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詩歌文化
導語：我國詩歌文化的第一次發展高潮出現在西漢時期，以生活內容為主。下面是語文迷小編收集整理的西漢時期的詩歌文化介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西漢王朝的文化建設取得很大成就。先秦的各種典籍基本上都是經過漢代官方的整理而保存下來。《史記》這樣宏偉的著作，也只有在漢武帝那樣壯麗的時代才能產生。西漢前期的文學，一方面繼承了先秦文學的舊傳統，一方面又開創著漢代文學的新局面。由于西漢開國君臣多為楚人，所以楚辭和楚歌興盛一時。楚辭孕育了漢賦，楚歌孕育了五言詩的雛形。漢武帝的即位，標志著西漢王朝極盛時代的到來，也標志著西漢文學高峰的出現。在中國文學史上，漢代是文學的價值開始受到初步重視的時代。漢武帝特別喜好辭賦，就將枚皋、司馬相如、東方朔等人征召入宮。文人因文學才能被賞識而重用是前所未有的現象，因此，漢代出現了以文學為事業的文人群體。由于武帝的提倡，辭賦成為通行的文學樣式，出現了司馬相如這樣杰出的作家和《子虛賦》、《上林賦》這樣典型的漢代大賦。
西漢在楚辭的基礎上吸收先秦其它文學成分，形成了新型的文學體裁——賦。此后直到清末，盡管形式上發生過許多變化，如大賦、小賦、駢賦、律賦等，但賦作為一種獨立的文體始終存在，其語言整飭華麗、注重鋪陳的特點也貫穿始終。西漢后期，在辭賦創作中引用典故及古書中成語的風氣開始盛行。如揚雄《逐貧賦》中，直接引用了“終貧且窶”、“翰飛戾天”、“陟彼高岡”、“泛彼柏舟”等《詩經》里的成句;崔篆的《慰志賦》在《詩經》等古代典籍中提取詞語熔鑄在自己的文句中。這種用典現象，以后成為中國古代文學極重要和極普遍的特色。在辭賦的推動下，漢代還出現了各種四言韻文樣式，如頌、贊、箴、銘、誄、碑銘、連珠、吊文、哀辭等，在后來大都屬于流行的文體，產生了大量作品。
詩歌在西漢有了新的發展。新興的樂府詩開始顯示出生命力，五言詩正在登上文學舞臺，七言詩也開始萌芽。漢代樂府詩的出現，標志著我國古代詩歌繼《詩經》、楚辭之后取得新的發展。漢武帝大規模擴充樂府機構，重視采納來自民間和異域的“新聲變曲”，有力地促進了音樂和文學的繁榮。“樂府”收集整理的民歌就叫樂府民歌，多同民間的音樂舞蹈相結合。《漢書·藝文志》列出西漢所采集的一百三十八首民歌所屬地域，其范圍遍及全國各地。漢代主要的歌曲形式是相和歌。它從最初的“一人唱、三人和”的清唱，漸次發展為有絲竹樂器伴奏的“相和大曲”，對隋唐時的歌舞大曲有重要影響。漢代在西北邊疆興起了鼓吹樂，以不同編制的吹管樂器和打擊樂器構成多種鼓吹形式，如橫吹、騎吹、黃門鼓吹等，或在馬上演奏，或在行進中演奏，用于軍樂禮儀、宮廷宴飲以及民間娛樂。“樂府”在這種民歌的基礎上加工形成的民歌歌詞被稱為樂府詩，如《江南》、《鐃歌十八曲》、《十五從軍征》等，具有典型的“興、觀、群、怨”的作用。樂府后來又被引申為泛指各種入樂或不入樂的歌詞，甚至一些戲曲也稱為樂府。樂府詩的整理流傳，極大地推動了詩歌教育的普及。
楚人是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因而也占據了西漢王朝的政治舞臺，用楚地方言歌唱、用楚地音樂伴奏的楚歌也就成為社會上、特別是宮廷中最流行的歌謠。《詩經》作為古老的經典為士人普遍誦習，但除了韋孟的《諷諫詩》、《在鄒詩》等呆板的四言詩外，四言詩體卻逐漸退出文學舞臺。而政治舞臺上形形色色的風云人物，則以楚歌隨意而活潑的形式、傷感而富于激情的'調子詠唱著新王朝的新氣象。
秦朝滅亡后最早的楚歌，應是項羽的《垓下歌》。公元前202年，項羽被劉邦的各路大軍圍困于垓下，山窮水盡，走投無路，只好對著他心愛的美人虞姬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對項羽這位曾經叱咤風云、不可一世的英雄來說，對個人的能力越保持驕傲和自信，就越感覺到在歷史與命運的巨大壓迫下個人的渺小和無能為力。這種感嘆命運無常的悲觀意識，在先秦詩歌中幾乎是不存在的。而自《垓下歌》以后，漢代詩歌中充滿了這樣的感嘆，并且在漢末魏晉間達到高潮。
與《垓下歌》相呼應的，是漢高祖劉邦的《大風歌》：“大風起兮云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劉邦借著秦末農民戰爭的大風暴登上皇位，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出身于社會底層的最高統治者。劉邦是戰勝了項羽的英雄，但他的《大風歌》卻也貫穿著關于命運無常的感慨。《漢書·高帝紀》載劉邦當年曾“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說明他的內心隱藏著深刻的悲哀。
漢武帝劉徹寫出了著名的《秋風辭》：“秋風起兮白云飛，草本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作為一個強大帝國至高無上、功業煊赫的帝王，漢武帝深知自己也難以逃脫老與死的威脅，因此，在詩中抒發了樂極生悲、人生無常的感傷。這是一首優美的詩歌。沈德潛在《古詩源》卷二認為此詩為“《離騷》遺響”。《秋風辭》是漢武帝的代表作，也是詠秋的名篇。
在楚歌盛行的同時，新的詩歌形式也在萌芽產生。在西漢中期初步形成的五言詩和接近于形成的七言詩，在當時雖然還只是楚歌的附庸，但在后來的文學史上卻越來越重要。
