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數中國古代行政區類型
導語：不同朝代對行政區的劃分有不一樣的規范，不一樣的稱謂。下面是小編收集整理了有關中國古代行政區的內容，歡迎大家參考!
中國古代的行政區劃大致可以劃分為以下五個時期：萌芽時期(約從公元前21世紀至公元前3世紀，即從建立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國家政權——夏朝開始，到秦始皇統一中國、確立郡縣制為止)、郡縣制時期(秦、漢)、州制時期(魏晉南北朝、隋)、道(路)制時期(唐、宋)、行省制時期(元、明、清)。
州：地方一級行政區劃名。如在上古時期劃分的九個行政區域：冀、兗、青、徐、揚、荊、預、梁、雍等九州，也是中國別稱“九州”的來歷。東漢共分13州；晉初又分19州；到了唐代，全國共有300多個州，都是行政區。
郡：早在戰國時期，各國就開始實行郡縣制，秦朝時，天下劃分為36郡，征服南粵后，增加到40郡。直到隋唐以前，歷朝都設有郡。隋朝取消了郡，唐代則州郡迭改，宋代以后郡被徹底取消。
行省：原是官署的名稱。后來，行省正式稱為一級行政區劃名，簡稱為省。
國：諸侯王的封域，泛指古代侯王的封地，也是一級行政區劃名稱，地位相當于郡。這和今天國家的國有很大區別。
邑：泛指城市。但大城市通常稱都，小城市稱邑。邑有時也指縣。
縣：兩千多年來縣一直是中國的基層行政區劃名。春秋以前，縣大于郡，戰國以后，郡大于縣，秦統一六國后，乃確立郡縣制，縣隸屬于郡。漢代的縣屬于郡和國，以后各朝的縣屬于州或府。
道：始行于唐，不過當時屬于監察區，相當于漢代的州，后來逐漸實化為一級行政區域。
鎮：古代在邊要形勝之地設置鎮，駐兵戍守，北魏時設鎮之地有二：一類設于全不立州郡的地方，鎮將兼理軍民政務；一類設于州、郡治所，即與州郡同設于一地，鎮將綰軍，由刺史、太守管理民政，但多數由鎮將兼刺史、太守之任。唐代，鎮戍之權較前減弱。唐末五代時期，節度使在其境內設鎮，置鎮使、鎮將，除鎮捍衛防守之外，還向人民征收器甲糧餉，掌握地方實權。宋初，為了加強中央集權，罷鎮使、鎮將，收其權歸于知縣，除人口眾多、商業繁榮的鎮以外，多數罷廢。宋代以后，鎮多指縣以下的小商業都市。
路：宋元時期的行政區。宋代的路最初是為征收稅賦轉運漕糧而劃分的區域，后來逐漸演變成帶有行政區劃和軍區的性質，成為一級行政區。元代也有路，為二級行政區，相當于宋代的州府。
拓展閱讀：
基本概念
節選自《中國古代文化史》第八章
行政區劃，是指一個國家行政管理的區域組織系統。國家為了行政管理的方便，有效地控制各個地域，通常在其所轄的領土范圍內按照自然地理的條件、政治經濟的狀況、民族和人口的分布、歷史的傳統以及軍事的需要，把全國劃分為不同級次的若干行政區，這種劃分叫做行政區劃。世界各國的行政區劃的級次和名稱是互不相同的。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規定，中國現階段的行政區劃主要是，在中央政府之下實行省、縣兩級制；美國主要是州（Prefecture）、縣（County）或市（City）；蘇聯主要是州（ОбласТъ）、區（PaЙОH）；法國主要是省（Province）、區或縣（District）；英國主要是郡（Shire）、縣（County）。即使在一個國家，不同歷史時期的行政區劃的級次和名稱也不是一定相同的，中國古代行政區劃的沿革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中國古代的行政區劃大致可以劃分為以下五個時期：萌芽時期（先秦）、郡縣制時期（秦、漢）、州制時期（魏晉南北朝、隋）、道（路）制時期（唐、宋）、行省制時期（元、明、清）。
萌芽時期
這個時期約從公元前21世紀至公元前3世紀，即從建立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國家政權——夏朝開始，到秦始皇統一中國、確立郡縣制為止。
國家的產生，是形成行政區劃的先決條件。在原始社會，人們按氏族、部落進行生產和生活，根本不需要行政區劃，也沒有地域區劃的概念，正如《禮記·禮運》篇所述，那時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的進步，逐步出現了私有制，產生了階級，形成了國家。統治階級為維護其統治地位，有效地控制被統治階級，需要實行分區分級管理，于是產生了形成各種各樣行政區劃的可能性。但是，并不是產生國家的同時也必然出現行政區劃。一些同志認為：夏朝的“地方行政區劃單位，是在原始公社部落基礎上形成的‘小邦’或‘方國’”；“商代的行政區劃采用分封制的形式”，是不對的。夏、商兩代和西周，都還沒有完善的地方行政制度，當時也不可能對整個國家進行全面的行政區劃，無論是“方國”，還是“諸侯國”，都是一個個獨立的國家，與夏、商、周王朝之間都只是松散的臣屬關系。春秋以后，縣、郡的出現才是中國古代行政區劃的肇始。
