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的文學觀

時間：2022-12-09 09:58:49 國學常識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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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的文學觀

　　漢代文學有著濃厚的因襲復古之風，此與整個漢代以五經為祖禰，以圣賢為準則，和重師法傳承、章句治經的學術風氣有關。以下是小編整理的漢代的文學觀，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文學這個詞，在漢代的觀念里，比今天寬，也厚實。

　　文學一指文章經籍，《詩》《尚書》《禮記》《易》《春秋》五經之學。《史記·儒林列傳》寫到劉邦殺項羽之后，“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齊魯之間于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言《詩》于魯則申培公，于齊則轅固生，于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災川田生。言《春秋》于齊魯自胡毋生，于趙自董仲舒。”

　　司馬遷借公孫弘之口給文學的定義是，“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當年的文學家有三個硬條件：飽學與真知灼見;文章筆法講究;還得“恩施甚美”，這個美字相當于今天美學里的美，不是表面的，是深層次的，給社會，給人生帶來深層次的審美享受。杜甫有一句詩，與此遙相呼應，“文章千古事，聲名豈浪垂。”

　　在漢代，文學還是一種選官制度，當時科舉考試未興，是察舉制，推薦制，地方大員向中央舉薦的人才里，即有賢良文學一科。賢良文學是當年的高端人才，屬特舉。大致的流程是，依皇帝詔令，地方官吏把舉子送至朝廷，皇上廷試，舉子策對，之后按見識高矮授官。皇上高興了，會追加提問，一策之后，還有二或三，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就是這么出籠的。賈誼和晁錯都是經歷這種嚴格遴選脫穎而出的。

　　漢代和今天有一點相類似，是依靠農民取得的政權，天下打下來了，但管理國家的經驗比較少。漢代是“漢襲秦制”，國家管理的多方制度沿襲秦朝。軍事上沿用“二十等軍功爵”，貨幣用“秦半兩”，(12銖錢，舊制24銖為一兩)。歷法用秦始皇頒行的“顓頊歷”，以顓頊歷紀年，一年伊始的首月，是今天農歷的十月，而且不叫正月，稱端月。漢朝經歷了劉邦、呂后、文帝、景帝之后，武帝是大帝，不僅開疆守土，還建規立制。實行貨幣改革，停“秦半兩”，用“五銖錢”。維新歷法，廢《顓頊歷》，頒行《太初歷》，我們今天的農歷紀年方法，是由太初歷完善而成的。

　　漢武帝在文化上的貢獻也是偉大的。秦朝是先軍政治，走軍國主義路線。武帝尚武更崇文，“今上(武帝)即位。……于是詔方正賢良志士”，“延文學儒者數百人”，“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為官”，“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史記·儒林列傳》)“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后百數。”(《漢書·董仲舒傳》)文學在武帝時期是顯學，全國矚目。

　　漢代的文學觀是大方大器的，強調“文章爾雅，訓辭深厚”，但“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是寫在前邊的。比如賈誼的文章，《吊屈原賦》《鵩鳥賦》文辭講究，但《過秦論》被《史記》收錄、《論積貯疏》《論鑄幣疏》被《漢書》收錄，因其洞察社會趨勢與走向，看破世道焦點所在，文學作品被史家采信，是大手筆。

　　文學概述

　　兩漢散文以歷史散文和政論散文最為突出。司馬遷的《史記》以人物為中心來反映歷史，創立了紀傳體史書的新樣式，也開辟了傳記文學的新紀元，是漢代最輝煌的成就。東漢班固的《漢書》與之齊名。政論文中名篇佳作疊現，其中包括：賈誼的《過秦論》、《論治安策》，晁錯的《論貴粟疏》，桓寬的《鹽鐵論》，王充的《論衡》，王符的《潛夫論》，仲長統的《昌言》等。從文化上看，漢代文學有著濃厚的因襲復古之風，此與整個漢代以五經為祖禰，以圣賢為準則，和重師法傳承、章句治經的學術風氣有關。

　　兩漢詩歌以樂府詩和五言詩成就最為顯著。兩漢樂府詩是繼《詩經》、“楚辭”之后的又一種新詩體。著名的《孔雀東南飛》是樂府詩中的敘事長篇，后人把它與北朝的《木蘭詩》和唐代韋莊的《秦婦吟》并稱為“樂府三絕”。《古詩十九首》則代表了漢代五言詩的最高成就。

