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諫者當如魏征
導語：在中國社會幾千年，無論哪個朝代，帝王的權力都是至高無上的，沒有任何力量能夠制約。在人治的封建社會制度中，雖設置諫院、臺諫、諫臣等機構，但欲使君王接受某種規勸，諫臣欲想直言進諫，卻是至難的事情。
帝王的口是“金口”，帝王的話是“圣旨”，不能更改，不能違抗。諫臣欲進諫，給他提意見時，若是高興，可以接受;如若聽不入耳，發起脾氣來，便會有殺頭之危。古往今來，不知多少忠臣謀士敢于犯顏進諫，慷慨陳辭，而悲壯地倒在宮門外。
西漢劉向在《說苑》一書中指出：“臣下進諫，非為身也，將欲以正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為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
“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在這種情形下，在進諫時就要采用隱喻的手法，借他事而喻此事，言他物而指此物，做到既不太損害被諫者的自尊心，照顧其面子，又使其樂于接受說諫者的觀點，這也是一種方法。
韓非在《說難》一文中指出，如果游說者對被諫者不熟悉，不了解被諫者的處境和心理時，說多了不是，說少了不是;說淺了不是，說深了也不是。如果滔滔不絕，高談闊論，會被君王認為是華而不實。如果字斟句酌、謹慎而言，又會被認為拙而不論;如果旁征博引，連類比物，則會被認為是虛而無用;如果直截了當、開門見山，又會被認為沒有口才，真可謂左右為難。
所以，進諫者首先要高瞻遠矚、盡知天下大事，了解當時各種的政治、經濟、軍事狀況，洞悉形勢變化，作出準確無誤的判斷，并確知對方處境之順逆、心情之好壞，然后在進諫中做到理趣結合，寓莊于諧，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如楚莊王登上國君寶座時，不理國政，只知田獵消遣，與宮女飲酒作樂。在朝堂門口懸掛一條命令：“有敢諫者，死無赦。”這樣已經三年。一次，有個叫成公賈的大臣去見他，莊王問道：“你來喝酒還是聽音樂?”成公賈回答：“不是來喝酒，不是聽音樂，也不是進諫，是來給你說說隱語，解解悶。”接著道：“剛才去郊外，看到一只鳥，身披五色花紋，棲息在高坡上已有三年，不見其飛，不見其鳴，不知什么鳥?”莊王聽懂了成公賈的隱語含意，笑著回答：“這只不是凡鳥，三年不動，是在決定志向，三年不飛，是在生長翅膀，三年不鳴，是在觀察周圍環境。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以后真如其所言。
唐代魏征可說是這方面的典范。唐貞觀六年，朝臣請太宗往泰山舉行封禪大典，以顯耀大唐盛世的文治武功。但魏征卻以為不可。唐太宗很掃興道：“我的'功業不高么?德行不厚么?外邦沒有臣服么?農業的年成不好么?”魏征答道：“陸下功業雖高，但恩澤尚未及于全國，外邦小國雖已臣服，但還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年成雖不錯，但倉庫還嫌空乏。因此，不可以舉行封禪。”
唐太宗聽了魏征這番話，沉默不語，魏征接著說：“一個剛剛病愈的人，讓他馬上就扛上一石米，日行百里是不行的。而國家剛剛醫治了戰爭的創傷，元氣還未恢復，就急于向上天報告大功告成是欠妥當的。而東封泰山，行動起來，萬乘千騎，耗費大量資財，倘若再遇上災荒，風雨驟變，那就悔之莫及。”又說：“把池塘里的水抽干來撈魚，并不是撈不到魚，而是明年無魚;把森林燒光去捕獸，不是捕不到獸，而是明年無獸。”魏征的坦誠相告，終于被太宗接受，停止了封禪。
魏征是歷史上有名的賢臣，他以國家利益為重，多次向太宗李世民進諫，而唐太宗也是歷史上的英明君主，這一對君臣，他們敢諫和善于納諫，構成了歷史上一段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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