州服制說
在本世紀以前，人們普遍認為夏、商、西周王朝存在著“十二州”、“九州”、“五服”等行政區劃。最典型的如《漢書·地理志序》所云：“昔在黃帝，……方制萬里，畫野分州。……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貢。”即說黃帝時已有州制，堯因洪水之災，分中國為十二州，禹治水后更改為九州，以后又把中國分為五服。實際上，所謂夏、商、周代的“十二州”、“九州”、“五服”之說都僅是種種傳說而已。
十二州說
它是傳說中的堯舜氏族社會時代的行政區劃制度，起于《尚書·堯典》的“肇十有二州”。西漢學者谷永（前？—前4年）最先把“肇十有二州”解釋為“堯遭洪水，天下分絕十二州”。東漢史學家班固（32—92年）撰《漢書》即從其說。他們認為這“十二州”是堯舜時代的行政區劃制度，而且在禹設置“九州”之前。可是，東漢馬融（79—166年）認為“十二州”產生于禹治水之后，它是由當時氏族首領舜在禹置“九州”的基礎上，增置幽、并、營三州而成。后世的釋經家多從馬融之說。自顧頡剛（1893—1980年）在20世紀30年代以確鑿證據考證《尚書·堯典》乃漢人之作，“十二州”說是漢人影射漢武帝所置刺史部十三州而起，馬氏所敘的十二州名只是調和了《禹貢》、《爾雅》、《職方》“九州”之名的矛盾而形成的混合物。現代的秦漢史和先秦史學者都從顧氏之說，否定了“十二州”說是堯舜時代行政區劃制度的觀點。
九州說
它是傳說中大禹時代的中原地區的行政區劃制度，起于春秋、戰國時代。在西漢以前，都認為“九州”系禹治水后劃分的，但具體的說法各書所載互不相同，大致有四種說法：《尚書·禹貢》記載九州為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呂氏春秋·有始覽》有幽州，無梁州；《周禮·職方》有幽州、并州，無梁州、徐州；《爾雅·釋地》有幽州、并州、營州，無梁州、青州、徐州。各地所載各州的地域亦不盡相同，如泰山以北、以東地區在《禹貢》中屬于青州，在《職方》中屬于幽州；《職方》中的青州相當于《禹貢》中徐州的大部分和豫州的一部分。
這些“九州”說實際上是春秋、戰國時期學者對當時所知周朝領土所做的地理區域的劃分，并不是某個朝代的行政區劃。然而，在歷史上把它們長期地誤認為是行政區劃。在西漢以前，誤認為《禹貢》是大禹治水后所劃分的九州，代表夏朝的行政區劃制度；《漢書·地理志》最先把《周禮·職方》中的九州誤稱為代表周朝的行政區劃制度；三國時期魏人孫炎在注釋《爾雅》時，又把《爾雅·釋地》中的九州牽強附會地解釋為代表商朝的行政區劃制度；以后的經學家進一步推而廣之，把“九州”誤稱為夏、商、周三代的行政區劃制度。
畿服說
它最初見于《國語·周語》。《周語》曰：“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即說周王實行“甸服”、“侯服”、“賓服”、“要服”、“荒服”的五服制度。《尚書·禹貢》中也說了五服，只是用“綏服”替代了《周語》中的“賓服”；并認為每服皆有一定的范圍，都為五百里。《周禮·夏官·職方氏》更將“五服”擴展為“九服”：“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藩服”。在《周禮·夏官·大司馬》中，則把“服”改稱為“畿”，認為有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九畿。以上敘述的“五服”、“九服”、“九畿”等記載，都是后人杜撰的先秦時代的`行政區劃，事實上它們只是戰國時代或稍后人們地理視野不斷開闊的反映。
縣郡起源
縣的出現
前面已述，商、周王朝實行的是分封制，即“封邦建國”，各個領主在自己的封國內獨立為君主，整個商、周王朝無所謂任何行政區劃。但是，到了春秋時期，周室衰微，一些諸侯國逐漸強大，開始發展中央集權制度。他們在新開拓的疆土上不再進行分封，而由君主直接統治，為了便于統治，開始萌生了縣、郡等行政區劃的單位。
縣是中國最早出現的行政區劃單位名稱，始于春秋初期，最初設置在邊地，帶有國防作用。據現有文獻記載，最早設縣的是西方大國秦。《史記·秦本紀》曰：武公十年（前688年）“伐邽、冀戎，初縣之”；武公十一年（前687年）“初縣杜、鄭”。就是說在春秋初，秦武公在新開拓的疆域首先設立邦縣（今甘肅天水市）、冀縣（今甘肅甘谷縣），第二年又設置杜縣（今陜西杜陵縣）、鄭縣（今陜西華縣）。接著，楚、晉等國亦置縣。《左傳》載哀公十七年（前478年），子谷曰：楚文王“實縣申、息”；《左傳》載僖公三十三年（前627年）晉襄公以先茅之縣賞胥臣。楚文王在位是前689至前672年，晉襄公在位是前627至前621年。可見，在春秋前期即前7世紀，秦、楚、晉等大國已先后在新兼并的土地上置縣。在古文中，縣是古懸字。因這些新拓的疆域，遠離諸侯國的國都，懸于諸侯的采邑之外而命名。