　　漢賦乃兩漢一代之文學，是一種新興的文體。它介于詩歌和散文之間，韻散兼行，是詩的散文化，散文的詩化。它兼收并蓄《詩經》、“楚辭”、先秦散文等諸種文體。形成了一種容量宏大且頗具表現力的綜合型文學樣式。賈誼的《吊屈原賦》是騷體賦，枚乘的《七發》是漢大賦正式形成的標志，司馬相如的大賦是漢賦的頂峰。之后班固的.《兩都賦》、張衡的《兩京賦》都為漢大賦力作。張衡的《歸田賦》還開啟了抒情小賦的先河。

　　漢代文學基本態勢

　　漢代是一個大一統時期，經濟的繁榮、國力的強盛、疆域的擴展，使漢代作家充滿了豪邁的情懷。反映在文學上就如司馬遷《史記》的宗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通俗來說就是古今往來、天上人間的萬事萬物都要置于自己的觀照之下，“苞括宇宙，總攬人物”。漢代對于作品，追求廣大的容量、恢宏的氣勢，使人產生崇高的巨麗之美。在大賦中，凡是能夠寫入作品的事物，都要囊括包舉，細大無遺，無遠弗屆，帶有兼容并包的性質。漢代文學這樣的巨麗之美，體現的是對大一統帝國輝煌業績的充分肯定，它的表現對象、領域和范圍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廣度。

　　在每個朝代建立的初期，文人作家莫不是想一展宏圖、建功立業的，所以在漢代文學中管穿著一種自強不息、積極向上的精神，保持著激揚高調的格調。這樣的情懷就算到了東漢王朝的衰落期，也沒有被消滅殆盡，文人依舊念著建功立業，揚名后世。但隱遁人士也不是沒有，甚至他們在文學作品中也有所反映，但比重不大，不是主要潮流。不僅如此，在漢末時期，由于漢代文人好高尚義、輕死重氣的品格，還產生了許多憤世嫉俗、鋒芒畢露的作品。

　　同時，由于西漢是在秦朝滅亡之后，經歷短暫的楚漢相爭而建立起來的，批判秦朝的暴政，總結秦朝迅速滅亡的教訓，對歷史進行高屋建瓴的反思，成了漢初文學的重要內容。如賈誼的《過秦論》、司馬相如的《哀二世賦》等。到了武帝時期，文學由對歷史的批判轉向了對現實的關注，歌功頌德成為了西漢盛世文學的主要使命，大賦就是這種使命的接受者。到了后期，文學界的批判潮流又開始興起，包括神學目的論、鬼神迷信、社會的黑暗腐朽以及傳統的價值觀、人生觀在內，都是漢代文人的批判對象。東漢昌盛時期又轉變為歌功頌德，最后以對現實的批判告終，完成了一次循環。但與前期相比，后期文學對現實的批判更具有深度、廣度和力度。與文學批判—贊頌—批判發展道路相一致的，漢代文人也經歷了一個從獨立到依附再到獨立的演變過程。

　　還要說的是，漢代文學和先秦時期的楚地文學有很深的淵源關系，所以，漢代文學從一開始就具有濃郁的地方色彩。（漢賦和楚辭就是一脈相承的）西漢的文人一方面對現實世界予以充分的肯定，一方面又幻想到神仙世界去遨游，以分享那里的快樂。于是很多作品就出現了人神同游、人神同樂的畫面。進入東漢以后，文學作品的浪漫色彩逐漸減弱，而理性精神日益增強。當然，東漢有些文學作品不乏奇幻的想象，甚至也有神靈出現，但在總體上看，東漢文學的浪漫氣息遠遜于西漢。道教的興起和佛教的傳入并沒有使東漢文學走向虛幻，相反，它按照自己的規律向前發展，作品的現實性得到了進一步強化，如班昭的《東征賦》、趙壹的《刺世疾邪賦》等等。

　　總的來說，漢代文學呈現興旺的景象，人創作如此，民間創作也是如此并且二者相互促進，有力地推動了漢代文學的發展，這主要體現在詩歌上。兩漢時期存在采詩制度，也就是通常說的“漢樂府詩”，樂府通過采集民間歌謠充實樂府的樂章，有時也用來考察政治上的得失及民風民俗。五言歌謠大量采入樂府，文人又加以模仿，于是就出現了文人的五言詩，流傳下來的樂府詩中也有文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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