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的漢代文學

時間：2021-04-06 11:01:37 國學常識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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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的漢代文學

　　導語：漢朝文學是我國文學多元化發展的紀元，出現了漢賦、駢文、政論文、詩歌等多種體裁及內容，下面是語文迷小編收集整理的關于漢朝文學的主要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漢朝經濟的繁榮、國力的強盛、疆域的擴展，使那個時代的作家充滿勝利的喜悅和豪邁的情懷。反映在文學上，就是古往今來、天上人間的萬事萬物都要置于自己的觀照之下，加以藝術的再現。司馬相如說過：“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攬人物。”(《西京雜記》卷二)司馬遷稱，他撰寫《史記》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報任安書》)。司馬相如和司馬遷，一個是辭賦大家，一個是傳記文學巨匠，他們處于文學創作的不同領域，卻不約而同地提出了基本相同的主張，對作品都追求廣大的容量、恢宏的氣勢，欣賞那種使人產生崇高感的巨麗之美。在大賦中，凡是能夠寫入作品的東西，都要囊括包舉，細大無遺，無遠不屆。在史傳文學中，天文地理、中土域外、經濟文化等面面俱到，遠至黃帝，近至當世，從帝王將相到市井細民，三教九流、諸子百家，各類人物紛至沓來。就是篇幅有限的郊祀歌，也具有兼容并包的性質。漢代文學的巨麗之美，體現的是對大一統帝國輝煌業績的充分肯定，它的表現對象、領域和范圍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廣度。

　　漢王朝處于歷史的上升期，其中有相當長一段時間是太平盛世。漢代文人生活在這個特定的歷史階段，普遍具有朝氣蓬勃的進取精神，懷著強烈的建功立業的愿望。他們追求人生的不朽，希望能夠青史留名。漢代文人貴于名行，為了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他們可以忍辱負重，赴湯蹈火，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正因為如此，漢代文學作品中貫穿著一種自強不息、積極向上的精神，保持著激揚高昂的格調。西漢盛世的作品自不必言，就是到了東漢王朝的衰落期，文人們念念不忘的依舊是建功立業，揚名后世。雖然從西漢末年開始，謹于去就的思潮有所抬頭，甚至出現一批隱遁之士，并在文學中有所反映，但所占比重不大，不是主要潮流。“逮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于閹寺，士子羞于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于斯行矣。”(《后漢書·黨錮列傳》)漢代文人積極的入世精神，好高尚義、輕死重氣的品格，在漢末再一次放出異彩，并產生了許多憤世嫉俗、鋒芒畢露的作品。

　　古代士人的宦達是和君主的權力聯系在一起的，漢代文學在表現士人的進取精神時，把圣主賢臣的結合作為自己的理想，王褒的《圣主得賢臣頌》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士人的命運還和所處的時代、形勢密切相關，漢代文學對歷史機遇和個人命運的關系作了形象的展示和精辟的論述，《史記》及許多抒情賦在表現歷史發展必然性和個人命運偶然性兩者的關系方面有較大的深度。對于古代士人來說，在仕途上成功的少，失敗的多，成功者固然有成功的喜悅，失敗者難免有落魄的感慨。在抒發人生的失意和抑郁之情時，漢代文學也顯示出歷史上升期的特點。這些作品雖然表達了創作主體的幽怨和不滿，但罕有悲觀失望的沒落情調。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漢代文人所感慨的內容也在發生著變化。在西漢昌盛時期，失意文人感嘆生不逢時，董仲舒的《士不遇賦》、司馬遷的《悲士不遇賦》，都是以“遇”和“不遇”為主題。而從西漢后期開始，文人的慨嘆更多地集中在命運方面，正如揚雄所說“遇不遇命也”(《漢書·揚雄傳》)，由西漢昌盛期的重視外在情勢、機遇，轉到對自身命運的關注。到了東漢的衰落期，文人們則由功名未立而嗟嘆生命的短促，《古詩十九首》中的一些作品就屬于這種類型。