春秋后期，各諸侯國普遍置縣，且從邊遠之地發展到內地。據《左傳》記載，宣公十一年（前598年）楚子“伐陳，……縣陳”；第二年楚伐鄭（國），鄭伯對楚子說，“使改事君，夷于九縣”（如果讓鄭國奉事君王，等同于楚國諸縣）；宣公十五年（前594年）晉侯以瓜衍之縣賞士伯；成公六年（前585年），“敗楚之二縣”；襄公二十六年（前547年），“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昭公三年（前539年），“晉之別縣（把一縣劃分為二）不惟州”；昭公五年，“韓賦七邑，皆成縣也”，“因其十家九縣……，其余四十縣”；昭公二十八年（前514年）晉吞滅祁氏、羊舌氏，“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吳國當時也已在今江蘇鎮江市設置朱方縣。正如顧炎武在《日知錄·郡縣條》所述：“春秋之世，滅人之國者，固以為縣矣。”
戰國時期，縣已成為較普遍的地方行政區劃單位。不過，春秋戰國時期的縣與以后的縣并不完全相同：一是保留著分封制的殘痕，如君主可以把縣賜送給臣子，縣尹可以世襲等；二是縣的規模相差懸殊，大的如秦、楚滅了一國置一縣，甚至滅了陳、蔡這樣的中等國家以后也以一國置一縣，小的如齊國的縣，大致是一鄉置一縣。當然，那時最多的還是以一邑之地置一縣。
郡的出現
到的最早的關于郡的記載見于《國語·晉語》。晉國公子夷吾對秦公子摯講，“君實有郡縣”。意思是說，晉國猶如秦國的郡縣。這是魯僖公九年（前651年）的事，說明秦國在公元前651年即春秋前期已置有“郡”，所以一些書說，“春秋末年以后，各國開始在邊地設郡”，“戰國時期開始出現郡”，都是不確切的。據《左傳》記載，魯哀公二年（前493年）趙簡子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以上是春秋時代僅見的“郡”名兩例，表明當時郡名還很少見。當初主要為滿足軍事防衛之需要，各諸侯國開始在邊遠地區置郡，由國君的重臣率軍駐守。
戰國時代，郡的設置增多。《史記·秦本紀》記載，惠文王十年（前328年）“魏納上郡十五縣”；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前312年）“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史記·樗里子甘茂傳》記載，秦武王三年（前308年）甘茂對秦王說：“宜陽，大縣也，……名曰縣，其實郡也。”《史記·春申君傳》楚考烈王十六年（前247年），春申君對楚王說：“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便。”《史記·匈奴傳》說，“魏有河西、上郡”，“秦有隴西、北地、上郡”，趙“置云中、雁門、代郡”，燕“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可見，戰國時各國已普遍置郡，且多置于各國的邊遠地區。
縣和郡的關系
郡、縣均出現春秋前期，但是設郡晚于設縣，而且在春秋時代郡的地位低于縣，所以才有趙簡子“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之語。這并不是縣大郡小的緣故，因為那時縣的大小懸殊，且在春秋時代郡的大小難以詳考。主要是由于郡置于邊遠荒僻之處，地廣人稀，經濟開發程度低于縣，不如縣那么富裕。
戰國時代，七雄爭霸，遍地烽火，邊地和內地、荒僻地區和富庶地區的差異縮小，而且幾個強國不斷向外拓展，所以邊郡日益增大，地位不斷提高。邊地郡大，逐步地在郡下分置數縣；內地事多，在數縣之上逐步地置郡統轄，漸漸地形成郡統縣的兩級行政區劃。“魏納上郡十五縣”，春申君報請楚王在淮北12縣置郡，“宜陽、大縣也，……名曰縣，其實郡也”等，都是確鑿的證據。看來，郡統縣制的形成不會晚于戰國中期。戰國后期，郡縣制在各國已經較為普遍地實行。可是，在整個戰國時代郡縣制始終是分封制的附庸，至秦始皇統一中國后，郡縣制才正式成為全國劃一的行政區劃。
綜上所述，商、周時期實行“分封制”，不存在行政區劃的制度，所謂“十二州”、“九州”、“五服”、“九畿”并不是當時的行政區劃，而是戰國時期和以后的一些學者的設想。中國最早的行政區劃是郡縣制，它萌生于春秋，演進于戰國，正式確立于秦代。