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文化的現代啟示
導語：儒家文化是古代的正宗思想，到了現代社會它對于現代人又有什么啟示呢?讓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吧!
的確,長期以來,由于批孔反儒狂風暴雨的洗禮,儒學在政治領域似乎已被完全妖魔化,幾乎被描繪成漆黑一團的東西,甚至一度被貼上“吃人”的標簽。在這種政治氛圍下,有人說儒學是封建意識形態,有人說儒學是封建宗法主義,有人說儒學就是三綱五常、封建禮教,這樣的儒學有用嗎?誠然,我們也認為,封建意識形態不能用,封建宗法主義也不能用,三綱在當代也不能用(五常即仁、義、禮、智、信另當別論),但我們要問:儒學等于封建意識形態嗎?儒學果真就是封建宗法主義嗎?儒學就是三綱五常嗎?
回答是否定的。眾所周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儒家學者所共期。儒學自形成之日起,其政治學說就不是專門為某一特定政治制度設計的,也不是為某一個時代設計的,而是“為萬世開太平”而設計的。儒學的政治學說曾一度作為封建意識形態,但不等于封建意識形態;一度曾是封建宗法主義,但不就是封建宗法主義。道理很簡單,從縱向上看,封建社會沒有出現之前,儒學就已存在,而封建社會結束之后,儒學依然存在,儒學未來還會存在,這說明儒學有超越具體封建制度架構之上的普遍原則,因而不會隨著某一政治制度的解體而完結。從橫向上說,儒學已經不只存在于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之外的港澳臺地區、韓國、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等等,這些地區與國家都是資本主義社會,但儒學與中國大陸一樣活躍,甚至美國也有“波斯頓儒學”,“夏威夷儒學”等等,這些區域既不是封建政體,也不是宗法社會,因而簡單地將儒學歸結為封建意識形態或封建宗法主義,顯然是不正確的!因此儒家的政治原則有萬世之用。儒家的“萬世之用”,不在于其具體執政措施,更不在于具體的政治制度,而是具體政治措施或政治制度背后超越時空的普遍而永恒的政治原則。
首先,儒家學者認為任何政治舉措或政治制度設計都應本于天理,基于人性,合乎人心,順乎民欲。天道運行、天理的顯現是一個漸次展開的過程,因而人類社會走向大公、至正也是逐次展開的過程。天道、天理、天命落實于人即是人性,人性是人有別于動物、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規定,這個本質規定就是仁義。任何政治集團或者說政治人物執政都不能賊仁賊義,即不能引導人背離人性而走向邪惡,而是使人不斷向善的方向努力。任何時代、任何政權、任何政治制度都不能違天理、滅人倫、賊仁害義,由此,我們說儒家的政治原則具有萬世之用。
其次,基于人性本善哲學理念,儒家主張以德治為本,以法治為輔,德法相輔而行,同體而異用。德治的具體表現就是“仁政”與“王道”。仁政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即以高度同情心、憐憫心去從事國家管理和行政管理活動。它要求治者必須承認人人都有“貴于己”的“良貴”,“良貴”即天生不可剝奪的人格尊嚴,視一切人為人,而不是沒有感情的“芻狗”。仁政一項重要主張就是“制民之產”,認為人有“恒產”才可能有“恒心”。“恒產”者,固定的資產與有保障的收入之謂也;“恒心”者,平常、正常之心理狀態也。從孔子的“富而后教”,到孟子的“制民之產”,再到荀子的“五疾之養”,儒家學者一再告訴世人,民以食為天,國以民為天。任何統治者都不得“罔民入罪”,陰謀不可,陽謀也不行,“政者,正也,”政治就是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對待人民的管理活動。“王道”要求治者德服天下,而不是利誘天下、威服天下,以超強權力鎮壓天下。
德為本,法為輔,德治的功用在于防罪于未然,而法是懲罪于已然。法是社會墮落的“止動力”,而不是社會向上提升的“牽引力”,德治恰恰是這種牽引力,德與法相輔而行,同體異用。
再次,基于人人皆有貴于己者的“良貴”理念,儒家主張以民為本和即民見天。以民為本就是以人為本。儒家的民本主義有如下特點:第一,民心向背是政權存廢的決定力量,民意是政權合法性的法理依據,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第二,民不可敵,任何統治者都不能與民為敵,民眾是不可戰勝的;第三,民眾的意愿就是歷史必然趨向,歷史必然趨向可稱之為“天”。“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即民以見天。儒家的`民本當然不同于現代政治架構下的民主,但與民主并不沖突,它完全可以成為當代民主的學理支撐。
第四,治權上儒家主張賢能者握治權,倡導精英治國的理念�？鬃拥倪x賢與能、舉賢才、“舉直錯諸枉”,到孟子的“唯仁者宜在高位”,儒家主張治者應以德為本,德才兼備。這一思想被荀子予以充分發揮。荀子明確提出了“論德定次,量能授官”(《荀子·君道》)的主張,認為一個合理的政治運作模式和人才選拔機制應當是“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尚賢使能,而等位不遺。”(《荀子·王制》)“尚賢使能”是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種政治制度都應遵守的人才選拔原則,這一原則過去有效,今天依然有效,未來也不能失效;中國人才選拔應當如此,外國的人才選拔也不背離此,可謂放之四海而皆準。
第五,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儒家向往建立一個至公至正、天下一家,四海若一人的人間社會,孔子將這個社會描述為“大同”社會。建立一個至公、至正的大同社會是人類永遠的理想,也是全人類共同的追求。
儒學政治理論不是無用之用,而是現實之用。儒家所揭示的是治國、平天下的一般性原則或稱之為普遍性原則,這些原則不為封建時代所限,也不為某一個特殊的利益集團所限,因而不能因儒家的政治理論曾為封建統治者利用過而對儒家的政治主張心存顧慮、忌憚乃至有意回避。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儒家的一切政治主張都有用,也不是說儒家一切政治主張都可照搬照用。我們主張,對傳統儒家的政治理論的運用應因時而用,因地而用,創造性地“活用”,以傳統儒家政治原則為主體,通過融攝當代世界政治理論的新成果或人類共享的政治資源,完成儒家政治理論新形態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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