及天下，雖然傾倉竭府拿糧食衣物等賑濟魏國百姓，但是寒者未盡暖，饑者未盡飽，我為此整夜整夜地憂愁畏懼。我以解除百姓疾苦為終生目標，這是真的。你們應該將這個宣示全國，使國人明白我的赤膽忠心。”(原文為：“今吾德至薄也，人至鄙也……恩未被四海，澤未及天下，雖傾倉竭府以賑魏國百姓，猶寒者未盡暖，饑者未盡飽。夙夜憂懼，弗敢遑寧……卒不虛言也。宜宣示遠近，使昭此心。”)這是推辭謙讓嗎?不!是要開動手中掌握的宣傳工具，赤裸裸地沽名釣譽，并欽定了宣傳大綱做輿論導向。他要借大臣的炒作，達到欺騙天下盜取民心的目的，為逼宮奪權做好鋪墊。值得肯定的是，曹丕畢竟是頭腦冷靜的政治家，他知道在專制制度下，民心在權力和平移交中的重要性。曹丕扮演了A、C兩種角色。在集團內部，由于他與部下的共同利益，故此敢以赤裸裸的A角示之;對全國民眾，則立即改容換貌，示之以虛偽欺詐的C角，目的在于以小惠收攬人心;他沒有扮演稍加修飾的B角，因為在內部沒有必要，在外部沒有膽量。

　　大臣們心明如鏡，為了成全曹丕的至德形象，桓階、陳群、辛毗、劉曄等不知疲倦地依然勸進。曹丕第三次表態說:應該讓四面八方都知道我不做皇帝，只在解除百姓疾苦的志向。我“與上，我無顏面對上天顯示的祥瑞之兆，與下我愧對讀書人和普通民眾，道德還不如封國的王侯，哪里敢和皇帝相比!”(原文為：“上慚祥瑞，下愧士民，德尚未堪偏王，何言帝者也!”)，并制止說，“勸進的話不要再提，我只重視死后的聲譽”。司馬懿、鄭渾、鮑勛、武周等以大致相同的理由第四次勸進，曹丕說:塵世上道義最重要，所有其他均無所謂;我不當皇帝的決心已定，“石可破而不可奪堅，丹可磨而不可奪赤”，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再這樣勸進，我就要以不肯做皇帝而出逃的叔齊、伯夷為榜樣，你們能改變我堅如鐵石的意志嗎?

　　曹丕在集團內部又拿出不肯做皇帝的C角面貌，這同之前的態度似乎矛盾了!不，不過省略了“你們將我的這個態度要公開告訴國人”而已。在他們內部，和平奪權是既定方針，沒有必要加以掩飾。掩蓋目的而以矯情示人者，是給成員的宣傳大綱。

　　漢獻帝的第二道詔書頒布下來，講述了禪讓的三條理由:一、帝王不一姓，這是自古以來所崇尚的，應該換代就換代，歷史的選擇不是永遠的選擇;二、東漢王朝的氣數已經盡了，這在很久以前已表現出來;三、魏武王曹操譽滿華夏，今魏王曹丕大功大德四方交贊，人神響應，天命已經在你身上。在引用了歷史上幾次禪讓的美談之后，還效法堯將兩個女兒娥皇、女英嫁給舜的故事，將自己兩個女兒送給曹丕做嬪妃。并讓人送去皇帝玉璽，以示禪讓的決心。其實，只有局內人知道，詔書是大臣們擬定強逼獻帝蓋印的，玉璽是曹丕派人強行索取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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