就五言詩來說，如果要說零散的五言詩句，早在《詩經》中就已出現。《楚辭》中的一些詩句若去掉語氣詞“兮”字就更普遍。但西漢初年才出現五言詩形式的作品，最早的是虞姬的《和項王歌》：“漢兵已略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唐代張守節《史記正義》從漢初陸賈所撰《楚漢春秋》中引錄了這首詩，始流傳至今。宋代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二《考史》認為此詩是我國最早的一首五言詩，可見其在中國詩歌史上的重要地位。
虞姬還有兩首四言詩。一是《采芝操》：“皓天嗟嗟，深谷逶迤。樹木莫莫，高山崔嵬。巖居穴處，以為幄茵。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往矣，吾當安歸。”另一首是《歌》：“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兮，貧賤之肆志。”由此來看，虞姬還是一位有相當詩歌修養的了不起的女詩人。
漢高祖姬戚夫人寫有一首基本上是五言的《舂歌》：“子為王，母為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為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
漢武帝時期的樂人李延年的《佳人歌》，除一句外，通篇都是五言：“北方有佳人，遺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漢成帝妃嬪班婕妤善于辭賦，有良好家庭文化修養，她的兄弟伯、游、稚都是當時的著名學者。她有一首《怨歌行》(又題《團扇》)是一首詠物言情之作，《文選》、《玉臺新詠》、《樂府詩集》均收入，均題班婕妤作，寫得非常出色：“新裂齊绔素，皎潔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飚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此詩是樂府歌辭，屬楚調曲。《漢書·外戚傳》說班婕妤為趙飛燕所譖，遂求供養太后于長信宮，詩蓋為此而作。詩中以團扇自比，想象優美貼切;以秋扇見捐比喻女子遭棄，反映了封建社會中婦女被玩弄被遺棄的普遍悲劇命運，尤為新奇而警策，是前無古人的創造。其形象超越了宮怨范圍而具有更典型更普遍的意義，對后來的“宮怨”詩影響很大。在后代詩詞中，團扇幾乎成為紅顏薄命、佳人失時的象征。鐘嶸評曰：“《團扇》短章，辭旨清捷，怨深文綺，得匹婦之致。”
從以上例子可以看出，西漢初期的上層統治者都有深厚的詩歌修養，曾經受到詩歌方面的教育——或者是正規的學校教育，或者是民間的詩歌教育。
如果從樂府民歌來看，一般認為漢武帝時代采錄的“吳楚汝南歌詩”之一的《江南》，已經是完整的五言詩：“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漢書·五行志》載成帝時童謠：“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這首民謠雖然語言較為樸素，但已經是隔句用韻、無雜言句的標準的五言詩形式。同為《漢書》所載的成帝時民謠《尹賞歌》也是這樣的情況。這種現象表明，至少到了西漢后期，五言詩形式在民間已經普遍流行。由此可見，西漢時期民間的詩歌教育也是很發達的。
不過，五言詩在西漢始終沒有成為通行的主流的詩歌形式，直到東漢以后才逐步興盛起來。從此，五言詩逐漸代替了四言詩，在以后的兩千年里成為我國古代詩歌的主要形式。
七言詩形成的過程同樣很長。典型的上四下三結構的七言詩句，在戰國時期已經很常見。從現存資料來看，七言詩在西漢前期似并無發展，至西漢中期方顯示明顯的進步。武帝時由司馬相如等宮廷文人制作的《郊祀歌》十九章，其中《天地》、《天門》、《景星》三章，均含有較多的七言句。尤其《景星》前半部分完全是四言，后半部分十二句則完全是七言。像這樣集中連用大量七言句式的詩，在過去是沒有的。《文選·北山移文》注引《董仲舒集》有“七言琴歌二首”。可見漢武帝時代已經存在“七言詩”這樣的概念。相傳為武帝君臣聯句寫作的《柏梁臺詩》，則是完整的七言詩。不過，七言詩的優越之處得到充分發展，從而成為流行的詩體，還要經過漫長的等待。
司馬相如的《琴歌二首》也具備了七言詩的形式。其一是：“鳳兮鳳兮歸故鄉，遨游四海求其皇。時未遇兮無所將，何悟今兮升斯堂!有艷淑女在閨房，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緣交頸為鴛鴦，胡頡頏兮共翱翔!”其二是：“皇兮皇兮從我棲，得托孳尾永為妃。交情通意心和諧，中夜相從知者誰?雙翼俱起翻高飛，無感我思使余悲。”
《文選》注引劉向的《七言》詩尚有六句，是完整的七言詩歌，不帶雜言和楚歌句式，基本上是每句用韻。其內容亦有新穎之處，如“朅來歸耕永自疏”、“結構野草起屋廬”、“宴處從容觀詩書”、“山鳥群鳴我心懷”，寫隱居的日常生活和閑逸心情，這是以前和同時代的詩歌中所沒有的，而在魏晉以后的詩歌中成為重要題材，成為田園詩歌的最早源頭。
由于秦代焚書坑儒，再加上秦漢之際戰火不斷，儒家典籍保存下來的太少，經籍的整理和傳授都有一定的困難，所以，漢代經書的講解和傳授最重師法、家法和依據。經籍中的語言多是先秦的書面語言，和漢代口語差別很大，再加上當時書寫材料的限制，想得到一本書非常困難，所以，記誦是一種很好的補救辦法，治經的人必須通過記憶和背誦來學習，因此，當時的教育注重記憶和背誦。在學術傳授靠手抄甚至口授的條件下，要防止杜撰經文和主觀臆斷的解說，有效的保障就是嚴格辨明師傳體系并恪守師說，這種重師法、重依據、重記誦的漢代學風，對當時詩歌教育的普及帶來了一定影響。