　　西漢朝廷是在秦朝滅亡之后，經歷短暫的楚漢相爭而建立起來的。批判秦朝的暴政，總結秦朝迅速滅亡的教訓，對歷史進行高屋建瓴的反思，是漢初文學的重要內容。從賈誼的政論、司馬相如的《哀二世賦》，到司馬遷的《史記》，都貫穿著對歷史的批判精神。從武帝開始，思想界由對歷史的批判轉入本朝理論體系的構筑，與此相應，文學也由對歷史的批判轉入對現實的關注，歌功頌德、潤色鴻業成為西漢盛世文學的主要使命，大賦是這種使命的得力承擔者。從東漢開始，文學界的批判潮流再度涌動。從王充、王符等人的政論，到酈炎、趙壹、蔡邕、禰衡等人的詩賦，批判精神日益強烈。批判的對象包括神學目的論、讠韱諱宿命論、鬼神迷信、社會的黑暗腐朽，以及傳統的價值觀、人生觀。漢代文學以歷史的批判發軔，經由昌盛期的歌功頌德，最后又以現實的批判而告終，完成了一次循環。不過，和前期的歷史批判相比，后期對現實的批判更具有深度、廣度和力度。

　　和漢代文學所走過的批判--贊頌--批判的發展道路相一致，漢代文人的地位也經歷了一個從獨立到依附、再到獨立的演變過程。漢初的枚乘、莊忌、鄒陽等人游食諸侯間，為大國上賓，他們來去自由，具有獨立的人格，兼有文人和縱橫家的品性。從武帝開始，朝廷對文人以倡畜之，侍從文人很大程度上為迎合天子的口味而創作。東漢時期被外戚招納的幕僚文人，有時也要犧牲自己的人格為主人唱贊歌，他們和宮廷侍從文人一樣，都是不自由的。這些依附于天子、外戚的作家，多數是文人兼學者的類型，王褒、揚雄、劉向父子、班彪父子都是如此。從西漢末年起，向慕人格獨立的精神又在文人隊伍中萌生，揚雄、班固、張衡等人自覺或不自覺地、程度不同地擺脫侍從文人、幕僚文人的.依附性，努力按照自己的理想從事創作。東漢后期的趙壹、禰衡等人，任性使氣，耿介孤傲，從他們身上可以更多地看到黨人的影子。從漢初出處從容、高視闊步于諸侯王之間的枚乘、鄒陽等人，到漢末趙壹、禰衡等近乎狂士的文人，漢代文人在經歷了一段屈從、依附之后，又向個性獨立回歸，并且達到更高的層次。

　　漢代文學和先秦時期的楚地文學有很深的淵源關系，所以，漢代文學從一開始就具有濃郁的浪漫色彩。西漢時期的文人一方面對現實世界予以充分的肯定，另一方面又幻想到神仙世界去遨游，以分享那里的歡樂，許多作品出現了人神同游、人神同樂的畫面，人間生活因和神靈世界溝通而顯得富有生氣。進入東漢以后，文學作品的浪漫色彩逐漸減弱，而理性精神日益增強。把司馬相如、揚雄的辭賦和班固、張衡的同類作品相比，把《史記》和《漢書》相比，都可以看到浪漫和現實的差異。當然，東漢文學的浪漫氣息遠遜于西漢。道教的興起和佛教的傳入，并沒有使東漢文學走向虛幻，相反，它按照自己的規律向前發展，作品的現實性得到進一步強化。在辭賦創作中，出現了像班彪的《北征賦》、班昭的《東征賦》、蔡邕的《述行賦》、趙壹的《刺世疾邪賦》等現實性很強的作品。文人詩歌創作也罕見虛幻成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樂府詩發展到頂峰。至于像王充《論衡》那類以“疾虛妄”為宗旨的政論，在東漢也問世了。

　　漢代文學的民間創作和文人創作都呈現興旺的景象，二者相互促進，有力地推動了漢代文學的發展。民間創作和文人創作的互滲互動，在漢代詩歌中體現得尤為明顯。兩漢時期存在采詩制度，通過采集民間歌謠用以充實樂府的樂章，有時也用來考察政治上的得失及民風民俗。五言歌謠大量采入樂府，成為樂府歌辭。這種新的詩歌樣式對文人有很大的吸引力，他們在自己的創作中有意的加以模仿，于是出現了文人的五言詩，流傳下來的樂府詩中也有文人的作品。民間五言詩在文人五言詩的影響下，又日益走向成熟。除詩歌外，漢代史傳文學也留下了民間創作和文人創作相融匯的痕跡，《史記》、《吳越春秋》都把許多民間傳說寫入書中，增加了這兩部作品的傳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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