秦代曾經焚毀民間保存的包括《詩經》在內的所有儒家典籍。但儒家典籍并未完全失傳。《漢書·儒林傳》記載：“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六學從此缺矣。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往歸之，于是孔甲為涉博士，卒與俱死。……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圣人遺化好學之國哉?于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時頗登用，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
由于《詩經》是士人普遍熟悉、易于記誦的典籍，所以到漢代又得到廣泛流傳。《漢書·藝文志》載：“《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三家皆列于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漢初傳授《詩經》學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個學派：魯之申培，齊之轅固生，燕之韓嬰，趙之毛亨、毛萇，簡稱齊詩、魯詩、韓詩、毛詩(前二者取國名，后二者取姓氏)。魯、齊、韓三家屬今文經學，是官方承認的學派，毛詩屬古文經學，是民間學派。魯詩、齊詩、韓詩三家均有眾多弟子，尤以魯詩為盛。
《漢書·儒林傳》載：“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于魯南宮。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元王薨，郢嗣立為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及戊立為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余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故以教，……蘭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為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于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上，……即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讓上曰：“此欲復為新垣平也!”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申公亦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十余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膠西內史，夏寬城陽內史，碭魯賜東海太守，蘭陵繆生長沙內史，徐偃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于大夫、郎、掌故以百數。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徒眾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大江公及許生，……傳子玄成，……玄成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由是《魯詩》有韋氏學。”《漢書·儒林傳》還記述了魯許生、免中徐公的弟子王式傳授魯詩的事跡，其弟子“張生、唐生、褚生皆為博士。……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為諫大夫，以《詩》授元帝。其門人瑯邪王扶為泗水中尉，授陳留許晏為博士。由是張家有許氏學。”可見魯詩在西漢傳播之廣。
《漢書·儒林傳》載：“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候始昌最明，自有傳。”“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毛公，趙人也。治《濰》，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為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可見齊詩、韓詩傳播也較廣，而毛詩則遜色許多。但到了東漢以后，毛詩反而日漸興盛，并為官方所承認;前三家則逐漸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傳了。今天我們看到的《詩經》就是毛詩一派的傳本。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就記載了西漢初賈誼學詩誦詩的情況：“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漢書·賈誼傳》引用了這段記載。這段話表明賈誼在十八歲以前曾經學習《詩經》，并“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后有因廷尉吳公的舉薦被漢文帝任命為“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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